北京
一场比赛，23张红牌……这不是AI短剧，这是南美足球。
而且这是发生在南美职业足球比赛中的故事，故事不仅有这23位红牌主角——其中一位红牌主角，还是中超球迷熟悉的大中锋胡尔克。
故事发生在3月9日，巴西米内罗州杯赛决赛，克鲁塞罗和米内罗竞技，这都是在南美赫赫有名的俱乐部。比赛在贝洛奥里藏特进行，曾经的世界杯比赛场地。克鲁塞罗的主教练，正是前任巴西国家队主教练蒂特。决赛克鲁塞罗1比0小胜。
小胜却有着大打出手的场面。
比赛临近结束，克鲁塞罗门将艾弗森在拼抢中，将对手中场克里斯蒂安推倒在地，并且一膝盖顶到对方胸部，于是一场大争斗产生。克鲁塞罗球员上前推搡艾弗森，更多球员混入战团，一切都变得不可收拾。
可笑的是，当值裁判在比赛期间，并没有给出红牌，然而在赛后却将23名参与争斗的球员施加红牌，夺冠球队克鲁塞罗在红牌数上12比11领先……打进比赛唯一进球的若尔热也是红牌得主之一。
更荒唐的，在于这23张红牌，还不是南美足球的最高纪录——2011年阿根廷第五季联赛，有过一场记录在案的正式比赛，克雷伯尔竞技对阵阿里纳斯胜利，比赛产生了36张红牌……一场比赛场上主力22人，加上当年足球规则允许的替补，也只有32人，居然36张红牌。这被记录为世界纪录。
不过以拉美足球的复杂文化属性、以拉美足球的管理，尤其正在不断裂变的社交媒体时代腊梅足球为背景，或许单场36张红牌，都未必会是长久的“世界纪录”。
拉美盛产天才球员、拉美足球别具一格，这是几十年来关于足球文化的叙事基调。在欧洲越来越流程科班化培养人才、非洲越来越被“足球亚殖民主义”影响下，唯独拉美总能诞生一些从球技到个性都特立独行的天才、怪才。然而拉美足球从来都不能用秩序化、经济繁荣和稳定发展来定义。
乱世出英雄，或许是对拉美足球更好的描述。
在所有浪漫、奔放、狂野的色彩背后，是拉丁足球极度功利化、强烈街头风格和深度宗教渊源的文化本质。
结果至上，表象上和浪漫奔放的拉丁足球是反义词，事实上，拉美足球国家，对于结果的重视，整体文化氛围上超过很多国际地区。国家队成败，对南美国家而言尤其重要，甚至是阿根廷这种自认为是“被放逐的欧洲人”，在国际交流中挥舞自我大旗的最重要途径。巴西足球在桑塔纳“桑巴足球”于80年代铩羽世界杯后，走上了极度功利化道路，对战术打法、类型分工的钻研，开始得比欧洲主流足球联赛更早。
而在人才培养上，拉美足球依然保持着一定的街头足球风格——在非正规场地和人群环境中，自由地进行足球竞技。这是为什么弗格森温格们、在二十年前就慨叹欧洲已经没有“街头球员”了，而拉美总能培养出一些非欧洲化球员。拉美的整体城市现代化进程，落后于欧洲、北美以及东亚，在高度城市化的社会里，弗格森的原话就是：“街头已经没有踢球空间……街头全是汽车……”
相比较非洲，拉美的街头虽然也不安全，但多少能给街头足球留一些零星之处，哪怕这些空间也在萎缩中。
街头足球必须要不循规蹈矩，才能培养出创意型人才。不循规蹈矩，自然不可能遵守约定俗成的规章制度。狂野在所难免。
而深度的宗教背景、艰难的社会上升途径、经济混乱而层级板结的社会构成，是拉美社会里，许多国家和地区，戾气积压的深层原因。拉美世界为天主教所主导，相对传统的宗教约束和现代社会生活方式中，许多不可调和的矛盾，往往会让局中人更加叛逆。
阿根廷人至今还在赞美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许多阿根廷球迷绝不认为这种违规行为是违背体育精神的，他们反倒认为这是对已有秩序和规则的一次成功“逆袭”、是被隔绝在“世界主流”之外人群的一次成功起义。因为现有的秩序存在，拉美人很难觉得自己有更好的出头之地。足球场很可能是他们唯一自我证明的场所。
马拉多纳那只手，四十年来，依旧高悬在世界上很多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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