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广东暂居证这段往事，我应该有说几句话的资格

这几天，微视频平台上突然刷到大量讲述樟木头宝山工业园收容所事件，将其描述得特别神秘而恐怖，我是从那个时代经历过来的人，我想讲几句真话，还原当时的真实情况。

1996年，我辞掉国企的饭碗，来到深圳打工，经历了查暂居证以及传销这些令人发狂的年代，我想，我应该有资格讲清楚东莞樟木头宝山工业园里所发生的一些事，希望不要被某些人带节奏而成为一个政治事件。

1996年的深圳，尚有关内和关外一说，由于当时来到深圳打工的人太多，人员结构也格外复杂，故当时进关还需要办理边防证，为此也就产生了很多灰色的产业链，如“边防证”和“暂居证”等，正是由于办这些证需要辅助条件，如办暂居证要有房屋租赁合同或在企业上班的工作证等，于是，便出现了大波的流浪大军，这些人躲下水道，睡公园，他们饿了就偷，俞不到就抢，在那些年里，整个大环境的治安相当混乱，为此，本该属于派出所，治安办这些公职人员维护的秩序因为警力明显不够，就诞生出了叫“联防队”这样的组织。

组成“联防队”这种组织的人员来源基本上是派出所或治安队里的领导亲戚或亲戚的亲戚，总之，都有沾亲带故的关系，我们把这个层次的人员称为“警狗”，作为有证件的人员，其实还是不用担心这些“警狗”的随意盘问或检查，且深圳的这些“警狗”们素质还可以，即使没有带证件，只要穿着朴素，解释得体，也不会被送上铁车而拉走，本人就曾多次遇到查暂居证的“警狗”，有时带了证件，有时忘了，每次都能顺利过关，从没有被抓。相反，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很多打扮得象个“浪崽”，故常常被逮。其中也有被送到樟木头的人。

被送到樟木头的朋友，也没有象视频上某些人说的那样恐怖，那些“联防队”的“警狗”会先给你打电话的机会，1996年的深圳很多人腰间已经挂有BB机，个别有钱人用上了“爱立信”手机，如果有亲戚拿钱去赎人，大抵还是能够被释放出来，至于无亲无故且看上去就象个“浪崽”的，特别是不服从的刺头遭受皮肉之苦应该有的。

其实，正规工厂里的打工者，如果被送到了收容所，厂里也会派人过来认领，而 受苦中的大部分人确实也不是什么好鸟，这群人中多半是社会上流氓小鳖三，这些人没有亲人（部分有亲人的，也不愿意去赎），靠着在社会上行骗，恐吓，偷盗，抢劫生存，这些人渣被抓了，广东的治安当然也有好转。这也是广东为何会有那么多“联防队”的原因。

由于“联防队”的运转需要自负盈亏，国家没有这笔额外开支，于是“搞钱”也成了“联防队”除维持治安外的另一个目标，正规治安部门肯定不敢乱收费，但“联防队”就顾不了那么多，为了搞钱，就衍生出了拿钱赎人这条黑色产业链，至于那些拿不出钱来，又没有相关方认领的三无人员，送到黑厂打工抵债也就理所当然，当这些人挣够了赎身钱，“联防队”就会给他们买张火车票送回老家。

由于办暂居证的门槛很高，很多人想办而办不下来，于是催生了专门给人办暂居证这种灰色产业，又由于当时传销在广东率先出现，很多骗子利用传销组织收取办暂居证的钱而逃之夭夭，我清楚的记得1997年年初在深圳南头区就发生过大规模以办暂居证为幌子骗取钱财的案子，当时在广东一带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娼妓严重，很多女子找不到工作，就转向了卖淫，除了部分在发廓从事皮肉生意，另有部分从事暗娼交易，这也是“联防队”喜欢查暂居证的原因，那些作小姐的，如果没有“联防队”这个靠山，基本上无法正常营业，而所谓的靠山，也不过是按月上香罢了。

从90年代开始到2003年发生了孙志刚事件，暂居证这种荒唐的治安管理制度才开始逐渐消失。至于“联防队”这种组织，也就没有存活下去的理由了，说到底，所谓“联防”，不过是一群有关系的流氓通过裙带关系变成了压榨底层百姓的组织。

“联防队”的出现自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其消失也符合历史发展的规律，试想当时广东的经济发展谁都没有经验可循，几千万大军突然涌入广东，其治安就成了首要问题，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手腕进行整治，泥沙俱下的大军之中混杂了多少穷凶极恶之徒。就我所接触的老乡之中，十之三四都不是良善之辈。

那些真正在工厂打工的工人，绝大多数受到了治安的保护，至于个别的冤假错案，应该有，但也不至于因此要去否定一个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