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长待我如亲子力保我入党我却辜负期望执意返城

我叫陈建国，一九五三年生人，到一九七五年那年，我二十二岁。我们村在鲁西南一个叫陈屯的地方，四面都是盐碱地，种啥啥不长，一年到头苦哈哈的，连口饱饭都吃不上。我是家里老大，底下还有三个弟弟妹妹，爹死得早，娘一个人拉扯我们四个，日子过得比盐碱地还苦。一九七〇年，县里的国营农场来招工，我报了名，被分到了黄河农场，在渤海边上一大片盐碱滩上，种棉花。

黄河农场很大，几万亩地，一眼望不到头。场长老周，大名周德厚，四十五六岁，黑脸膛，大嗓门，走路带风，说话像吵架，但对人好，尤其对年轻人。他是在战场上打过仗的人，腿里还留着一块弹片，阴天下雨就疼，一瘸一拐的，但他从不叫苦，说比起那些埋在朝鲜的战友，他这条命是白捡的，疼点算什么。

我到农场第一天，就是老周来接的我。他开着一辆破旧的绿色拖拉机，突突突地冒着黑烟，从远处开过来，像一头喘着粗气的老牛。他跳下车，拍了拍身上的土，打量了我一眼，说：“你就是陈建国？”我说是。他说：“细皮嫩肉的，能干活吗？”我说能。他说：“行，跟我走。”他把我的铺盖卷扔上车斗，我爬上去，坐在铺盖卷上，拖拉机突突突地开了，颠得我屁股生疼。他坐在驾驶座上，背对着我，风吹着他的头发，花白的，像秋天里的芦苇。

农场的生活很苦。春天播种，夏天锄草，秋天摘棉，冬天挖渠。一天到晚在地里，风吹日晒，手上磨出了茧子，脸上脱了几层皮。我瘦了，黑了，但结实了。老周对我很照顾，干活的时候把我带在身边，教我开拖拉机，教我辨土质，教我估产量。他说：“你是高中毕业，有文化，学东西快，以后农场就需要你这样的人才。”我听了心里热乎乎的，觉得这地方虽然苦，但有奔头。

第一年年底，老周找我谈话。他坐在场部的办公室里，面前摊着一份表格，手里夹着一根烟，烟雾缭绕，模糊了他的脸。

“建国，你入党吧。”他说。

我愣了一下，入党？我从没想过。我家成分不好，爷爷那辈当过小地主，虽然到我爹那辈已经败落了，但这成分就像影子，甩不掉。在学校的时候，我想过入团，人家说成分不好，没资格。后来我就不想了，不想了就不难受了。

“周场长，我成分不好。”我说。

“什么成分？”

“我爷爷是地主。”

老周吸了口烟，吐出来，烟雾在空气中慢慢散开，像一朵灰色的云。他弹了弹烟灰，说：“你爷爷是你爷爷，你是你。你表现好，我就推荐你。成分不是问题，问题是你的态度。”

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不是感动，是那种被人看见了的、从心底深处涌上来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在农场这一年，我干的活不比别人少，吃的苦不比别人少，流的汗不比别人少。但我从没想过入党，不是因为我不想，是因为我不敢想。他替我想了。

我写了入党申请书，交上去，老周看了，说写得不错，但还得改。他帮我改，一句一句地改，有些话我说不清楚，他帮我说清楚；有些道理我不懂，他讲给我听。他讲的时候很耐心，不像平时说话那样大声，声音放低了，放慢了，像在跟自己的孩子说话。

“建国，入党不是为别的，是为了有个方向。人活着，得知道自己为什么活。你爹走得早，你娘不容易，你以后的路得自己走。入了党，你就有组织了，组织会帮你，你也要帮别人。”

我听着，点头，心里热热的，像有一团火在烧。那团火不大，但暖，暖得人想哭。

一九七三年秋天，老周又找我谈话。他说：“建国，你的入党申请，上级批了。下个月开支部大会，你准备一下。”

我高兴得一宿没睡着。躺在铺上，翻来覆去地，想了很多。想我爹，想我娘，想陈屯那个穷地方，想农场的那些日子，想老周。老周对我好，像对自己儿子一样好。我爹走的时候我才十二岁，很多年没有长辈对我这么好了。他教我干活，教我做人，教我写申请书，教我入党。他不是我爹，但比我爹还像爹。

支部大会开得很顺利。老周介绍我，说了我很多好话，有些我自己都不知道。他说我吃苦耐劳，说我有文化，说我团结同志，说我积极向组织靠拢。他说这些的时候，眼睛亮亮的，像在夸自己的孩子。党员们举了手，全票通过。我站起来，鞠了个躬，想说谢谢，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说不出来。老周走过来，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好好干。”那一下不重，但很暖，像冬天的炉火。

入党后，我干得更起劲了。老周让我当了一队的副队长，管着三十多号人。我每天起得比谁都早，睡得比谁都晚，带着大家干活，从不叫苦。老周看在眼里，逢人就夸：“建国这孩子，行！”我听了，心里美滋滋的，觉得这辈子就在农场干了，哪也不去了。

一九七五年，政策变了。知青可以返城了。消息传来的时候，农场炸开了锅。那些从城里来的年轻人，一个个像打了鸡血似的，收拾行李，办手续，买票，走人。农场的拖拉机、马车、自行车，全派上了用场，一趟一趟地往火车站送人。场部大院里，到处都是告别的声音，有的哭，有的笑，有的抱在一起不撒手，有的头也不回地走了。

我不是知青，我是农场招的工，不在这批返城政策里。但政策松动后，机会多了。省城的一家工厂来招工，条件是党员、高中文化、有基层管理经验。这些我都有。我偷偷报了名，没跟老周说。不是不想说，是不敢说。他对我那么好，力保我入党，把我当亲儿子待，我却想走。这话说不出口。

厂里来了通知，让我去面试。我请了假，坐火车去了省城。面试很顺利，厂里对我的条件很满意，说随时可以来上班。我拿着录用通知书，在省城的街上走了很久。城里的路很宽，楼很高，灯很亮，人不认识人，车不让人。这不是我的地方，但这里有我想要的东西——工资高，待遇好，有发展前途，能让我娘过上好日子，能让弟弟妹妹念上书。

回到农场，我把录用通知书藏在了枕头底下，不敢拿出来。老周见了我，问：“请假去哪了？”我说：“去省城看个同学。”他没再问，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话，但他没说。

那些天，我睡不着觉。躺在铺上，翻来覆去地想。想走，对不起老周；不走，对不起自己。走，是对不起恩人；不走，是对不起人生。这种纠结像两根绳子，一左一右地拽着我的心，拽得生疼，拽得我喘不过气。

我想起我娘。她一个人拉扯我们四个，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我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我爹走的时候，她才三十八岁，有人劝她再嫁，她不嫁，说怕我们受委屈。她一个人在陈屯那个穷地方，种地，喂猪，养鸡，供我们念书。她的头发白得早，四十不到就全白了；腰弯得早，五十不到就直不起来了。她这辈子没过过一天好日子。我想让她过上好日子，不想让她老了还在地里刨食。

我想起弟弟妹妹。大弟念高中，成绩好，老师说能考上大学。二弟念初中，不爱念书，想学手艺。小妹还小，刚上小学。他们都需要钱，需要很多钱。我在农场一个月工资三十八块六，够吃饭，够买烟，但不够供他们念书。去省城工厂，工资能翻倍，还能有奖金，还能分房子。那些钱，能让我娘过上好日子，能让弟弟妹妹念上书，能让我对得起这个家。

我又想起老周。他对我的好，一件一件地浮上来，像水里的气泡，咕嘟咕嘟地往上冒，挡不住。他来接我的那天，开着他那辆破拖拉机，突突突地冒着黑烟，说“细皮嫩肉的，能干活吗”。他教我开拖拉机，我笨，学不会，他不急，一遍一遍地教，骂我“笨死了”，但骂完了又笑，说“再来”。他帮我改入党申请书，一句一句地改，有的地方改了好几遍，他不烦，说“入党是大事，马虎不得”。他拍着我的肩膀说“好好干”，那一下不重，但很暖，暖了这么多年。

我欠他的，这辈子还不完。

那些天，老周似乎察觉到了什么。他找我谈话的次数多了，说的都是些家常话，不咸不淡的。他说农场的规划，说要在东边开一片新地，种果树；说要在西边建个养猪场，自己育肥；说要在场部盖一栋新楼，让大家住得好一点。他说这些的时候，眼睛里有光，那种光不是年轻人的光，是老年人的光，不刺眼，但亮，亮得人心慌。

“建国，你以后就是农场的骨干了，好好干，前途无量。”他说。

我低下头，不敢看他的眼睛。“嗯”了一声，声音小得像蚊子叫。

他大概听出了我心里的犹豫，没再说什么，拍了拍我的肩膀，走了。我看着他的背影，他的腿有点瘸，阴天疼的，走得一瘸一拐的，但他走得很快，背挺得很直，像一棵被风吹弯了又直起来的老树。

我决定了。走。

走的那天，是个阴天。天灰蒙蒙的，像蒙了一层灰布，压得很低，压得人喘不过气。我收拾好行李，没多少东西，一个帆布包，一个铺盖卷，几本书，几件换洗衣服。我把枕头底下那份录用通知书拿出来，看了最后一眼，装进了口袋里。走出宿舍门的时候，我停了一下，回过头，看了一眼那间住了五年的屋子。土坯墙，泥地面，木窗户，纸糊的顶棚，墙角有蜘蛛网，床板吱呀吱呀响。破，但住了五年，有感情了。感情这东西，不值钱，但割的时候会疼。

我去场部找老周。他不在，办公室门锁着。我问他去哪了，有人说去地里了。我走到地里，远远地看见他站在一片棉花地头，背对着我，手背在身后，像一棵种在地里的老树。我走过去，站在他身后，叫了声“周场长”。

他没回头。

“我要走了。”我说。

他转过身，看着我。他的脸上没有表情，眼睛很平，平得像一面没有风的湖，看不见底，看不见波纹，看不见任何东西。他看了我几秒钟，那几秒钟很长，长得我能听见风从棉花地里吹过去的声音，沙沙沙的，像一个人在叹气。

“去哪？”他问。

“省城，工厂招工，我考上了。”

“什么时候走？”

“今天。”

他点了点头，没说别的。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点上，吸了一口，吐出来。烟雾在风中很快散了，像没存在过。

“周场长，我对不起你。”

“有什么对不起的，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你有好去处，我替你高兴。”

他的声音很平，平得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或者“棉花该打杈了”。但我知道他不高兴，他高兴的时候嗓门大，说话像吵架，今天他的声音很小，小得像蚊子叫。

“入党的事，谢谢你。”我说。

“不用谢，是你自己表现好。”

“你对我好，我知道。”

“知道就好。”

风又吹过来，棉花地里的叶子哗啦哗啦地响，像在说什么。他吸了口烟，咳嗽了两声，弯着腰，咳得很厉害，脸涨得通红。我伸手想拍他的背，他躲开了。

“走吧，别赶不上车。”他说。

我站着没动。他挥了挥手，像在赶一只苍蝇，又像在跟什么告别。

“走吧。”

我转过身，走了。走了几步，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他还站在那里，手背在身后，像一棵种在地里的老树。烟还在他手里，烟头一明一暗的，像一个人在黑暗中努力地、一次又一次地想要照亮什么。风把他的头发吹乱了，花白的，像秋天里的芦苇。他的腿瘸着，身体微微歪着，但他站得很直，像一棵被风吹弯了又直起来的老树，枝干已经弯了，叶子已经掉了，但根还在土里，死死地抓着，不肯倒。

我没再回头，大步往前走。眼泪掉下来了，我没有擦。风把它吹干了，又流下来，又吹干，又流。脸上的皮肤绷得紧紧的，像蒙了一层浆糊，干了，硬了，笑不出来也哭不出来了。

到了省城，我进了工厂，从技术员干起，一步一个脚印，后来当了车间主任，再后来当了副厂长。我结了婚，有了孩子，把娘接来住，把弟弟妹妹供出了头。日子过得不算大富大贵，但比在农场强多了。我以为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以为这就是对的。但每当夜深人静，我总会想起农场，想起老周，想起那片一眼望不到头的棉花地，想起他拍着我肩膀说“好好干”时手心的温度。那些记忆像影子，甩不掉，忘不了，在某个瞬间忽然浮上来，咬一口，疼一下，又沉下去。

我回去看过他几次。第一次是一九八〇年，我带着老婆回去的。农场变化不大，但老周老了。头发全白了，背更驼了，腿更瘸了。他看见我，笑了，那笑容跟以前不一样了，不是那种很大声的、像吵架一样的笑，是那种很轻的、很淡的、像秋天水面上的波纹一样的笑，荡一下就没了。

“回来了？”他说。

“回来了。”

“这是你媳妇？”

“嗯，叫秀兰。”

“好，好。”他点了点头，看了看我老婆，又看了看我，说，“像你，像你年轻时候。”

我们在他家吃了顿饭，他老伴做的，菜不多，但很用心，炖了一只鸡，炒了几个鸡蛋，烙了葱油饼。他吃的不多，喝了点酒，脸红了，话多了。说起农场的事，说东边那片果园丰收了，苹果又大又红；说西边那个养猪场出栏了，猪又肥又壮；说场部那栋新楼盖起来了，大家住上了楼房。他说这些的时候，眼睛里有光，那种光不是年轻人才有的那种亮，是经过了很多事、看过了很多人、被生活磨过了很多次但还没有磨钝的那种亮。

“建国，你走对了。”他忽然说。

我愣了一下。

“农场留不住你，你该走。你走了，才有今天。你不走，就是个种地的，可惜了。”

“周场长，我不走也能种地。”

“种地有什么不好？我就是种地的。但你不是种地的料，你是干大事的。我早就看出来了，留不住你，不如放你走。”

我端着酒杯，手在抖。酒洒出来，落在手指上，凉凉的，像眼泪。

“周场长，我欠你的。”

“不欠。你欠的是你爹你娘，不是我。”

第二次回去，是一九九〇年。老周退休了，在场部后面的一排平房里住着。他老伴走了，脑溢血，走得很突然，早上还好好的，中午人就不行了。老周一个人住，屋里很干净，但冷清，冷清得像一座坟墓。他坐在院子里晒太阳，闭着眼睛，像睡着了。我走过去，叫了声“周场长”，他睁开眼，看了我几秒钟，才认出我来。

“建国，你来了。”

“来了。”

“坐。”

我坐在他旁边，阳光照在我们身上，暖洋洋的，像小时候躺在麦草垛上晒太阳的感觉。他的头发全白了，稀稀疏疏的，头皮露了出来，青色的血管在薄薄的皮肤下若隐若现。他的手搭在膝盖上，手背上全是老年斑，指甲发黄，厚得像小贝壳。

“周场长，你身体还好吗？”

“好，能吃能睡，死不了。”

“腿还疼吗？”

“老毛病了，不碍事。”

我们从下午聊到傍晚，聊了很多，聊农场，聊省城，聊他的过去，聊我的现在。他说他这辈子最得意的事，不是打了多少仗，不是当了多大官，是带出了一批好徒弟。他说建国你是最好的一个，你入党那年，我高兴得一宿没睡。我说我知道，我也是。他笑了，笑得很开心，像一个小孩子得到了盼望已久的礼物。

临走的时候，他送我到门口，站在夕阳里，夕阳照在他身上，他的影子很长，很长，像一棵种在地里的老树，枝干已经弯了，叶子已经掉了，但根还在土里，死死地抓着，不肯倒。

“建国，你以后别来了。”

“为什么？”

“来一次，少一次。我受不了。”

我看着他，他的眼眶红了，但没有掉眼泪。他转过身，走进了屋，门关上了。我站在门口，看着那扇关上的门，站了很久。门没有开，他没有出来。

第三次，是一九九八年。老周走了。脑溢血，跟他老伴一样，走得很突然。我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厂里开会，挂了电话，我跟厂长请了假，买了当天的火车票，赶了回去。到农场的时候，灵堂已经搭好了，他的遗像放在中间，黑白的，他穿着军装，年轻，精神，眼睛很亮。我跪在灵前，磕了三个头，哭不出来。不是不难过，是难过到极致，反而哭不出来了。眼泪在眼眶里转，转了很久，就是掉不下来，像一个人在悬崖边上站了很久，想跳又不敢跳，想退又没地方退。

他的儿子走过来，拉着我的手，说：“陈哥，我爸走之前，念叨过你。”我问念叨什么，他说：“我爸说，建国是好人，我没看错人。”

我的眼泪终于下来了。不是一滴一滴的，是决堤的，止不住的，像被人拧开了水龙头一样的。我蹲在地上，捂着脸，哭得浑身发抖。旁边有人来拉我，说“别哭了，人走了，哭也哭不回来了”。我听了，哭得更厉害了。我知道哭不回来了，但我忍不住。有些眼泪不是为别人流的，是为自己流的。为那些回不去的日子，为那些说不出口的话，为那些欠了还不完的债。

他的墓地在农场东边的一片高地上，旁边是一片棉田。下葬那天，天很蓝，云很白，风吹过来，棉花叶子哗啦哗啦地响，像在唱一首歌。我站在墓前，看着棺材慢慢放下去，土一锹一锹地填上去，越填越高，越填越满，最后堆成了一个坟包，新鲜的黄土，在阳光下黄得刺眼。

我蹲下来，用手把坟包上的土拍了拍，拍平了，拍实了。土是湿的，凉的，沾在手心上，黑黑的，洗不掉。我站起来，看着那块墓碑，上面刻着他的名字，周德厚，下面刻着生卒年份，一九二九到一九九八。

六十九岁。不算老，但也不年轻了。他这一辈子，打过仗，种过地，带过徒弟，管过农场。他没过过什么好日子，但他活得踏实，活得有劲儿，活得让人记了一辈子。

我对着墓碑鞠了三个躬，说了声“周场长，我走了”。然后转过身，走了。走了几步，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坟包在阳光下黄得刺眼，像他活着的时候，秋天里站在棉花地头，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军装，背着手，看着远方。远方有什么？有他走过的路，有他打过的仗，有他种过的地，有他带过的兵，有他教过的徒弟。那些东西都不在了，但他还在，在我心里，在那些被他拍过肩膀的人心里。

我转过身，没再回头。大步往前走，风从后面吹过来，推着我的背，像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说，走吧，别回头。

我没回头，但我听见了。风里有他的声音，很远，很轻，像隔着一层什么东西——“建国，好好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