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出《大唐狄公案》的高罗佩，如何与中国文化结缘

高罗佩与中国的联系并不止《大唐狄公案》。这位来自荷兰的汉学家自幼便对中国有着浓厚兴趣，他在中国学习古琴，练习书法，还曾在抗日战争时期抵达重庆工作。从对汉字感兴趣，到写出《大唐狄公案》，高罗佩在这段人生中也经历了众多波折。

本文内容出自新京报·书评周刊4月10日专题《“旁门左道”的汉学家：高罗佩与狄公案》B02-03版。

B01「主题」“旁门左道”的汉学家：高罗佩与狄公案

B02-03「主题」高罗佩的中国记录

B04-05「主题」一个荷兰人如何把中国公案小说变成了全球现象

B06-07「历史」《真事隐》“九子夺嫡”背后的“真事隐”与“假语存”

B08「中文学术书摘」民法与社会文摘两则

撰文丨宫子

性情自从拳脚出

高罗佩对东方文化的兴趣可以说是家族文化的一部分。他的祖父威廉·雅各布斯·范·古利克便在从事电气工作的同时迷上了东方文化——虽然仅限于宗教转世之类的传说，而他的父亲（同样也叫威廉·雅各布斯·范·古利克）则在大学毕业入伍时加入了荷属东印度皇家军医署。他的父母在荷属东印度工作生活了12年，并在此期间生下了四个孩子，但不巧的是，就在高罗佩出生的1910年的前一年，他的父亲结束了荷属东印度的工作，全家搬回了荷兰聚特芬。于是，高罗佩在小时候对于遥远迷人的东亚风情几乎只有眼馋的份。他的哥哥们不断讲述着荷属东印度的景色，白色的墙壁，阳台上种植的奇花异草，冲凉的长柄水瓢，乘凉的蜡染布短裤……他的父亲还在当地获得了一个“哥萨克人威廉”的绰号。这些遥远的故事让小高罗佩意乱神迷，然而由于父亲在殖民地的工作已经结束，他便只能跟随家人生活在荷兰，观赏哥哥们饲养的刺猬和蜥蜴来解闷。

转机发生在1914年。在回国五年后，高罗佩的父亲再次获得了前往荷属东印度就职的机会。为了安排工作，高罗佩的父亲提前只身一人出发，一年之后，他在殖民地晋升为上校与军医署署长，才将全家搬到了荷属东印度的首都巴达维亚。起初，搬到荷属东印度的高罗佩并不适应东南亚的气候，频繁患病，不过当疾病痊愈后，小高罗佩迅速热爱上了这块东方的新天地。在爪哇读小学的这几年，是高罗佩人生中一段非常愉悦的时光。他不太能记得童年时荷兰住宅的模样，但是在爪哇生活过的住宅时隔若干年后仍旧历历在目，大花园里种植了满满的果树，还有各种动物，客厅里摆放着父亲收藏的印尼兵器与中国瓷器。在上学的时间里，高罗佩也迅速和当地小孩子融为一体。他身材健壮，性格合群，非常受小孩子们欢迎。同时，足球也成为了高罗佩第二喜欢的运动。

《漫逐浮云到此乡：高罗佩传》

作者：（荷兰）巴嘉迪　万连琴

译者：张凌

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26年3月

至于小高罗佩第一喜欢的运动，听来则有些令人惊讶——那就是打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打架几乎是小孩子们的一种社交方式。高罗佩虽然身材健壮，但起初缺乏技巧，经常被其他小孩子打得鼻青脸肿。于是高罗佩开始跟着当地的小孩子练习班卡西拉（一种当地武术），放学后参加比武，接受挑战。小孩子们打架的方式非常原始，比如在小高罗佩骑自行车的时候，有几个小孩子向他挑衅，问他这个胖子为什么盯着自己，小高罗佩也不废话，直接停下自行车说“明天下午四点钟，去旧城堡”。这就是约架的全过程。

无论是在汉学家还是在作家中，拥有此种爱好的人都十分罕见。童年在印尼的摸爬滚打让高罗佩养成了一种豪爽的性格，在小高罗佩看来，打架几乎就是一种普遍的社交方式。而当他回到荷兰上学后，由于欧洲学校将打架视为野蛮孩子才会做的事情，因此在遥远东方练就了一身本领的高罗佩面对荷兰同学完全是降维打击。当高罗佩在1923年跟随家人回到荷兰奈梅亨上高级中学时，他简直看不起身边的同学，觉得他们又不禁打，又性格保守——在谈及青少年懵懂的性事时，荷兰男生总是窃笑，而在东南亚生活过的高罗佩则认为这是一个非常自然且开放的事情。面对这种窃笑，高罗佩自然是一顿拳脚招呼。作为“校园霸凌者”，高罗佩却并不欺负弱小。他用自己一身的格斗本领保护了一位叫作施尼特格尔的同学，这个同学由于身材瘦弱且患有兔唇而遭到嘲笑，面对此种情景，高罗佩挺身而出保护了这位同学。

高罗佩，原名罗伯特·汉斯·范·古利克。1910年出生于荷兰，后成为汉学家以及《大唐狄公案》的作者。在1967年，高罗佩因病去世，去世前他抓紧最后的时间完成了著作《长臂猿考》，他在这本书中论述了这种中国独有的灵长类动物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图为高罗佩与长臂猿金佳的留影。（高罗佩家族提供）

荷属东印度的童年经历让高罗佩孕育出了一种带有原始野性的性格——这一点在他成年之后乃至从事学术研究和写作时都会得以体现。他完全不受规则约束，随心所向，他同时喜欢打架、足球和爪哇的皮影戏，在收集皮影戏资料的过程中对东方文化产生浓厚兴趣，但他同时又不喜欢在爪哇当地非常流行的放风筝比赛，觉得那很无聊。他喜欢动物，因此厌恶打猎，但又喜欢背着父母偷偷去城里买气枪、去丛林危险地带冒险的刺激感。这也难怪当高罗佩回到荷兰后，他仍旧对东方生活念念不忘。他开始学习汉语、日语、藏文和梵文，想着有朝一日再次踏上那片向往的东方。但对一个中学生来说，他似乎在这方面的精力投入过多。十五岁时，由于耗费过多时间学习中文，导致高罗佩的其他成绩一塌糊涂，最终留级，用了七年时间才读完了中学。此时，十五岁的高罗佩已经长到了1米83，身材高大，爱好古怪，热衷于钻研东方文化和语言，同时也喜欢喝啤酒和打台球。面对这样一个青少年，无论是他的校长还是父母，谁也猜不透他未来将会走向何方。

梦断乱局无奈何

在十五岁之前，高罗佩只是对泛东亚文化感兴趣，但从十五岁开始，他的浓烈兴趣准确地转向了中国文化，并且在这段时间就给自己取了中文名高罗佩——“高”代表姓氏“古利克”，“罗佩”则是在发音上接近“罗伯特”。关于高罗佩对中国文化突然产生的兴趣，据说来自他在爪哇的经历，当时走在沙滩上的高罗佩看到了路边的汉字招牌，在华人店主的解释下，高罗佩立刻发现汉字是一种能由单字产生无限自由组合的语言。相比于他已经掌握不少的马来语和爪哇语，汉语明显具有更高的难度，被这一经历激发了好学心的高罗佩在回到荷兰后，就一直想着花时间学习传统中文。但在荷兰，完全不存在中文教师，最终在高罗佩刊登了广告后，一个在荷兰念农学的中国留学生前来应聘，高罗佩便从此开始正式学习中文。很快，高罗佩就展现出了在语言方面的天赋。当高罗佩进入高中时，由于已经学习过中文，荷兰高中课程中的其他语言课诸如希腊语、拉丁语、法语、德语、英语等等对高罗佩来说都变得不再困难。他在偶然的情况下遇到了荷兰的著名语言学家乌伦贝克，后者也立刻发现了高罗佩的语言天赋，开始为高罗佩授课。1930年，高罗佩进入莱顿大学攻读文学系和法律系，开始在大学中发挥自己的语言学天赋——以及离经叛道的天赋。

高罗佩手录的晚清诗人樊增祥诗作。

在彼时的荷兰，大学生们普遍过着一种波希米亚式的生活，在校园外寻欢作乐，离开宿舍搬到校外的出租屋居住都是常事，但在这批人里，高罗佩依旧是极为特立独行的那一个。在大学时期，高罗佩选择与一位比自己年长18岁，且带有一个7岁孩子的寡妇同居。这个名叫奈丽·雷姆莎的女人是一位考古学家的遗孀，两人在莱顿大学的图书馆相识，而后共同居住了五年。在这段时间里，高罗佩沉浸于古老东方的艺术收藏与语言学习，通过了中文主修和日文辅修的学位考试，完成了非常严肃的学术论文——然而，高罗佩的志向并不在于此。在进入莱顿大学之前，高罗佩的父母以及发掘他天赋的乌伦贝克教授都认为他会在学术中发挥自己的天赋，最终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语言学家，成为一名大学教授。而高罗佩进入莱顿大学的目的并非如此，他在路上看到了一则荷兰政府颁发的荷属东印度的培养计划，应征者将会先在莱顿大学学习三年的中文和日文，而后再由政府出资前往中国一年，最后将会在荷属东印度的远东事务办公室任职。高罗佩意识到这才是他真正想要从事的职业，不是一个书斋里的语言学家，而是“深入了解那些使用这些语言的人”，“坦率来说，比起教书，我更热爱学习，因为缺乏成为一位优秀教授的重要素质”。这个决定让乌伦贝克教授和高罗佩的父母都感到十分惊讶，但在诚恳的谈话后，他们最终都理解了高罗佩的选择。转眼之间，高罗佩已经完成了大学的学业，1935年，他与雷姆莎告别，踏上了心仪已久的前往中国与日本的列车。

高罗佩绘增程午嘉，1947年春。（严晓星提供）

然而，此时的中国，已经不是高罗佩梦想中的那个国度了。

“哈尔滨令我感到震惊和困惑，在阴沉惨淡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里，这是一座最阴沉惨淡的城市……我住在洞穴一般的马迭尔宾馆中……从旁漠观的则是衣着邋遢、举止粗野的中国士兵和衣冠笔挺、态度傲慢的日本宪兵……酒吧里挤满了粗俗的俄罗斯妓女……那些在自家花园里吟诗作赋、温文尔雅的中国文士们在哪里？纤巧秀丽的淑女们又在哪里呢？这真是一场可怕的幻灭。”

以上便是高罗佩初次抵达中国哈尔滨时留下的记录。很明显，尽管高罗佩对中国文化和东方国家非常入迷，但对于当时东亚地区的紧张局势了解甚少。他完全没有意识到当时的哈尔滨已经成为一座被占据的城市，时隔多年之后，对东亚局势有了更多了解的高罗佩才再一次在日记中感慨：

“随着日本军队的进入，中国士绅全都南下避乱。强奸和绑架时常发生，导致留在当地的少数中国淑女足不出户。”

在哈尔滨短暂驻留了一段时间后，高罗佩便被派往位于日本的荷兰外交部工作。此时是1935年，日本的全面侵略战争即将开始，世界的战争局势也变得更加紧张，而身处日本的高罗佩也即将目睹这段历史。

古琴声中寻知音

“1936- 02- 26：早上五点半，军人事变爆发，高桥、渡边等人被杀。讲座结束后去了东京俱乐部，去找法比尤斯，然后同去帝国酒店。”

这是一段颇像卡夫卡日记的高罗佩日记，难以想象它记载的是对日本历史走向影响巨大的“二·二六事件”。这一事件导致日本皇道派势力衰落，军方势力大增，整个日本上下开始彻底走上法西斯道路。但对于这件事寥寥数笔的记载，确实体现出了高罗佩对政治局势的发展并没有太多的关心——他在日记中还记录过不少政治事件，而这些事件看上去丝毫没有影响他的心绪。事实上，当时的荷兰政府对于日本局势都缺乏关注，当日本进行海上扩张时，荷兰当局认为相比于加强海军法，修改法律允许蛋糕店在安息日开张、解决国内的面包需求要更加重要。高罗佩在公使馆里的记录大部分内容也都是他的语言学习、诗歌写作、书法练习、生活艳遇以及与上级帕布斯特的矛盾不和。高罗佩在回忆二战时期时曾表示，“对于日本将会从南边还是北边进攻，我们一无所知”，他认为自己的研究要远比公使馆的工作重要，并且在1936年找到了一个“出差”的绝妙理由，终于为自己争取到了前往荷兰驻北京公使馆工作的机会。

高罗佩旧藏古琴“无名”（莱顿国家民族学博物馆提供）

高罗佩在北京待的时间并不长，只有半年不到，但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进入北京的高罗佩感觉自己简直抵达了文化的天堂。在抵达北京之后，高罗佩当天先见了几个中国朋友，和一些汉学家以及公使馆人员品尝中餐，然后在下午就直奔以古玩店和旧书店闻名的琉璃厂。他在北京寻找藏文书籍学习藏语，白天品尝北京烤鸭和其他中国美食，和友人谈论书法，晚上他则待在中国茶馆里，而最重要的是，在这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高罗佩以难以置信的精力，跟随古琴大师叶诗梦学会了中国古琴。高罗佩对中国古琴有着近乎痴迷的情结，他在出差结束的前一天上完了最后一堂古琴课，在工作结束回到日本后，高罗佩立刻重新规划了自己的生活。他在东京找人打造了古琴桌，在日本找到中国琴师继续学习古琴，还向中国、日本两地的旧书商重金搜求有关古琴的文献。他在长崎举办了“中国雅乐及其东传日本”讲座，研究中国音乐对日本文化的影响，还撰写了《琴道》和《嵇康及其 <琴赋> 》两本学术专著。在古琴方面，高罗佩渐渐成了一名全能型的专家，他不仅十分看重古琴的文化含义，研究古琴所蕴含的中国文人气质，还对古琴的技术细节深有研究，包括哪一类古琴应该使用哪一种木头制作，琴弦使用哪一种丝以及对应的粗细尺寸，琴身应该涂什么样的漆，所有与古琴相关的知识高罗佩都十分精通，在一段时间里，他还曾帮助中国琴师和美国汉学家维修古琴。

可惜的是，高罗佩费力搜索的中国古琴书籍以及手稿，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被日军摧毁。当高罗佩醉心于古琴时，世界已经遍布战争阴云，1940年5月德国正式入侵荷兰，高罗佩在公使馆的工作量骤增，他每天负责大量文件的解码工作，同时在间隙写完了研究中国鬼谷子的文章。在高罗佩的日记中，他认为自己从事的那些乏味解码工作对于自己真正的工作而言是一种“拖累”。然而，这种间隙研究的日子也没能持续太久，1941年12月，日本对荷属东印度宣战，1942年3月，荷属东印度向日本投降，公使馆关闭，高罗佩跟随同事们一起撤离日本。按照要求，每个撤离人员只能携带一个皮箱的物品。在收拾物品的过程中，高罗佩为了在船上解闷，随手带了几本中文书。其中有一册小开本的狄仁杰公案小说。高罗佩只是随手将它塞进了皮箱，而且直到一年多后才翻开这本书阅读。当时的他还没意识到，这个中国古代的公案小说将会对他的创作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重庆三年难忘怀

1942年，在离开日本之后，作为外交部人员的高罗佩又被分配到了埃及、东非和印度等地工作。1942年11月，荷兰外交部再次给高罗佩写信，要求他前往蒙巴萨任职。这封信终于激怒了高罗佩，他回信表示完全不理解为什么要将自己派往这些地区，“一个被上帝抛弃的地方，能看到的只是水手、黑人和三等印度人、阿拉伯人，完全没有文化”。他认为自己的学识应该被用到正确的地方。最终，在高罗佩提出抗议之后，外交部重新任命，将高罗佩派往了他最想去的地方：中国重庆。

1943年3月，高罗佩乘坐飞机，经由驼峰航线抵达重庆。在重庆，高罗佩终于过上了梦想中的中国式生活。他加入了大量文学社团，加入了“天风琴社”，继续和中国人探讨古琴。根据当时的外交官与学者陈之迈的回忆，高罗佩在重庆时，每次参加社交聚会都会带上自己的古琴，“我清楚地记得，有一个炎夏之夜，我们在嘉陵江边吃饭，众人大快朵颐之后，高罗佩弹奏了古曲《高山流水》”。同时，高罗佩的写作也非常有古风，他一直使用传统的中国书面语，拒绝用白话文写作。除此之外，高罗佩十分热情地与中国学者们谈论佛教，品茶，练习书法，下棋。没过多久，高罗佩还在重庆找到了自己的一生挚爱——在日本侵占北京后，跟随学生撤离到重庆的北京姑娘水世芳。两个人在1943年的夏天相识，而后在同年的9月份宣布订婚。对于这桩婚事，荷兰外交部立刻表示同意，但在国内的水家遇到了很大困难。由于水世芳的父亲滞留在被日军占领的北京，无法联系，作为代表的水家族长明确表示拒绝这个玷污门楣的婚事。最后还是中国官方出手，通过特工联系到了留在北京的水世芳父亲，对方表示对女儿的婚事完全没有反对意见，两个人才得以在教堂成婚。在水世芳眼里，高罗佩完全不是一个外国人，“从我们认识直到他临终，他没有一天断过练字；他最爱吃‘元盅腊肠’，喜欢吃四川菜，他实在是个中国人”。

高罗佩与水世芳。

高罗佩在战时重庆一共待了三年，对重庆的生活，他感到相当满意。除了很多时候需要躲入防空洞避开日军轰炸外，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学习中国文化和从事研究。无论是他的自传还是私人日记，他都没有提及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形势，这放在高罗佩身上并不奇怪。早在日本的时候，他对待政治局势的态度也是如此，晚年回忆时，高罗佩曾说当自己早年身处日本时，完全就是生活在“傻瓜的天堂”中，他和周围的荷兰人都对日本正在发生的政治动荡缺乏敏感，而且天真地认为日本很快就会战败。他更多的精力还是投入到了自己最感兴趣的艺术文化研究，另一部分精力则用于处理本职的日常工作。值得一提的是，来到重庆后的高罗佩彻底告别了往昔处处留情的浪子形象。

在高罗佩留下的一些官方报告资料中，我们能看到他矛盾的一面。一方面，高罗佩积极地支持中国抗战，并且敏锐地指出了一些当时中国抗战存在的问题，“如果完全从中国人的视角来看（美国人几乎从未听过）……蒋介石坚信日本迟早会遭遇彻底的失败……在日本人被赶出中国后，他必须让自己的军队保持完好无损……当中国的大片领土落入日本人手中时，他不能过于卖力地抗日……实际上在抗日过程中扮演一个完全消极的角色”，他还怀疑国民政府可能与日本人达成过某种秘密协议，同时也在争取让美国人增加投往重庆的空军，帮助中国抗日。但另一方面，高罗佩又是一个坚持殖民主义的人，他知道中国肯定会胜利，同时成为东亚地区的领袖，但这会对荷兰“收复”荷属东印度极为不利，他建议荷兰政府增加荷属东印度地区对日作战的兵力，“如果我们能在荷属东印度的战争中投入最多兵力，就能获得收回权利的合理机会”。

毕竟，高罗佩是个绝不擅长政治工作的人。他是一个热爱中国艺术和文化研究的学者，是一个将中国公案小说带给世界读者的作家——只有在后者的身份中，他才能感受到彻底的、无需顾忌的自由。

我是狄公谁是我

“狄公就是我”。

十几年后，已经写出《大唐狄公案》的高罗佩会在酒吧里喝下几杯杜松子酒后，如此低声对自己的朋友说道。

1943年，终于翻开那本狄公案的高罗佩在阅读后立刻被精彩的情节吸引，他在中国多方打探有关这本书的信息，但只获知这本书已经流传了数百年且从未有人知道具体作者。1949年，在战争结束之后，高罗佩终于抽出了大量的时间，将这本来自中国的狄公案翻译成了英文，并冒着风险私人印刷了一千多册。据高罗佩的日记所言，他要自行出版这本书，完全是因为图书市场上充斥着大量三流的、来自日本与芝加哥的侦探小说，他想要向读者们展示下什么是精彩的中国公案小说。出版之后，高罗佩还联系了一些中国和日本的作家，询问他们是否有意愿在当下续写狄公案，但联系的作家都以这个题材缺乏异国情调为由表示了婉拒。既然没人愿意续写，那么高罗佩便只好亲自动笔。

高罗佩绘赠金问源，1945年春。（严晓星提供）

1950年，高罗佩写出了《大唐狄公案》的第一本书——《铜钟案》。从此开始了《大唐狄公案》系列的创作。在中国公案小说所塑造的狄仁杰身上，高罗佩无疑找到了许多情感共鸣，其中包括打破了众人对他考试中举的期望，喜欢打破循规蹈矩的模式，另外还有相貌英俊、身材高大、有着一身很不错的拳脚功夫。可以说公案小说里的狄仁杰就是高罗佩想要塑造的自己。在狄公案的创作中，高罗佩可以放下所有的束缚，自由自在地探讨禅宗佛教，谈论对古代生活的看法，自由运用他渊博的中国文化知识，不必再担心外交部的政治俗务。在1959至1967年间，高罗佩创作的狄公案在荷兰大受欢迎，他也因此成为了知名的作家（此前他只是一个在学术界眼中不入流的汉学家），后来狄公案一度在图书市场上消失，直到20世纪70年代，再版的狄公案再次受到了读者欢迎，也让人们重新认识到这个奇特的作者。

本文为独家原创文章。作者：宫子；编辑：张进；校对：翟永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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