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71年1月23日下午，昆明呈贡机场旁的礼堂里挤满了人，追悼会外甚至排起了长队。与会者中有人轻声嘀咕：“两位首长倒在自己家门口，究竟是怎么出的漏子？”追悼会结束时，人群散去，可疑问没有散去，反而像潮水一样在军区机关里越卷越猛。
往回推36天，1970年12月17日凌晨4点，昆明军区司令部32号院突然炸响五声枪响，枪声分成两拨，前后隔了不到四分钟。楼上王里岩女士倒在卧室门口，谭甫仁中将倒在院内窄巷。警卫跑来的时候，两人已失去呼吸。凶手却像影子一般消失，只留下59式手枪弹壳、胶鞋印和一扇没关严的卫生间窗户。
案情瞬间上报中央。北京当晚飞来三个电话：保卫范围封闭、可疑人员就地隔离、现场勘察不得遗漏一根发丝。随之而来的，是“〇一七专案”四个字。昆明军区副参谋长蔡顺礼挂上了总指挥的袖章，公安部弹痕专家姚伦拎着检测箱抵达，解放战争时期的老保卫干部刘坚夫也赶到。几十名侦查骨干连夜排查出入证、清点枪械，并逐一向驻昆各部队广播凶手体貌特征：中年、匀称身材、穿胶鞋、持59式手枪。
调查第一天就发现一件蹊跷事。军区保卫部的保险柜里少了两支59式手枪。钥匙和密码掌握在秘书袁孔祥手里。袁被连夜提审，惊恐中编出“借枪打鸟”一说。景儒林部长挺直腰板认定：枪丢了是事实，人借枪更是事实，只等湖南核实便可了结。然而派往湖南的小分队两手空空折回，枪不在湖南，线索反成死胡同。
20天过去，案件在机关里成为沉默的炸弹。负责警卫的干部们晚上轮班时互相盯视，生怕背后一声咳嗽就被当成凶手。转机来自一个小学生。1月8日清晨，12岁的马苏红回忆起案发当晚自家厨房出现过一位陌生“胖干部”，来问“陈汉中科长住哪”。孩子指认照片时，手指停在王自正的头像上。王自正是谁？保卫部老秘书，现因历史问题被隔离在西坝俘管所，表面看天罗地网，实则夜间只靠哨兵交接的五分钟空挡。
蔡顺礼决定碰硬：提取王自正指纹、胶鞋，一比对便知真伪。1月12日深夜，景儒林带人悄悄进入西坝。刚喊“王自正，起来配合调查”，铺盖下钻出个人影，枪火并起。王自正撞向门口，连开数枪后冲向厕所，接着一声闷响，凶手选择了吞弹。弹道鉴定不用再做—枪管膛线与谭甫仁体内弹头完全吻合，靴底泥印与32号院一致。真凶已死，“〇一七专案”结案看似指日可待。
然而机关大院的风浪并未就此平息。最大的疑问转向景儒林：手枪为何能从保卫部流出？隔离受审的王自正何以三番五次潜出？追责风向转弯，几乎所有与保卫部门沾边的人都被列入谈话名单。2月初，保卫部数十名干部被集中到外训队办学习班，连续作检查、写交代。有人私下议论：“枪、凶手、现场全跟我们扯上，脸往哪搁？”
2月25日凌晨，学习班的宿舍楼走廊还弥漫着米粥香味，值班员却敲响了警铃。景儒林被发现吊死在楼后的小树上，离谭甫仁遇害整整82天。树干很细，鞋尖几乎触地，道上一双系得整整齐齐的皮鞋，旁边放着卷宗和半截铅笔。卷宗第一页写着八个字：“枪在保卫部，是罪。”字锋急促，深深划破纸张。
景儒林生前最后一次在会上发言仍旧语气刚硬：“凶手用的是咱们的枪，这是我们的耻辱。”可会后他对秘书低声说了句：“这道口子补不上了。”那位秘书后来回忆，语气里夹着绝望。
事后复查显示，王自正的旧案本可在1969年结束。景儒林允许“开棺验尸”的荒唐请求，导致审查无限期拖延，实则给了王自正可乘之机。蹉跎一年，既耽误正义，也埋下祸根。专案组给出的结论是：景儒林自缢源于严重失职、自责难当，并无其他政治原因。文件走完程序后，军区内的讨论戛然而止，保卫部几个月内换了一整套班子。
回望完整时间轴：1970年12月17日枪声突起；1971年1月12日凶手自杀；1971年2月25日保卫部长殉职。短短70余天，连续三条人命相继陨落，牵扯出警卫制度、看守流程、枪械管理多重疏漏。谭甫仁“半生戎马”划上句号方式令人痛心，更令人警醒。管好枪，守好岗，不只是口号，而是要命的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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