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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避寒 编辑|避涵
有个德国教授跑到湖南乡下看人家扫墓,回去写了篇论文,结论是:中国人的信仰,西方人学不来。
这话不是客气,是服气。我琢磨了很久这事,觉得他说到了一个大多数中国人自己都没意识到的盲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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坟前那杯酒,把一个德国教授喝懵了
慕尼黑大学有个宗教学教授叫马库斯·布朗,研究了大半辈子基督教神学,自认为什么信仰形态没见过。2019年清明,他跟一个中国同事回湖南老家祭祖,回来之后整个人的学术方向都变了。
他看见了什么呢?
一家子老老少少,站在一座长满苔藓的坟前,摆上饭菜,倒上米酒,然后跪下来跟墓碑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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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同事是正经的物理学博士,在德国搞量子研究的,跪在泥地里对着一块石头说:"爷爷,我把儿子带回来了。"
没有牧师、没有圣经、没有十字架、甚至连一尊佛像都没有。
布朗当时就愣住了,他后来在学术期刊《宗教与文化比较》上发了一篇文章,里面有句话被转了很多次:中国人不需要一个神来告诉他们该怎么活,他们的祖先一直在告诉他们。
但真正让他破防的不是坟前那一幕,是当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同事的奶奶,一个快九十岁的老太太,不认识他,也听不懂他说话,给他夹了一筷子腊肉,用方言嘟囔了一句。同事笑着翻译:奶奶说你一个人跑这么远,多吃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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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端着碗没说话,眼圈红了。
一个陌生的外国人,在一个语言不通的中国农村厨房里,被一个老太太的一筷子腊肉打败了。这事你怎么用神学去解释?解释不了。因为这不是神学,这是中国人骨子里的东西。
但布朗碰到的只是皮毛,中国人信仰这根线,往深里拽一拽,能拽出三千年的历史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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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神,从来不住在天上
西方人聊信仰,起手就是一个大问题:God。上帝创造万物,上帝审判一切,你信他就上天堂,不信就下地狱。规则清楚,赏罚分明,跟签合同似的。
中国人没签过这种合同。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里,商朝人占卜问事,问的最多的不是"天神怎么看",而是"先王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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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周朝,宗法制定型,祭祀的核心从天转到了祖。天太远,摸不着看不见。祖宗不一样,祖宗有名有姓,有牌位有坟头,逢年过节还能敬杯酒聊两句。
英国汉学家葛瑞汉在剑桥研究先秦思想几十年,翻烂了《左传》和《国语》,最后得出一个让他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的结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是从地上长出来的,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这话什么意思?
你看西方的信仰结构,像一棵倒过来的树。上帝是根,教会是干,教徒是叶子。根在天上,叶子在地上,一切从上往下长。
中国人反过来,根在脚底下。你爹妈是谁,你祖上干什么的,你老家在哪儿。从这个根往上长,长出家族,长出乡里,长出江湖道义,最后才长出一个模模糊糊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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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宗教战争。没有十字军东征,没有三十年战争,没有人为了"谁才是真神"打得头破血流。
倒不是中国人不打仗,中国人打仗凶得很。但打的是地盘,是粮食,是谁来坐那把椅子,没人为了一个看不见的神去死。
哈佛大学的神学教授大卫·查普曼写过一段很直白的话。他说:“西方人把信仰放在一个篮子里,篮子叫上帝,篮子一翻,什么都没了。中国人的信仰分散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你根本找不到一个篮子去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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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尼采喊出"上帝死了",整个欧洲知识界天塌了,存在主义、虚无主义、精神分析一窝蜂冒出来,全是给"上帝死后怎么办"找药方的。中国人听了这话大概会觉得奇怪,上帝死不死的,跟我过年回不回家有什么关系?
这种迟钝,其实是一种深不见底的笃定。
说到回家,这事本身就是一桩世界级的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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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一场没有教主的朝圣
全世界最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不发生在麦加朝觐的路上,不发生在恒河边的大壶节,发生在每年腊月的中国。
几亿人同时往一个方向挤。绿皮火车、高铁、大巴、摩托车,什么都上。没人发通知,没人搞动员,没人许诺你回去之后能上天堂。
你问他们干嘛去?回家过年。你再问为什么非得回去?他愣一下,反问你,不回去像什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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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回去像什么话。"这顶得上一部《圣经》。
杜维明在哈佛教了几十年中国哲学,他观察到一个小细节。每到年底,他的美国学生纠结的是"今年感恩节要不要回家",这是一道选择题。他的中国学生纠结的是"怎么才能抢到票",这是一道操作题。
选择题意味着你可以不选,操作题意味着结果已经定了,你只是在想办法。
这个区别太大了,一个有退路,一个没有。没有退路的那个,才叫信仰。
你去看基督教的核心仪式——礼拜,每周去一次教堂,唱诗、祷告、听布道。这是约定,可以爽约。中国人的年夜饭不是约定,是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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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广州打工,老家在贵州山沟里,路上要转三趟车,最后还得走两小时山路,你照样去。不是因为谁规定了你必须去,是因为你妈在那儿等着,桌上那个位子是你的,那盘菜是按你的口味做的。
日本学者沟口雄三研究中国社会结构的时候说过一句很到位的话:“中国人的信仰不靠经典传播,靠饭桌传播,每一顿团圆饭,都是一次无声的布道”。
这就引出了最关键的问题,中国人的信仰到底藏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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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双筷子的神学
藏在筷子里,这不是开玩笑。你细想想中国人围绕"吃"这件事建立的那套规矩,简直就是一部微型宗教法典。
谁先动筷子——这是长幼有序。谁坐上座——这是尊卑有别。鱼头朝谁——这是主客之道。倒酒倒几分满——这是分寸之学。
给长辈夹菜用公筷,给孩子夹菜挑刺,这些东西从来没人写成教义,但每一个中国人从小就会。不用背诵,不用受洗,你在饭桌上坐了十八年,全进骨头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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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津大学的社会人类学教授项飙有个很精准的判断,他说西方社会的基本单位是"个人",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关系"。
个人是孤立的,需要上帝来赋予存在的意义。关系是天然的,你一出生就是某人的儿子、某人的孙子、某人的老乡。你不需要任何外力来告诉你"你是谁",你的关系网已经替你回答了。
所以中国人见面问的不是"你信什么教",是"你吃了吗"。告别说的不是"上帝保佑你",是"回去好好吃饭"。
两口子吵架了怎么和好?坐下来吃顿饭。生意谈不拢怎么办?再吃一顿。老人临终交代后事,最后一句往往不是什么大道理,就是"别亏了嘴"。
吃饭这件事,在中国人的世界里,就是最高级别的仪式。那张桌子就是祭坛,那双筷子就是权杖,那碗热汤就是圣水,只不过中国人从来不这么叫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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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教授回德国之后又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没有上帝的信仰》。他在结尾说了一段话,意思是:我们西方人一直在问中国人"你信什么",这个问题本身就问错了,应该问的是"你惦记谁"。
如果用"惦记"来衡量,每一个中国人都是虔诚的信徒。
布朗最近一次接受采访,记者问他那趟湖南之行最后悔的事。他想了好一会儿,说:“最后悔没跟那个老太太学做腊肉,她去年走了,那筷子腊肉的味道,这辈子大概尝不到了”。
参考资料: 杜维明关于"文化中国"与儒家精神性的系列论述,载于《哈佛亚洲研究学刊》 葛瑞汉(A.C. Graham)《论道者:中国古代哲学论辩》198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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