陷我们于无知的，恰恰是我们的已知——对“追求精确”的五个错误认知

熟知并非真知。

——黑格尔

有人说：“妨碍我们认知的，常常不是陌生的东西，而是那些熟悉并深信不疑的东西。”

●比如一提到“经济下行”，很多人想到的就是政府抓紧调整“投资”“消费”“外贸”三驾马车，殊不知进行市场经济的进一步改革，放宽经济管制才是王道，正所谓“解决问题的方法，往往是问题所在”；

●比如一提到“专业选择”，很多人就陷入“计划思维”，依据行业现状与未来推测挑专业，殊不知伟大不能被计划，未来工作与大学专业不对口才是常态，终身学习才是立足于世的不二法门，正所谓“人生难测如棋局，事事如棋事事新”；

●比如一提到“公共知识分子”，很多人就把“公知”污名化成为卖国贼、美分、专挑毛病的无良文人，殊不知每一件公共事件背后，都需要公众知识分子积极参与批评，正所谓“批判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

无独有偶，经济学者何帆也曾说过：“陷我们于无知的，恰恰是我们的已知”。原因在于这些抽象概念远离日常生活，中国又缺少“批判性思维”的习惯，因而容易望文生义，一知半解。著名经济学者汪丁丁称之为“语言的官僚化”——我们使用的绝大部分语词，早已不再有生命力，它们仅仅是意识形态僵尸，是“僵尸语词”（Zombie Language）。

实 际上，面对 日常生 活中的 诸多熟悉概念，我们也只是新版的坐井观天。 比如，对 “聪明”的想象，大多数 都 是诸葛亮式的 神机妙算或《最强大脑》中的速记、 速算； 对“努力”的想象 ，恐怕也只 是披星戴月 地 奔波或夜以继日地工作； 对“敬业”的想象 ，逃不脱不迟到不早退、任劳任怨。 限制我们想象力的，不一定是财富贫穷，也可能是知识贫穷。

“精确”这一日常概念也是如此。生活中我们对“追求精确”的理解，无外乎以下三种。

●“追求精确”，是现代科技产品。日常生活中对我们而言非常重要的物品，如手机、相机、电脑、自行车、汽车等，里面的零件都是精确制造的典范。甚至可以说，人类在追求精确的事业上，正在逼近极限——测量距离的单位，已小到了纳米，大到了光年；工业领域从“制造机器”的工业革命，到“制造人类自己”的智能革命。

●“追求精确”，是精益求精的精神。早在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洞察到“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到今天，对外开放才短短四十年，中国就完成了从机械制造到智能制造——精密制造业几乎全门类或引进、或自主制造。我们要学习德国“工业4.0”，日本“匠人精神”。都是一种对精益求精的追求。

●“追求精确”，是国家政策方针。在我们日常的政治、商业宣传口号中——“大国工匠”“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到中国智造”，作为一种政策方针或口号，俯拾皆是。

正如黑格尔所言，“熟知并非真知”。表面上我们如此熟悉“追求精确”，但在面对“为何现代科学技术没有诞生在中国？”这样的历史难题，以及“为何芯片等核心技术依然面临卡脖子？”这样的现实难题时，不免再次陷入尴尬。这迫使我们不得不追问一下：

“追求精确”究竟指的是什么?

“追求精确”只是技术和工程领域的分毫不差或锱铢必较吗？

“追求精确”是“体”还是“用”？或者是“术”还是“道”？

“追求精确”的精神，人类自古都有，但为何该精神，在有些地方落地为产品、产业、标准和先进的生产力，但在有些地方却沦为口号，甚至成了宣示威严的繁琐礼仪和精湛的统治术？

这些问题，穿透了历史与现实，连接着国家、企业与每个人的命运。思考、回答这些问题，需要站在智者的肩上。历史学家、思想家、精密制造的先行者西蒙·温切斯特刚出版的《追求精确》一书，不仅就上述问题给出了或直接的答案，或间接的启发，亦可纠正我们对“追求精确”这一问题的诸多偏见与盲区。

对“追求精确”的五个错误认知

1.“追求精确”不是简单的计算与控制，

而是人类智力加速逼近极限的冒险。

提到“追求精确”，很多人的第一反应，仍然停留于将机械制造业的零部件，如螺丝、轴承的误差控制到最小这个层面，也就是牛顿力学世界下的“精确”。

谈及追求精确的重要性，很多人能想到的，也是“少了一颗钉子，亡了一个国家”的谚语，能讲的故事，不过是“当年美国白宫被英军烧毁，是因为当时美军的枪支是出了名的不靠谱”。

事实上，纵观《追求精确》一书中人类对“精确”的追求进程，已经朝着三个维度狂飙：

●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下的宏观世界——大到可计算远在几万年光速之外的天体运行速度；

●量子力学下的微观世界——小到一块5纳米的芯片上，居然可以容纳153亿个晶体管，而5纳米，仅仅一根头发的万分之一。

●全方位的综合世界 ——万物皆可“精确”，万物皆被“精确”：量子时钟是对时间测量误差的精确，GPS定位是对空间测量误差的精确，纳米级芯片制造是对环境杂质控制、平整度控制、光刀准度控制的全方位综合精确。世界的复杂度正在日益呈指数级增长。

当今世界，人与人、企业与企业、国与国之间的差距，将不再是“数量”的差距，而是“数量级”的差距，这种差距一旦形成，只会越拉越大，很难再追赶。妄想弯道超车的结果，多半是弯道翻车。

2.“追求精确”不仅是术，

也是道，更是价值观

诚然，几千年人类文明史，更多地佐证了思想之于制度、制度之于文明的先决性作用。然而，《追求精确》一书却将“对精确的极致热爱塑造了现代世界”这句话印在了封面上。这似乎和社会科学领域流行的“制度决定论”“文化决定论”“信仰决定论”相悖。

沿着《追求精确》一书提出的问题，精读《剑桥科学史》等经典作品，便不难发现，这种“相悖”的感觉，源自我们对“追求精确”根深蒂固的偏见——技术是体用之辩中的“体”，道与术之争中的“术”。

事实上，现代文明至少包含制度文明、精神/思想文明、技术文明三个维度。平等的思想，民主的制度，两千多年前的轴心时代就诞生了，但只有到近两三百年，在技术文明的加持下，才共同演化为高度理性化的现代文明和复杂的现代世界。

但是，我们看到最多的，不是对技术文明的贬低或妖魔化，就是将技术文明与其他文明割裂开来。事实上，技术进步帮人类解决的问题——贫穷、愚昧、封闭、战争，远比它造成的问题多。从统计学的角度看，人类的平均寿命的提高，因贫穷、疾病导致的死亡数，以及人类战争的次数、持续时间，都在下降。更重要的是，“追求精确”的技术革命，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亦被大大低估了。翻阅《追求精确》一书中的案例，回顾历史，不难发现：

●如果没有“机床+蒸汽机”所开启的精密制造的诞生，人类的生产活动可能只能局限于小作坊，现代化的工厂就不会诞生，人类大规模的分工协作，只可能出现在为埃及法老建造金字塔这样的场合，而非社会化生产领域；

●如果没有电气革命、通信革命，就不可能有大规模城市的出现，全球化、地球村只能是天方夜谭；

●如果不是第三次科技革命催生的知识社会的到来，大公司的管理模式可能还是官僚制+流水线的“福特式”，而非更加扁平化、人性化的“谷歌式”。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技术进步，就没有管理学的革命。

可见，技术进步对社会分工、协作的推动，是革命性的，是技术让社会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文明。技术文明是“术”，也是“道”；是“用”，也是“体”。

奇妙的是，现代文明最重要的几件事，都始于一个特殊的年份：1776年。

1776年，亚当·斯密《国富论》问世；

1776年，美国建国；

1776年，还有一件重要的事——瓦特成功改良蒸汽机，工业革命爆发。而这件事，正是《追求精确》一书的开篇。

这不是时代的巧合，而是提前预言与预演了200多年现代文明史的进程：技术文明与制度、思想，从来不是独自运行的，而是相互促进、互相制约。长期而言，落后的地方，三者都很落后；先进的地方，三者都很先进。人类迄今还没有出现一个制度和思想很先进，但技术却很落后的案例。诚如科技史专家常言“自由的土壤更有利于科学技术的涌现”，“追求精确”更是追求现代文明的价值观。

3.“追求精确”的验证：

“东西方大分流”绝非历史偶然

科学界、思想界有一个著名的“李约瑟之问”：管理/统治制度设计精良、文化早熟的东方，为何没有诞生现代文明，并以18世纪工业革命在西方的爆发为界，东西方世界出现了大分流？

这一问题，史学界早有定论。通过对“追求精确”的历史考察，更加验证了东西方大分流，绝非某个历史瞬间的偶然事件，而是从秦始皇统一六国那一刻，甚至更早的春秋战国时代，由东西方各自的文化、历史特质所注定的。

“追求精确”的精神内核是追求科学、崇尚理性，这是西方文明的底色之一。从古希腊对几何学、逻辑学公理化体系的追逐，到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严密论证，再到培根、伽利略开创的科学实验传统，经过两千多年无数天才的层层累积，现代科学革命最终在18世纪大爆发。可以说，“追求精确”是西方理性精神与信仰文明共同的产物。

相反，传统中国虽然也有科学思想的萌芽，甚至在数学、几何、天文、水利等领域，一度走在世界前头。诸子百家的思想中，也不乏商业文明、技术文明的零星思想。

然而， 诉诸于内的儒家文化，是缺乏宗教信仰的世俗哲学，尤其是秦完成大一统后，对政治、经济、思想的高度禁锢，将科学萌芽扼杀于摇篮中，“追求精确”逐渐被引向了繁琐的礼仪和精湛的统治术。

4.“追求精确”的天才，

不是被计划出来的，而是长出来的

“科学是发现上帝密码的，技术发明是改写上帝密码的，精密制造是重构上帝密码的。”这是一位智者在读完《追求精确》一书中关于哈勃望远镜、韦伯望远镜、激光干涉引力波天文台的故事后的感叹。

“精确”的结果，无疑不是天才、疯子与狂徒，用天赋、激情、冒险、想象力创造出来的。但天才常常不合时宜，甚至有严重的性格缺陷或道德瑕疵。

●万有引力、三大运动定律、相对论、量子理论，这些“上帝密码”的被发现，是每一场伟大的技术革命的先声，这些伟大发现，应归功于科学家。《追求精确》中，作者认为，牛顿、爱因斯坦、图灵，“天才”二字已无法形容他们，他们可谓是“半人半神”的人物。然而，伟大如图灵，却不容于当年英国的法律与道德，被执行化学阉割，并导致自杀。

●伟大的技术、产品的发明者，用激情、想象力、改变世界的野心和无数次承受挫败的遭遇，改写了“上帝密码”。然而，即便发明“苹果”的乔布斯，在很多工程师眼中，就是一个“偏执狂”，或不可理喻的“疯子”。

●无数籍籍无名的工程人才、管理人才用辛勤的汗和不懈的努力重写了“上帝密码”。然而，他们的声名不仅常常被淹没在了历史长流中，如喷气式发动机之父惠特尔，还常常被人视为只是工匠而已。

天才是社会中的统计野点，不在统计学的均值线上。因而，天才也就不是培养出来的，而是“长”出来的。翻遍《追求精确》描写的16个天才，也验证了这点——没有一个天才或狂徒，是计划出来的。相反，大多数都是时代的“异类”。我们唯一能做的不是计划培养天才，而是想办法减少人性、制度、文化对他们的戕害。这主要主要包括：

嫉妒心，制度和文化。

天才，往往有着普通人望尘莫及的智商、地位和名望，普通人面对他们，根植于人性底层的“嫉妒心”往往会化为扼杀天才的“恶”。

专制对天才的扼杀，早已成为共识。值得警惕的是，今天的现代民主社会制度和文化，标准化的生产极大提高了效率，但也很容易扼杀天才，因为市场与民主更倾向于用同一标准衡量全部资源。

天才的涌现，是典型的模糊型事情，需要的是放弃“计划”伟大的妄念，约束我们的嫉妒心，多给天才自由与宽松的环境，减少戕害他们的制度与文化，“天才”才会回归正态分布。

5.越“追求精确”，

越要警惕理性“过度”与“泛滥”

在芯片行业里，流行这么一句话：再来一次，再试一次，功率再增加一倍，尺寸再缩小一半。让“不可能”这个词，在芯片设计和制造这个行业变得无人提及，无人听闻，无人理睬。（《追求精确》p332）

依据摩尔定律，回顾晶体管的发展史，这种无所不能、无限精确的事业，似乎是可行的。人类的智力水平和创造力，的确到了让自己深感不安与恐惧的地步。

然而，《追求精确》一书最后一章，作者又从历史学家、精密制造先行者的角色，迅速切换到思想家的身份，大谈“均衡的必要性”，作者清醒地意识到：精确终有极限，一旦超过极限，必遭反噬。这一洞察，不但拔高了全书，更引出一个更重要、更永恒的问题：

承认理性的有限性，才是最高级的理性，减少本来大可不必的悲剧和灾难。

今天，人类可以设计出无限复杂、无限精密的仪器，甚至可以设计出“智能的人”“真实的虚拟世界”，但依然无法解释“复杂性比波音飞机高出不知多少个量级的人类自身，到底是谁设计的？”——如果这不是“大自然的深谋远虑”，就只能是上帝自己的杰作。

伟大如牛顿，在股市投资失败后，也发出了“我可以计算出天体运行的速度，却计算不出人心”的慨叹。

以“致命的自负是人类通往奴役之路”的洞察闻名于世的哈耶克，早年就出版《科学的反革命》一书，警惕人类的建构理性如果被滥用、错配到模糊型事情，一定会导致灾难。

近些年，互联网上也有人假爱因斯坦之名，发出“科学的尽头，是上帝”的感慨。

遗憾的是，像牛顿、哈耶克这些能意识到理性及其限度的先知，永远是个例。因此，技术越发达，理性越膨胀，越需要回归人文与信仰。

以上对“追求精确”五个错误认知的修正，主要来自大英帝国勋章得主西蒙·温切斯特新作《追求精确》。常见的技术商业史读物，或者聚焦于人，或者聚焦于公司，少有一本能将社会、科技创新、人物熔于一炉的著作。

这本《追求精确》作者以精密制造减小“公差”的历史为经线，以“天才与狂徒”的离奇故事为纬线，编织了一部人类250多年精密制造的简史。是一本融科学史、科技史、商业史、创新史融一炉的通俗读物，实属罕见。感兴趣的读者，扫描下方二维码，即可一键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