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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冬天，北京复外大街的部长楼里，陈永贵躺在床上，瘦得不成样子。
医生特许他回家过个春节，孩子们在院子里跑来跑去，他笑眯眯地看着，病痛好像也轻了几分。年夜饭很简单，几个饺子，半杯葡萄酒，他就很知足了。
听儿女说起农村的新变化，他打心眼里高兴。
他是个农民，一个没读过几年书的粗人。
当年在大会上，大家一鼓掌，他就进了中央。
批文件时常常力不从心，每到这时候，周总理的话就在耳边响：“永贵同志，到中央工作可有困难？有问题要说，大家可以一起商量。”
这份信任，让他硬着头皮扛了下来。
1986年2月28日，他再次住进北京医院。
癌细胞折磨得他生不如死，他把止痛栓掰成两半用，对护士说：“好药留给更需要的人吧，用在我身上浪费了。”
弥留之际，他让秘书记下遗愿：不办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骨灰撒在大寨的土地上。
他颤抖着签下人生最后一笔——“陈永贵”。
3月26日晚上8点35分，这位72岁的老人走了。
消息传开，作家马烽正在北京开人代会，本想去医院探望，却先看到了讣告。
他赶到八宝山，发现告别室门外冷冷清清，大寨的几位干部坐在台阶上抽烟。
里面只来了两百来号人，没有一个中央领导。
就在这时，一辆轿车停下，走下一个戴着变色眼镜、穿着风衣的人。
人们认出来了——华国锋。他默默走进告别室，在陈永贵遗体前深深鞠了三个躬，眼里闪着泪光。
他绕着遗体走了一圈，与家属一一握手，始终没说一句话，然后转身离开。
华国锋和陈永贵都是山西人，一个交城，一个昔阳，隔着百来里地。
两人都是搞农业出身的，早年不认识，后来因工作结缘，聊起农业来总有说不完的话。他们曾同舟共济，后来也同病相怜。
“四人帮”倒台后，大寨的光环褪了色，两人相继卸任，回归平淡。
可那份老友情，一直没断。
说起陈永贵，他一个农民怎么进的中央？1964年，毛主席南下视察，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汇报了大寨的事迹——三战“狼窝掌”，开山造田，粮食增产。
毛主席听了很高兴，后来几次会议都提到“农业学大寨”。
陈永贵就这样被推上了政治舞台。
1967年当了昔阳县革委会主任，不久升到省里，1973年进政治局，1975年当上国务院副总理。
他自己都说：“我当副总理，自己思想上真是没准备，可开会时一鼓掌就通过了！”
当了副总理，他照样穿对襟衣裳、裹白毛巾，回大寨就下地干活。
乡亲们还叫他“永贵大叔”。家人留在农村挣工分，有人想把他全家户口迁到北京，他拍桌子骂：“谁的主意？我不同意！”他的收入是大寨按全勤每天1.5元折算的工分，外加中央每月36元补贴、山西每月100元兼职补贴。
他抽三毛钱一包的烟，住钓鱼台时嫌灯整夜亮着浪费，每次路过都主动关掉。
后来他写信给毛主席，要求搬出钓鱼台，毛主席批了：“钓鱼台无鱼可钓。”
卸任后，国家安排他去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他不要专车，自己走路坐公交。
1986年3月26日，他走了。
骨灰撒在虎头山上，那里立着一块碑，刻着八个字：“功盖虎头，绩锚大地。”
华国锋那天去八宝山，什么话都没说。可他的出现，比千言万语都重。
两个从山西走出来的老人，一个躺在那里，一个蹒跚来送。这份情谊，不需要言语。
对此你们有什么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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