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传教士携带大量书籍来华，可偏偏没有圣经，他们传的什么教？

1997年，中国学者马敏教授在英国查阅档案时，发现了传教士马士曼在印度出版的中文《圣经》，此译本成书于1822年。

这比之前国际上一直公认的，马礼逊翻译的中文版《圣经》早了一年。

马敏教授随后在学术期刊《历史研究》上发表了相关论文，修正了学界的传统认知。

可是问题来了，西方传教士早在16世纪时就已经大量来到中国，比如利玛窦1583年，艾儒略1610年，范礼安1578年等。

不管是马士曼的1822版，还是马礼逊的1823版，都比传教士来华时间晚得多！

按照他们说的，西方传教士来华携带了大量书籍，教会了中国人天文和地理，给中国人带来科技与文明，偏偏独缺《圣经》？

在这长达二百五十年的时间里，西方传教士连一本像样的中文版《圣经》都没有，他们究竟传的是什么教？

要解开这个谜题，首先要正视一个事实，有没有一种可能，当时的圣经本身，远没有今天看起来那么“完整”？

1611年，英国才出版了著名的《钦定圣经》，这是由五十余名学者耗时七年编纂而成的权威版本，此时利玛窦已经去世。

西方传教士刚到中国时，就发现了一个惊人且尴尬的现象，那就是中国历史对圣经神话叙事的时间线挑战。

按照基督教的纪年，上帝创造世界的时间为公元前4004年左右，而诺亚方舟的大洪水事件，大约发生在公元前2348年。

这意味着，人类的文明史不过四千余年，然而，当他们翻开中国的史书，却看到了一套完全不同的时间体系。

司马迁在《史记》中，清晰地记载了从黄帝开始的帝王世系，黄帝的时代被推算为公元前2700年左右，早于诺亚方舟的时间。

而在《史记》之前，中国还有《尚书》《竹书纪年》等典籍，记载着更为久远的历史。

让传教士们难以辩驳的是，我们的历史并非只存在于文字记载中，还有坚实的实物证据，大量的存世文物已经说明一切。

而历代的礼乐制度、典章文物，更是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文明体系，绝非“大洪水后几百年”就能孕育而成。

利玛窦在日记中，曾详细记录了中国的历史纪年，他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历史比我们所知道的任何国家都要悠久” 。

这种时间上的碾压，直接动摇了西方教义的根基，传教士们无法给出合理的答案。

当中国人问起：“你们的神创造世界时，我们的祖先已经在黄河边耕作了数百年”时，传教士们将无言以对。

于是他们不得不收起那套招摇撞骗的神棍伎俩，将重点投向其他方向。这一点从利玛窦在中国的身份转变可以很好说明。

1583年，利玛窦和罗明坚刚到中国时，发现民间普遍信佛，于是他剃了光头，穿上僧袍，自称西僧，居留广东仙花寺。

他们以为，这样的装扮和身份，能够被中国老百姓接受。然而，现实却很快给了他们沉重的一击。

在当时的中国，僧侣的社会地位并不高，被士大夫视为方外之人，不务正业。

利玛窦怪模怪样走在街上，不仅没有得到尊重，反而被认为是外国和尚，只能接触到底层民众，无法进入精英阶层的圈子。

混了十几年后，毫无进展，在中国朋友的建议下，利玛窦做出了改变，脱去僧袍，留起长发，戴上儒巾，穿上儒服，以西儒的身份出现在世人面前。

并且下了狠心付出了常人不能的努力，潜心钻研儒家经典，《论语》《大学》烂熟于心，甚至能够用中文写格律诗。

这一改变，立刻带来了截然不同的效果。

士大夫们不再将他视为外国和尚，而是将其当作来自西方的学者，开始与他交往，其中就包括江南儒家名流杨廷筠等人。

1601年，利玛窦成功结交徐光启，得以在北京定居。直到1610年病逝，始终没有公开出版一本完整的中文译本《圣经》。

因为他深知，在儒家文化的主导下，那些被视为神棍伎俩的宗教宣讲，根本没有生存的空间，只会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

另一个他们不敢触碰的红线是皇权至上的中国制度。与西方不同，中国自秦朝以来，就形成了“皇权独尊”的政治格局。

在这样的制度下，任何宗教都必须依附于皇权，绝不能有丝毫挑战的企图，这也是他们不敢公开宣扬圣经的重要原因。

在中国历史上，任何试图挑战皇权的宗教，都难逃被打击的命运。东汉的太平道，唐代的摩尼教，结局大多悲惨。

《圣经》中“神权高于一切”的理念，与中国的政治制度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

到了清朝，情况对传教士大大变好。

清朝以少数民族入关统治中原，防汉甚重。因此在有关正统象征的天象观测上，自己不懂，只能任用西方人。

从康熙到道光的二百年间，钦天监的大小官员全部由传教士把持，只有四年是汉人学者杨光先短暂担任监正，最终还被革职查办，这致使西方人的话语权大大提升，慢慢开始地宣讲教义。

比如汤若望，南怀仁等，深得康熙皇帝的信任 ，但即便是如此受宠的传教士，也不敢有丝毫挑战皇权的举动。

南怀仁在宣扬教义时，始终强调忠君爱国，反复告诫中国教徒，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服从皇帝的统治。

到了19世纪，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欧洲工业革命的完成，而清朝暮气沉沉，让西方从此拥有了碾压东方的实力。

传教士们终于不再伪装，开始公开宣扬翻译圣经，1823年马礼逊的《神天圣书》，正是这场伪装褪去的标志。

此时的西方列强，已经不再需要通过“妥协和伪装”的方式进入中国，而是完全可以凭借坚船利炮，强行轰开中国的大门。

第一本中文圣经问世十余年后的1840年，鸦片战争正式打响，列强的铁蹄开始轮流踏上了这片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土地。

浪迹中国三十年，利玛窦曾写了一本名为《利玛窦中国札记》的书，这本书的拉丁文原名是《基督教远征中国史》！

这个“远征”二字，道破了西方传教士来华的本质，他们并非单纯的文化使者，而是西方远征中国的急先锋。

只不过因为当时尔等的实力不足，面对硬气的大明，只得潜伏爪牙忍受。而当擦亮了刀枪后，就对孱弱的晚清发起撕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