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声竞逐：谁在书写美国革命

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专门记载美国革命史的著作相继出版，尽管这些作者并未接受职业的史学训练。1788年，英国牧师威廉·戈登（William Gordon）出版了四卷本的《美国独立运动的兴起、发展和建立》。作为一名政治异见者，戈登时常批评英帝国中央政府针对北美13个殖民地的殖民政策。美国独立运动之所以最终爆发，戈登认为一方面是因为英帝国中央政府试图剥夺北美13个殖民地人民对“自由和英国宪法的先天热爱”，另一方面是因为英帝国中央政府剥夺了北美13个殖民地人民作为英国人的权利和特权（rights and privileges as Englishman）。1789年，南卡罗来纳的政治家、医生和历史学家大卫·拉姆齐出版了两卷本的《美国革命史》，主要探讨心慈仁善的农民、商人、工匠和渔民如何脱离英帝国中央政府的专制统治，进而争取主权独立的经历。拉姆齐认为美国革命为一场宪法危机，因为英帝国在北美的殖民扩张和北美13个殖民地人民的自治经历是不可调和的。1805年，马萨诸塞州白人妇女梅西·O.沃伦（Mercy Otis Warren，1728-1814年）出版了两卷本的《美国革命的兴起、进步和终结史》。梅西·O.沃伦是马萨诸塞殖民地政治家和律师小詹姆斯·奥蒂斯(James Otis, Jr.，1725-1783)的妹妹，也是马萨诸塞殖民地政治家詹姆斯·沃伦(James Warren，1726-1808年)的妻子。《美国革命的兴起、进步和终结史》主要考察自1765年印花税法危机到1789年《联邦宪法》修订的历史。作为美国革命的亲历者，梅西·O.沃伦强调，在18世纪60年代和18世纪70年代，英帝国中央政府制定的税收政策以及与之相关的政治和军事行动主要是为了在北美13个殖民地建立专制暴政，最终造成了美国独立运动的兴起。

梅西·O.沃伦（Mercy Otis Warren）

白人效忠派从他们的政治立场出发并出版了一些关于美国独立战争的著作。在美国革命年代，由于对英国国王乔治三世忠贞不渝，白人效忠派倾向为英帝国中央政府的税收政策和军事行动进行辩护。其中，声名显赫的白人效忠派主要包括牧师乔纳森·鲍彻（Jonathan Boucher）、前马萨诸塞殖民地王室总督托马斯·哈钦森（Thomas Hutchinson）、马萨诸塞殖民地前首席大法官彼得·奥利弗（Peter Oliver）和前大陆会议成员约瑟夫·加洛韦（Joseph Galloway）等。在《马萨诸塞地方的历史》中，哈钦森认为英帝国中心的政党斗争最终造成了外交部和议会在制定针对北美殖民地政策时的混乱无章，进而造成了美国独立运动的爆发。乔纳森·鲍彻是英国国教的神职人员，也是乔治·华盛顿的亲密朋友。在1797年出版的《论美国革命的起因和影响》政治小册子中，鲍彻批评英帝国中央政府针对北美13个殖民地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政策，但仍声称英帝国中央政府的行为在宪法上是合法的。不过，由于坚持效忠国王乔治三世，鲍彻强烈质疑美国革命时期激进革命分子的独立主张。在《北美叛乱的起源与进展》中，波士顿效忠派彼得·奥利弗强烈谴责波士顿的激进政治分子，痛斥后者的政治反叛行为离经叛道。1778年，曾在宾夕法尼亚立法机关担任议长的效忠派约瑟夫·加洛韦从费城返回英国国内。1780年，在题为《关于北美殖民地叛乱的兴起和进展的历史和政治反思》的政治小册子中，加洛韦指出英帝国中央政府针对北美13个殖民地的政策混乱主要是因为英帝国中心政治家对13个殖民地、殖民地政府和殖民地人民知之甚少。对类似鲍彻、哈钦森、奥利弗和加洛韦的白人效忠派来说，17世纪60年代和17世纪70年代初英属北美日益高涨的反英情绪是少数激进政治人物煽动北美13个殖民地人民反叛英帝国中央政府的政治阴谋，并不代表大多数殖民地人民的政治立场。

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辉格派历史学家将美国革命描述为理想主义、民族主义和社会不断进步的史诗叙事。辉格派历史学家将美国革命叙述为一场由英明果断的政治和军事领袖所领导的政治和社会运动。此外，辉格派历史学家将美国革命描绘成自由与专制以及美德与腐化之间的斗争产物。另外，辉格派历史学家将《独立宣言》《联邦宪法》和《权利法案》等政治文献描绘成美国革命的重大成果。在辉格派历史学家看来，这些政治成就的取得是以最少的流血牺牲为代价的，直接反映了北美殖民地人民对自由、民主和进步的追求。在辉格派历史学家的解释中，美国历史的基本主题是一场通往自由和民主的天意之旅，进而远离旧世界的暴政和专制主义。

到19世纪中期，美国历史学家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进一步从辉格派历史学家的视角来解释美国独立运动。在欧洲旅行期间，班克罗夫特利用闲暇时间收集原始档案和相关史料。班克罗夫特倡导以美国为中心的民族史观，其代表作为十卷本的《美国历史：从美洲大陆的发现说起》。其中，班克罗夫特专门花了六卷的篇幅来讨论美国革命。在解释美国革命的起因时，班克罗夫特强调美国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尽管班克罗夫特注意到美国革命时期不同族裔和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冲突，还是坚持美国独立运动是北美殖民地人民争取个人自由和政治独立的伟大创举。受19世纪中后期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班克罗夫特热情讴歌美国国父们的丰功伟绩并指出美国革命是为了捍卫全世界的自由。在史学方法上，他坚持以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为中心，试图从内部来分析美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不足的是，由于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节支配着其对美国独立运动的理解，班克罗夫特所倡导的民族国家史学存在其不可克服的局限。

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不同于辉格派历史学家的研究方法和解释框架，“帝国学派”（Imperial School）在美国史学界逐渐兴起并发展壮大。其中，“帝国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乔治·比尔（George Beer）、查尔斯·安德鲁斯（Charles Andrews）、赫伯特·奥斯古德（Herbert Osgood）和劳伦斯·吉普森（Lawrence Gipson）等。“帝国学派”历史学家主要强调从英帝国的角度来认识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的历史，且将北美13个殖民地的历史视为英帝国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与辉格派史学家不同，“帝国学派”历史学家认为英帝国中央政府并不是一个专制独裁的政府，同时强调英国议会并没有通过严苛的立法和税收政策来限制北美殖民地人民追求政治自由和个人权利。此外，“帝国学派”史学家认为英帝国中央政府的重商主义政策和《航海法令》并不是要对北美殖民地人民进行经济压迫，进而限制北美13个殖民地贸易的发展。考虑到英法七年战争后英帝国中央政府的债台高筑，而北美13个殖民地人民所要负担的税收相对较轻，“帝国学派”历史学家认为美国革命前夕英帝国中央政府针对北美13个殖民地的相关税收和立法政策是顺理成章的。在分析英帝国中央政府制定的殖民政策后，“帝国学派”历史学家认为英帝国中央政府加强对北美13个殖民地的贸易进行管制和从北美13个殖民地寻求财政收入的政策合情、合理且合法。“帝国学派”史学家强调英帝国中心和北美殖民地之间在政治、法律、经济和文化之间的密切联系，但这种研究方法强调以英帝国中心为核心，把北美13个殖民地视为英帝国的边缘，且认为边缘的政治和经济发展等受英帝国中心所支配。此外，“帝国学派”史学家主要从政治制度的视角来研究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与英帝国中心之间的差异，进而探讨13个殖民地最终走向政治独立的原因和历史进程。

“帝国学派”历史学家重点分析了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与英帝国中心之间在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领域之间的相互联系。1899年，查尔斯·安德鲁斯在美国历史协会年会上做了“殖民时期的北美历史，1690-1750”的学术报告。安德鲁斯鼓励学者们使用馆藏在英国国内图书馆和研究机构的官方文件和相关历史档案。另外，他建议美国历史学家们把殖民时期的北美历史置放在更广阔的英帝国历史框架下进行解释。在同一届美国历史协会年会上，赫伯特·奥斯古德做了“殖民时期的北美历史研究”的学术报告，并勾勒了这个研究领域的一些重要研究主题。在1904至1907年之间，奥斯古德相继出版了三卷本巨著——《17世纪的北美殖民地》。1908年，通过出版《殖民时期的自治，1652-1689》，安德鲁斯讨论了17世纪后期英国贸易委员会及其他政府部门对北美殖民地历史的影响。1912年，他出版了《殖民时期》，专门介绍殖民时期的北美历史。不过，安德鲁斯强调英国国内情况对北美13个殖民地的影响。此外，安德鲁斯概述了英帝国中央政府的殖民控制政策，明确指出北美殖民地在政治和经济等领域上对英帝国中心的依赖。作为“帝国学派”的两位重要代表人物，安德鲁斯和奥斯古德试图让北美13个殖民地的历史研究摆脱班克罗夫特所倡导的民族国家史的分析框架。

《17世纪的北美殖民地》

在研究方法上，通过采用以英帝国为中心的历史叙事框架，奥斯古德和安德鲁斯试图重新解释美国革命。之所以英帝国中心与北美13个殖民地之间的政治冲突不可避免，奥斯古德和安德鲁斯等认为主要是因为英帝国中心的政治家们无法理解北美13个殖民地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发展所造成的。正如安德鲁斯所指出的：“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我研究北美早期史的研究方法是由我内心想要从更广阔的世界历史情境中来发现殖民时期的美国历史所决定的”。安德鲁斯对班克罗夫特所倡导的民族国家史观嗤之以鼻，强烈反对班克罗夫特把民族主义情感投入到北美早期史研究中。正如此，安德鲁斯和他的学生尝试开创新的研究方法，试图把美国革命从民族国家所主导的主流叙事中解放出来。取而代之的是，他们把美国革命史视为英帝国在北美扩张的一段历史并强调从政治和法律视角上考察了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和英帝国中心之间的关联。“帝国学派”的这种史学方法有助于解释北美13个殖民地与殖民地母国之间的各种联系，但它侧重的是从英帝国的兴起、发展和衰落的视角来解释13个殖民地的早期发展。另外，由于它忽视了其它殖民帝国如西班牙、荷兰、瑞典和法国等在北美的殖民活动，“帝国学派”的史学研究方法也存在诸多不足之处。

20世纪初，进步主义史学家对辉格派历史学家的解释观发起重大挑战。以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为代表的进步主义史学派主张从阶级视角来分析美国革命及其背后的经济动因，同时强调美国革命是由经济冲突和阶级矛盾所造成的。1913年，比尔德出版了《美国宪法的经济解释》，对起草《联邦宪法》的人进行了细致入微的分析。比尔德指出，美国开国元勋的政治行为更多地是由各自的经济利益所驱动的。美国革命时期的共和主义理念、个体不可剥夺的权利和平等的言论都是由经济动机和阶级利益所推动的。比尔德还指出，美国独立运动既追求政治独立，又与政治和军事精英追求统治权力密不可分。通过对美国革命时期的政治精英的财产进行分析，比尔德指出《独立宣言》的大部分签署者都是富甲一方的种植园主和商人，他们参与美国革命只是为了巩固他们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并保护他们的私有财产。

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

跟查尔斯·比尔德类似，其它进步主义史学家也认为美国革命是由阶级冲突和经济因素所推动的。1909年，卡尔·贝克尔（Carl Becker）提出了他的“双重革命理论”，一个是家规问题（home rule），另一个问题是谁应该管理家庭（who should rule at home）。贝克尔强调，在北美13个殖民地人民与英帝国中央政府进行政治和军事斗争的同时，美国革命时期的政治精英内部也发生了阶级斗争，且存在商业利益冲突。在《殖民地商人与美国革命》中，老亚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Sr）认为，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的商人激发了殖民地人民的革命情绪。施莱辛格进一步指出，北美殖民地商人热衷于通过摆脱英帝国中央政府的贸易规则和进入由英帝国所主导的贸易市场来增加利润。第二代进步主义史学家梅里尔·詹森（Merrill Jensen）明确指出，美国独立运动是“由人民群众进行的反对当地贵族的内部革命”。在解释《邦联条例》时，詹森认为联邦党人对《邦联条例》的攻击是因为他们想加强对贸易和金融的控制，这显然不能代表普通美国人的政治和经济诉求。

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为了回应进步史学家对阶级冲突的关注以及冷战的兴起，美国历史学家开始寻找美国历史的共识，“共识学派”（Consensus School），也被成为和谐史观学派，逐渐主导美国革命史研究。“共识学派”的代表人物分别有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丹尼尔·布尔斯汀(Daniel Boorstin)、埃德蒙·摩根（Edmund Morgan）和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等历史学家。大体而言，“共识学派”历史学家认为，美国革命是由人民的政治共识所推动的。北美殖民地人民比欧洲人更具有政治意识；他们理解美国革命的原因，并潜移默化地接受了独立、共和和民主的政治思想。许多北美殖民地人民通过参加城镇会议或在县和地方议会任职来参与美国革命，且他们对自己作为英国臣民的权利时刻保持政治警觉。当北美殖民地人民意识到他们作为英国臣民的权利受到英帝国中央政府的侵犯时，他们试图脱离英帝国中央政府，恢复他们的自治传统，而不是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和经济秩序。在“共识学派”历史学家看来，美国革命是一场“有限的”革命。它并不寻求根本性的政治、经济或社会变革，其目的只是为了保护和改善已经存在的传统。“共识学派”历史学家进一步指出，在殖民时期，殖民地社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自由且自治的社会，比英国社会更民主。进步主义史学家认为殖民地社会因阶级冲突进而造成政治局势的不稳，但“共识学派”历史学家拒绝接受这种解释。路易斯·哈茨在约翰·洛克的政治哲学中找到了殖民地人民的广泛共识。丹尼尔·布尔斯汀强调美国革命的保守特质。罗伯特·布朗（Robert Brown）则试图通过辩称“中产阶级民主”在美国革命前就已经存在，且可以用来替代进步主义史学家的阶级冲突观。

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

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新辉格派(neo-Whig)，通常也被称为共和学派（Republican School）或共和修正主义学派（Republican Revisionism），逐渐主导美国革命的历史叙事。新辉格派历史学家认为，美国革命既不独特，也不激进。相反，它只是一场保守的政治运动，其主要目的是要保护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权利、政治自由和私有财产不受英国议会的侵犯。以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和戈登·伍德（Gordon Wood）为代表的新辉格派历史学家或共和修正主义学派主张从共和主义思想的角度来理解美国革命时期的思想意识与英国内战时期的乡村反对派政治思想之间的相互关联。新辉格派历史学家承认，共和主义思想意识在美国革命时期广泛传播，美国革命分子于是挪用共和主义思想来捍卫他们已经享有的政治权利、自由和私有财产。通过研究美国革命前夕的政治小册子，贝林发现北美殖民地人民广泛接触并吸收英国国内和欧洲大陆的自由、主权、奴役、专制和代表制思想。在1965年出版的《美国革命时期的小册子》里，贝林撰写了“美国革命时期的转型激进主义”的导论，重点探讨了美国革命时期的政治思想是如何从大西洋彼岸的英帝国中心传递到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两年后，贝林把这份导论收录进奠定他史学地位的开创性专著——《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中，进一步考察英国光荣革命时期的共和主义思想意识是如何从英帝国中心传播到北美13个殖民地，以及北美殖民地人民是如何利用这些政治观念、语言或话语来争取他们的政治权利和自由。贝林强调，北美殖民地人民的思想意识来自英国所谓的“激进辉格派”的共和传统，这一传统向北美殖民地人民灌输了反专制和反暴政的观念，并影响了殖民地人民如何应对英帝国中央政府试图剥夺殖民地人民政治自由和公民权利的政治阴谋。

贝林对美国革命时期共和主义思想意识的研究深刻地影响他的学生戈登·伍德的史学研究。在研究主题上，伍德的成名作《美利坚合众国的创建》与贝林的《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渊源》一脉相承，且相得益彰。1992年，伍德出版了《美国革命时期的激进主义》，重点分析美国革命时期的激进主义政治观念如何发生转型并推动了共和国早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与贝林相比，伍德更关注美国革命时期的社会转型。伍德强调大多数美国人想要一个不同于旧世界欧洲的社会。君主制、世袭特权、社会等级制度和长子继承制等限制性传统受到挑战并被取代。美国人希望建立一个精英制度，其中，人才、能力和主动性而不是家庭、头衔或特权将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除贝林和伍德外，英国历史学家卡罗琳·罗宾斯(Caroline Robbins)和新西兰历史学家约翰·波考克（John Pocock）一起推动了共和修正主义史学思潮在欧美史学界的复兴和进一步发展。

戈登·伍德（Gordon Wood）

在推动共和修正主义史学思潮复兴的过程中，剑桥学派政治思想史学家约翰·波考克扮演着非同小可的作用。在《马基雅维利时刻：佛罗伦萨政治思想和大西洋共和主义传统》这本史学专著中，波考克试图分析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公民人文主义(civic humanism)是如何上承古希腊和罗马的共和思想进而在英国光荣革命时期以及美国革命年代复兴。把美国革命视为文艺复兴时期公民人文主义的最后一次伟大行动，波考克明确指出美国革命时期政治思想的主流并不是由英国政治思想家约翰·洛克所倡导的个人权利、私人财产权和社会契约等政治理念所支配的。取而代之的是，在美国建国初期居于主导地位的政治传统是古典共和主义。在波考克看来，美国革命不只是殖民时期北美人民内部的政治斗争，也不仅仅是北美殖民地人民与英帝国中央政府之间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相互斗争的结果。鉴于美国革命与古希腊、罗马和英国政治革命时期的共和思潮紧密相连，波考克呼吁大西洋两岸的历史学家们密切关注古典共和主义在大西洋世界两岸的传播和相互联系。

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自下而上的“新”社会史学家也阐述了他们对美国革命的看法。在那个激动人心且动荡不安的年代，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鼓励年轻一代的历史学家去研究美国早期的种族和奴隶制历史以及妇女史。“新”社会史倡导以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为中心，关注阶级和劳工的经济状况，同时聆听不同种族、性别和底层人物的声音，进而探讨普通人在历史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年轻的“新”社会史学家诸如杰西·莱米什（Jesse L. Lemisch）和斯塔顿·林德（Staughton Lynd）积极参加新左派政治运动，同时积极探索“自下而上的历史”，尤其是劳工阶级在美国历史上的特殊经历。同样，玛丽·诺顿（Mary Beth Norton）和琳达·科伯（Linda K. Kerber）在1980年都出版了关于美国革命对妇女影响的专著。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加里·纳什（Gary B. Nash）、爱德华·康特里曼（Edward Countryman）和伍迪·霍尔顿（Woody Holton）等历史学家将社会史与对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结合在一起。在《无人知晓的美国革命》中，加里·纳什描述了一个充满政治混乱、充满阶级冲突和根本不信任精英人物政治权威的殖民地社会。爱德华·康德尔曼和雷·拉斐尔（Rae Raphel)也考察了普通人民在美国革命进程中的作用。对大部分“新”社会史历史学家来说，美国革命期间的普通人相当激进，积极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和合法权利，从而将他们自己积极融入到美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除此之外，艾尔弗雷德·F.杨（Alfred F. Young）和蒂莫西·H.布林（Timothy H. Breen）等历史学家坚持尝试从底层人物的视角来研究普通人在美国革命时期的经历。

《无人知晓的美国革命》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革命史领域出现了三种新的研究转向。第一种主张从大西洋的视角来研究美国革命。大西洋史学家力图突破传统的民族国家史观和英帝国史观的局限，试图把大西洋世界当做一个区域性的整体，进而分析商品、人口、知识、疾病、奴隶贸易等研究主题。大西洋史研究的地理区域主要包括欧洲、非洲、南美洲、北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大西洋史学家指出，自从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大西洋世界内部的各个区域和民族国家逐渐连接成为一个整体，这需要历史学家们从整体上来考察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在1688至1825年之间，大西洋世界范围内的政治革命把英国、美国、法国、海地和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鉴于大西洋世界的政治革命是相互依存的，大西洋史学家们无法孤立地对待这些政治事件。

需要指出的是，大西洋史学家维姆·柯洛斯特（Wim Klooster）尝试从大西洋视角来研究美国革命与同时代其它政治革命之间的关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欧美历史学家很少关注南半球和北半球政治革命之间的联系，也很少注意它们在起源、发展和结果方面的相似性和差异性。在《大西洋世界的政治革命：一种比较史》这本专著中，柯洛斯特主要考察了十八世纪的政治革命，它包括美国革命、法国革命、海地革命和西班牙在南美洲殖民地的政治革命。柯洛斯特明确指出，帕尔默的“民主革命的时代”的研究范式是一种误导，因为“这些政治革命并不旨在创造一个民主的社会”。相反，政治革命领袖们的政治目标通常是为了争取民族国家的独立或者维护国家主权，革命后的政治统治通常是以威权的形式进行的。在讨论大西洋世界范围内的启蒙运动及启蒙思想的传播时，柯洛斯特强调，启蒙运动是以多样而不是单一的形式存在的，每场政治革命与启蒙运动的关系存在多样性。另外，每场政治革命的领袖有意识地选择了一些启蒙思想家的只言片语当作他们的革命口号，以便实现他们各自的政治目标。把大西洋世界当作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柯洛斯特尝试着把美国革命、法国革命、海地革命和西班牙在南美洲殖民地的政治革命结合在一起。2023年，维姆·柯洛斯特主编并出版了三卷本的《剑桥大西洋革命年代史》，继续推进大西洋视野下的政治革命史的研究。

与维姆·柯洛斯特一样，美国圣母大学历史系的帕特里克·格里芬（Patrick Griffin）也尝试从大西洋视角来探讨美国革命与世界上其它地方之间的联系。在《大西洋革命的年代：一个联结的世界的兴起和衰落》中，格里芬主要考察1750至1850年之间大西洋范围内政治革命之间的联系，其涵盖了美国革命、法国革命，以及南美洲和中美洲的政治革命，尤其是海地革命。格里芬强调，大西洋是一个相互连接（interconnected）或纠葛的（entangled）世界，一个地方的发展与其他地方的事件密切相关。尽管这些相互联系很复杂，但它们对大西洋沿岸人民如何体验那个时代至关重要。正如格里芬所指出的：“大西洋世界是如此的错综复杂以至于相信一场转变成政治革命的主权危机会仍然是孤立的将是是愚蠢的。（政治革命）体系的逻辑不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随着时间的推移，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将证明世界已经变得多么错综复杂。”

帕特里克·格里芬（Patrick Griffin）及著作《大西洋革命的年代：一个联结的世界的兴起和衰落》

需要强调的是，在采用大西洋视角的同时，欧美历史学家没有抛弃传统的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叙事。一方面，美国历史学家们迫切希望扩展历史研究的视角，以便重新认识美国革命史。确切地说，欧美学界历史学家们希望突破以美国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或英帝国作为一个帝国为中心的历史叙事。但是，另一方面，许多欧美历史学家也承认以民族国家或帝国为中心的历史叙事还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尽管在研究视角上与大西洋视野不一致，民族国家史学和帝国史学仍然有助于加深对美国革命史的认识。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大西洋视角下的美国革命史很有前景，但欧美学界并未全盘接受这种研究方法。

第二种则是强调大陆取向或陆地取向的美国革命史研究。美国革命史研究的大陆转向（continental turn）”是对传统的大西洋史观的批评和反思。大西洋史主要考察北美殖民地的东部沿海地区与非洲和欧洲以及中美洲和南美洲之间的相互联系，但忽视了北美殖民地的西部边疆地区。在《复数的美国革命：一部大陆史，1750-1804年》这本新著中，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的阿兰·泰勒（Alan Taylor）指出美国革命是复数的，而不是单数的。因为美国革命不只是爱国者所经历的革命，也是非洲裔美国人（包括自由黑人和非洲裔奴隶）、妇女、效忠派、土著印第安人所共同经历的革命。泰勒重新考察了《1763年王室公告》及其对白人殖民者和土著印第安人部落的影响。在西部边疆地区，白人定居者叫嚣着反对英国政府制定的阻止他们向西部迁移的政策。在东部沿海城市，商业精英动员暴动和抵制抵制来自英帝国中央政府的税收政策。一方面，英国与法国和西班牙在北美争夺殖民霸权；另一方面，白人殖民者不断向西扩张并进一步侵占土著印第安人的土地，且非洲裔奴隶制度逐渐向西部无主土地蔓延，最终造成了西部边疆地区和沿海地区在发展模式上的差异，以及殖民地和殖民地母国之间不可调和的政治裂痕。美国独立运动爆发后，白人爱国者群众骚扰效忠派和中立派人士，迫使他们支持爱国者的革命运动。此外，克劳迪奥·桑特（Claudio Saunt）的《革命的西部：1776年的一部不寻常的历史》从西部扩张的视角来理解美国革命。同样，在《失落的美国独立：美国革命的边缘人物》，凯瑟琳·杜瓦尔（Katheleen Duval）尝试从西部边疆地区边缘人的视角来探讨美国革命对他们的意义和影响。上述著作的出版说明西部或美国内陆地区对美国革命同样重要，而不能只研究东部沿海地区在美国革命年代的历史。

第三种则强调采用全球视野来研究美国革命。2002年，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大卫·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尝试着从国际法的视角来分析美国历史上的《独立宣言》。2007年，他尝试着分析《独立宣言》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并探讨这份文献在全球历史进程中所扮演的重要作用。2010年，通过采用全球视野，阿米蒂奇和桑贾伊·萨布拉曼娅（Sanjay Subrahmanyam）合编了《全球情境下的革命年代，1760-1840》。把美国革命置放在全球历史情境下，阿米蒂奇和萨布拉曼娅分析了美国革命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

《全球情境下的革命年代，1760-1840》

在《世界重启：美国革命如何摧毁全球》中，美国阿拉巴马大学历史系的马修·洛克伍德（Matthew Lockwood）尝试从全球视野探讨美国革命的全球性影响，而不仅仅局限于讨论其对美国国内所带来的和平与自由。洛克伍德指出：“此前大多数关于美国革命的记述大体上都局限于1776年宣布脱离英帝国并宣布政治独立的北美十三个殖民地。这样一来，他们的注意力就只集中在引起轰动的石头上，而不是从震中向外辐射的波浪和涟漪上，只集中在迅速而尖锐的冲击上，而不是持久的余波上。这种固执的国家层面的历史关注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美国独立的更广泛影响”。洛克伍德进一步指出：“将我们的注意力局限于熟悉的、甚至令人欣慰的美国革命故事，不仅会扭曲我们对这场全球危机的理解，而且会以危险的方式塑造我们对美国国家历史的理解。”美国独立战争始于马萨诸塞，但它并没有以1783年的《巴黎条约》的签订而结束。取而代之的是，北美偏远地方的地方性税收抗议活动最终在都柏林街头、秘鲁山区、澳大利亚海滩和印度丛林中结束。洛克伍德强调：“在十八世纪日益相互联系的世界中，美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将点燃一场意想不到的革命火焰，吞噬全球，留下一个新世界和改变的力量平衡。西方新国家的诞生将为印度、澳大利亚、非洲、中国和中东的数千年文明埋下崩溃的种子，并加速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大国诸如美国、俄罗斯和英国的崛起。美国革命是一场帝国内部（within）、帝国之间（between）和帝国之外（over）的战争，当硝烟散去时，新的帝国将会出现，而旧帝国将被迫进行根本性的改变，否则将面临急剧的衰落。”《世界重启：美国革命如何摧毁全球》对美国革命的影响或许存在某些夸大其词的地方，尤其是把19世纪和20世纪的政治革命等与美国革命结合在一起明显有些不合时宜。但不可否认的是，传统的从民族国家或帝国视角来研究美国革命存在不可避免的局限性，这为从全球视野来研究美国革命提供了可能性。

确切地说，大西洋视野和全球视角都有助于推动美国革命史研究。大西洋视野面向的主要是大西洋世界，且把大西洋世界当作一个区域性的整体。全球视角面向的是整个世界，而不仅仅局限在大西洋世界。这两种研究视角在研究区域上并非完全相同，但它们的研究路径比较类似。那就是，它们要突破单一的以民族国家或帝国为核心的历史叙事框架。需要强调的是，全球视野下的美国革命史研究是大西洋视野下的美国革命史研究的深化。从空间上看，美国革命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在大西洋世界范围内，还影响了大西洋世界以外的其它国家和区域。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跨国史和全球史逐渐成为欧美学界的热门研究领域，越来越多的欧美历史学家尝试从全球和跨大西洋视野来研究美国革命史。

（本文选摘自《漩涡中的南卡罗来纳 : 美国革命的地方性和多样性（1763—1840）》，魏涛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6年1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转载时注释从略。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来源：魏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