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官员正向因战争而动摇的海湾企业提供优惠政策,但重重障碍依然存在。随着针对伊朗的战争使海湾地区的全球资本中心面临风险,土耳其政府正设法吸引总部位于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投资者和企业迁往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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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向《中东之眼》透露消息的人士称,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近期向国际投资者表示,安卡拉计划向跨国公司提供税收优惠及其他支持,其力度将与伊斯坦布尔金融中心目前提供的政策相当。
该官员指出,伊朗有可能将阿联酋的金融中心以及位于阿布扎比和迪拜的跨国公司作为打击目标,这一潜在风险或将促使部分企业将业务转移至土耳其。
海湾地区目前汇聚了众多国际银行和金融服务机构,同时也是科技初创企业、人工智能公司、数据中心和制造企业的聚集地。
伊斯坦布尔金融中心作为容纳银行和跨国公司等机构的金融区,目前已提供一系列税收减免政策。企业从出口金融服务中获得的收入可全额抵扣企业所得税,相关交易也可免除附带费用。
针对具备国际经验的人才,该中心还出台了工资税收优惠政策。根据海外工作年限的不同,其每月实际净工资的60%或80%可免缴个人所得税。
据彭博社报道,土耳其政府正筹备将部分税收优惠政策更广泛地推广至跨国公司。企业在不将海外采购商品引入土耳其境内的情况下,通过销售或居间交易赚取的收入,有望获得50%的扣除额度。
目前已有初步迹象表明,外国企业对土耳其的投资兴趣正在逐渐升温。
本月早些时候,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在伊斯坦布尔主持了一场由世界经济论坛组织的会议,接待了40位全球企业首席执行官,与会企业代表着数十亿美元的经济价值。
此次聚会备受瞩目,因为自2009年以来,埃尔多安就再未出席过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峰会。当年,他因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杀害巴勒斯坦人一事,与时任以色列总统西蒙·佩雷斯发生了公开冲突。
世界经济论坛董事会主席兼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首席执行官拉里·芬克是此次伊斯坦布尔会议的组织者之一。世界经济论坛临时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洛伊斯·茨温吉表示,土耳其在贸易、投资和生产网络中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战略作用。
土耳其问题专家杰伦·凯纳尔指出,世界经济论坛也试图通过组织此次会议,打破埃尔多安与达沃斯之间的僵局。
凯纳尔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应被解读为对土耳其经济投下的信任票,尽管其经济仍存在脆弱性。除此之外,我们必须认识到,在埃尔多安的领导下,土耳其在全球舞台上扮演的理性和战略角色具有重要意义。”
凯纳尔进一步表示,在过去15年接连发生的战争中,包括在叙利亚、乌克兰、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巴勒斯坦和伊朗的冲突中,土耳其一直努力充当公正的调停者角色。
她分析称,当前土耳其与美国的关系处于长期以来的最稳定状态,而与欧洲的关系也正在特朗普的背景下被重新定义。“在构建中东地区的政治与经济方程式时,将土耳其排除在外是行不通的。”
伊斯坦布尔金融中心首席执行官艾哈迈德·伊赫桑·埃尔代姆本月早些时候向路透社透露,由于伊朗战争的影响,该中心已与40家来自东亚和海湾地区的企业举行了会谈。这些企业对将部分业务迁至伊斯坦布尔金融中心或在土耳其扩大规模表现出浓厚兴趣。
对多位要求匿名以自由发表意见的分析人士和投资者的采访显示,安卡拉在说服阿联酋投资者和企业迁往土耳其方面面临着严峻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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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是土耳其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率以及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另一方面,投资者还指出了其他隐忧,包括政府干预拥有外国投资者的金融科技公司和企业的倾向。例如,估值超过10亿美元、作为该国首家金融科技独角兽企业的初创公司帕帕拉就曾遭遇此类情况。
更为根本的问题在于外界对法治环境的担忧。一位国际银行家向《中东之眼》直言:“没有人信任土耳其的法院。”
以迪拜国际金融中心为例,该中心在独立的民商法体系下运作,与阿联酋更为广泛的法律体系相互剥离。其法律框架建立在英国普通法基础之上,并设有名为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法院的独立司法机构。
鉴于土耳其共和国建国之初就对双重法律体系深恶痛绝,在土耳其引入类似机制可能会引发巨大争议。这种排斥心理根植于奥斯曼帝国时期因被称为“治外法权”的外国经济特权而遭受的痛苦经历。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土耳其高级官员表示,如果不设立拥有独立法院的自由区,安卡拉仍能找到合法的途径来缓解这些担忧。如果土耳其希望吸引数据中心和人工智能公司,这一点尤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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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克指出,此类特区可能更适合设在北塞浦路斯。由于英国过去曾控制该岛,那里保留了英国普通法的历史传统。
曾就职于阿布扎比国际金融中心的安泰斯集团地缘政治与战略洞察高级顾问居内伊·伊尔迪兹表示,安卡拉在伊斯坦布尔提供的金融激励措施是真实且丰厚的。
他指出,在伊斯坦布尔金融中心园区内运营的银行,其金融服务出口在2031年之前实际上享受零企业所得税。“从纸面上看,这实际上比迪拜更具吸引力。因为迪拜国际金融中心和阿布扎比国际金融中心虽然对大多数业务实行零税率,但将银行和保险公司排除在外,后者仍需缴纳9%的标准税率。”
尽管如此,伊尔迪兹并不认为海湾地区的银行会将主要精力放在伊斯坦布尔与迪拜或阿布扎比的税率对比上。
“他们更担忧的是里拉贬值、通胀风险以及土耳其相对较低的主权信用评级,”他补充道。不过他也承认,当前土耳其的经济管理团队正在推行一项具有公信力的计划。“只有在土耳其宏观经济表现改善的前提下,局势才有可能向有利于伊斯坦布尔金融中心的方向扭转。”
自2023年以来,土耳其财政部长穆罕默德·希姆谢克一直推行更为正统的经济和财政计划,但该计划因未能将通胀率降至个位数而饱受外界批评。
另一位同样要求匿名的分析人士指出,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已投入巨额公共资金用于建设人工智能和技术基础设施。作为主要的油气生产国,两国不仅能提供可靠的能源供应,还具备强大的物流优势。该分析人士认为,土耳其目前无法提供同等优越的条件。
土耳其经济学家萨克认为,安卡拉在一个领域具有明显优势,那就是制造业。在该领域,土耳其依然是该地区最具实力的参与者之一。
在过去三个月里一直为海湾投资者提供咨询服务的伊尔迪兹指出,如果将同样的激励方案推广到除伊斯坦布尔及其金融中心以外的其他土耳其城市,可能会向外国投资者传递错误信号,并破坏金融中心本应具备的法律和物流连贯性。
“话虽如此,这个想法其实有一个更明智的执行版本,”他建议道。“如果土耳其将二线城市定位为专业的后台服务或金融科技枢纽,并为其制定独立的激励计划,同时将受监管的核心业务保留在伊斯坦布尔金融中心,这实际上是行得通的。”
伊尔迪兹补充说,土耳其能提供而迪拜无法提供的是一个拥有8500万人口的庞大经济体。在这个市场中,保险业依然欠发达,养老金覆盖面有限,且除最高收入阶层外,财富管理服务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空白状态。
他分析称:“从保险、资产管理到租赁,非银行金融部门仅占金融总资产的约十分之一。而在一个正常的发达经济体中,这一比例通常是四到五倍。土耳其与海湾地区的对话重点应该放在如何进入这一广阔市场上,而不是试图在税率上与迪拜一较高下,因为这很可能是土耳其无法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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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欧洲投资顾问认为,土耳其确实有机会从海湾地区吸引部分投资者,但这必须建立在清晰的战略和强大的执行力之上。
“前提是土耳其必须先整顿好内部事务,”他补充道。这指的是土耳其政府在全国范围内罢免反对派市长的行动,包括逮捕伊斯坦布尔市长埃克雷姆·伊马姆奥卢。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只要埃尔多安的个人议程依然凌驾于一切之上,这种愿景就很难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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