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 张书剑：美以再袭伊朗，印度要付出多大沉默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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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书剑

编辑|宋可馨

审核 |朱依林 陈珏可

2026年2月25日，印度总理莫迪在以色列议会发表演讲。 图源：“世界知识”微信公众号

2月25日，印度总理莫迪在以色列议会发表题为“两个古老文明的对话”的演讲，强调印以的“特殊战略伙伴关系已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并“坚定地与以色列站在一起”。此时的莫迪或许尚未预料，美国和以色列将在48小时之后对伊朗发动继2025年6月“十二日战争”后的又一次大规模军事打击，由此引发的地缘危机将严重冲击印度在中东的战略布局。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莫迪与内塔尼亚胡拥抱示好后不久，受邀参加印度“米兰”多国海军演习的伊朗护卫舰“德纳”号于3月4日在返航途中被美国核潜艇发射的鱼雷击沉，造成至少87名船员身亡。护卫舰遇袭地点距斯里兰卡海岸约40海里，处于印度海上安全的“首要利益区域”。该事件不仅暴露印度“印度洋净安全提供者”的自我定位与现实能力之间的巨大鸿沟，更令莫迪政府饱受非议。在深化向美以战略靠拢的务实选择与维护能源安全、侨民利益及地区影响力的传统利益之间，新德里的“战略自主”再次遭遇严峻考验。

一 、能源脆弱性与互联互通博弈

作为世界第三大石油进口国，印度85%的原油需求依赖进口，其中约半数经由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该国90%的液化石油气进口同样通过这一狭窄水道。随着伊朗宣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袭击海湾阿拉伯国家的美军基地，印度不仅面临国际油价波动带来的通胀压力，与普通家庭生活息息相关的液化石油气供应更是早已陷入短缺。尽管印度石油和天然气部紧急指示优先保障关键产业和家庭日常的液化石油气供应，但餐饮业与家庭用户仍陷入恐慌性囤积，直接引发经济社会层面的震荡。

与此同时，伊朗南部恰巴哈尔港的命运暴露了印度在基础设施长期投入和“议题结盟”阶段性红利之间的矛盾。该港口被印度视为绕过巴基斯坦、连通中亚与阿富汗的重要战略资产，同时也是印俄联合规划的国际南北运输走廊的关键节点。自莫迪2016年访问伊朗签署相关开发协议以来，印度至少已在该港口上投入1.2亿美元。然而美以再袭伊朗后，该项目已陷入无限期延迟的风险。更重要的是，美国对印度运营该港口的制裁豁免将于2026年4月到期。在当前态势下，印度与伊朗在该项目上的任何积极举动都可能触发美国的二级制裁。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由莫迪与美国总统拜登在2023年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新德里峰会上推出、被特朗普称为“历史上最伟大贸易路线”的“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却随着以色列在地区影响力的强势增长再度成为热点。地区的零和博弈迫使印度需在其拥有更大主导权的国际南北运输走廊与依赖美以同盟的“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之间作出艰难取舍，而这种取舍本身就是“战略自主”原则的倒退。

二 、从不结盟到“议题结盟”

历史上，印度曾通过不结盟运动在冷战时期维持与阿拉伯世界的稳定伙伴关系，将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正义事业作为印度不结盟外交的原则主张，并在1988年成为首批承认巴勒斯坦国的国家之一。1992年与以色列建交后，包括印人党政府在内的历届印度政府仍维持对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道义支持。与此同时，印以关系的实质性发展并未对印度在中东各方势力之间的平衡外交构成较大冲击。然而，随着中东传统地缘博弈进入新一轮动荡，以及印度教民族主义在国内成为主流思潮，印度的中东政策逐渐由对冲策略向“议题结盟”转型。

这种转型的驱动力源自莫迪政府务实与战略调整的双重考虑。一方面，以色列作为印度主要的武器供应国，在无人机、导弹防御系统及网络战领域对印度的军事现代化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在中美博弈加剧、印度逐渐融入美国盟伴体系的大背景下，深化与以色列的战略合作有助于印度将美印“印太战略”协同扩展至西北印度洋。莫迪已在2021年拜登政府时期与美国、以色列、阿联酋联合推出“中东四方机制”。然而，这种“议题结盟”的代价是印度在中东冲突中的“战略自主”观感不复存在。莫迪在美以袭击伊朗前48小时拥抱内塔尼亚胡，并在此后对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遇袭身亡保持长达两周的沉默，这些举动无疑表明印度已在实质上放弃了在中东的中立地位。

更为长期的影响在于印度作为美国“战略附庸”形象的固化。3月5日，美国副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兰道在新德里举办的瑞辛纳对话上明确表示，美国不会允许印度崛起成为能与美国抗衡的力量，并要求印度减少对俄罗斯和伊朗的能源依赖、扩大自美国的能源进口。这一过于坦率的言论引发印度舆论界的争议，却也在一定程度上昭示了特朗普对印度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定位——印度不仅需配合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制裁，更可能在未来的地区安全架构中被边缘化为“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而非“规则制定者”。与此同时，在全球南方反对霸权主义的话语体系中，印度正从“受压迫者的捍卫者”转变为“施暴者的同谋”。正如一些分析人士所言，“两头受堵”的印度恐在战略上陷入“系统性孤立”。

三 、民粹政治面临内外反噬

莫迪政府的中东政策转向同样源于国内右翼政治需求，尤其是印度教民族主义者与以色列之间的“文明纽带”。莫迪在以色列议会演讲时刻意强调两国的民主制度、反恐立场及希伯来语“修复世界”（Tikkun Olam）与梵语“四海一家”（Vasudhaiva Kutumbakam）的思想共鸣，以此服务国内政治叙事。然而，意识形态的驱动力同国家的现实利益并非完全重合。

国大党等反对党已敏锐捕捉到这一矛盾，并藉此恢复自身在“道义外交”中的话语权。国大党领导人索尼娅·甘地指责莫迪政府在伊朗危机中的沉默是“背叛原则”，该党主席马利卡尔琼·卡尔格直言莫迪的无动于衷展现了“极致的道德怯懦”。更重要的是，莫迪政府在伊朗危机中的态度可能会进一步刺激印国内约两亿穆斯林群体对政府的负面情绪。莫迪政府先后拒绝对加沙人道主义危机及造成至少165人遇难的美以空袭伊朗南部小学事件进行谴责，却对伊朗报复性袭击海湾地区拥有最多印度人的阿联酋表示“强烈谴责”。这种差异化的表态被舆论解读为“双重标准”，加剧印国内本就紧张的教派关系。

印度战略界对莫迪政府应对方式的评价同样呈现两极分化。部分战略精英支持莫迪出于务实考虑的“战略转向”，认为印度在现阶段必须优先保障800多万在海湾阿拉伯国家务工侨民的安全，以此确保每年近1350亿美元的侨汇，因此对伊朗的单方面谴责是“现实政治”的必要。而一部分前外交官与学者则痛惜政府立场变化使印度放弃了多年积累的“和平斡旋者”形象。

尽管莫迪政府在事后派出外交秘书唐勇胜前往伊朗驻印度大使馆吊唁哈梅内伊，印度外交部也保持着与冲突各方的外交沟通，但印度在第一时间的“沉默”已使自身失去对任何一方的实质影响力。几乎在美国副国务卿兰道“训导”印度的同时，伊朗副外长赛义德·哈提卜扎德也在瑞辛纳对话上对美以的战争行为展开猛击，并特别提及“印度必须询问美国为何在印度洋针对伊朗船只”，这再度引发国际舆论对印度在“德纳”号护卫舰遇袭事件中所扮演角色的争论。尽管如此，印度并未对美军在其“后院”的武力投射公开表达任何异议，已然削弱了自身在地区安全秩序中的公信力。与印人党政府关系密切的印度前外交秘书坎瓦尔·西巴尔也认为，印度至少应对受邀参加军演的人员遇难表示哀悼。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印度地区影响力的边缘化也在客观上为巴基斯坦在地区发挥更大影响力创造了空间。2025年9月，巴基斯坦与沙特签署了共同战略防御协议，以构建更加密切的军事同盟关系。在此轮战事中，巴基斯坦谨慎地平衡与伊朗的关系。夏巴兹政府第一时间谴责美以再袭伊朗及刺杀哈梅内伊的行动，重申支持“兄弟国家”伊朗的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尽管该国同印度面临相似的能源危机与战略选边困境，但外交道义与战略利益上的平衡仍使巴基斯坦保留了作为地区调停者的潜在影响力。

无论此次美以再袭伊朗的结局如何，印度都将面临难以逆转的结构性损失。若伊朗长期动荡，恰巴哈尔港极可能成为沉没成本，印度将被迫依赖美以拥有更多主导权的“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从而进一步从属于美国主导的地区秩序。若伊朗成功抵御了美以的颠覆行动，印度将面对一个与其互信受损的伊朗，其伸向中亚与阿富汗的战略触角可能被斩断。与此同时，印度在发展中国家中的道德领导力正在逐渐流失，软实力的损耗将在长期削弱印度争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及全球南方领导权的合法性。然而印度的根本困境在于，莫迪政府试图通过“议题结盟”实现“多向结盟”的策略，在零和性日益凸显的中东冲突中已难以为继。印度精心构建的“战略自主”正逐步让位于战略僵化。在能源危机、侨民安全、美国经济制裁与国际公理的四面夹击下，莫迪政府的中东政策正面临最具挑战性的压力测试，但持续时间和最终决定权显然不在印度这边。

作者简介：张书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南亚研究所所长助理、副研究员。

本文转载自“世界知识”微信公众号2026年4月8日文章，原标题为《张书剑：美以再袭伊朗，印度要付出多大沉默的代价》

本期编辑：宋可馨

本期审核：朱依林 陈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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