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为和平而生

——专访世界能源理事会秘书长兼首席执行官安吉拉·威尔金森

能源转型要以系统思维、多方协同与对话合作来平衡能源安全，可负担性与可持续性。

文/石杏茹 齐铁健

3月，国际油价大幅上涨席卷全球，能源化工产业链全线承压。地缘已不再是屏障，能源供应的不稳定性愈发凸显，世界能源格局正迎来深刻而剧烈的重构。

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重塑能源决策环境的背景下，如何平衡能源的安全、可负担与可持续?在北京的春日，世界能源理事会秘书长兼首席执行官安吉拉·威尔金森女士接受了本刊记者专访，围绕全球能源治理、行业转型、中国角色等核心议题，分享权威观点，破解能源发展困局。

01

和平稳定是转型核心前提

中国石油石化：安吉拉女士，您好!据悉，世界能源理事会即将发布的《2026年世界能源议题调查》，将“和平与稳定”列为全球能源转型最主要的不确定性因素。您认为应如何应对这一挑战?

安吉拉·威尔金森：随着冲突升级波及中东及海湾国家乃至更广泛地区的民生与能源体系，和平与稳定已成为影响2026年全球能源治理格局的关键不确定性。能源体系处于现代社会的核心位置，支撑着国家安全、经济繁荣与环境治理。当前，能源体系在转型的同时仍在持续扩张，能源需求不断增长，基础设施承压，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正在重塑能源决策所需环境。

在气候更趋炎热、市场更具波动、前景更难预测的背景下，决策者需要在推进系统整体转型的同时，确保能源供应可靠、高效、可负担且可及。这一治理挑战具有系统性，既涉及社会与政治层面，也关乎技术与金融层面。对能源体系进行有效管理，需要持续关注能源安全、可负担性与可持续性三个维度，并在实践中实现动态平衡。

中国石油石化：能源供应可靠、高效、可负担且可及，实现难度很高，这也是世界能源理事会提出的“世界能源三难困境”。该框架已成为全球能源转型的重要参考，2026年，这一框架在实践应用中是否有新内涵与调整?对各国能源政策制定的指导价值体现在哪些新维度?

安吉拉·威尔金森：理事会提出的“世界能源三难困境”框架，在实践中持续演进，被赋予新内涵与调整，其对各国能源政策制定的指导价值延伸出新维度。核心体现在定位转变：它已不再是单纯用于诊断能源发展困境的工具，而是逐渐成为面向实践的对话载体。其核心功能也从单纯的理论指引，转向更侧重帮助各国决策者平衡能源发展各项优先事项，精准应对能源转型中的各类现实权衡，助力各方通过对话凝聚共识、协同推进落地。

与此同时，我们计划推出的“能源罗盘(Compass)”框架，作为“世界能源三难困境”框架的补充，进一步丰富了其指导维度——它嵌入三难困境的核心内涵，同时新增导航赋能功能，能够为各国能源政策制定提供更全面、更具操作性的指引。这种“三难困境+罗盘”的协同框架，并非单一主体能够完成，需要各国、各利益相关方协同共创，才能充分发挥价值。

在当前更加碎片化、多重博弈并存的世界中，各国正重新定位自身在“世界能源三难困境”中的位置，这一平衡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权衡取舍不断加深，容错空间持续缩小。关于转型速度、推进顺序以及投资方向的决策，如今都具有更明确的政治、经济和生态影响。“世界能源三难困境”框架的新内涵聚焦实践导向与对话协同，其对各国能源政策制定的新指导价值，体现在引导各国跳出单一政策维度，在平衡能源发展优先事项、应对现实权衡的基础上，借助协同共创的框架体系，制定更具系统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能源政策，为2030年目标实现和全球能源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02

用系统思维破解多重不确定性

中国石油石化：除当前中东局势外，2025年以来全球经历了美国启动退出《巴黎协定》、OPEC+调整产量、欧洲电网故障等一系列冲击。能源转型过程中，应如何应对这种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环境?

安吉拉·威尔金森：我认为，几乎所有国家在能源转型过程中，都会面临新旧能源体系碰撞带来的各类冲击，这是转型进程中难以回避的共性问题。

正如你刚才提到的欧洲部分地区出现大面积断电、能源停供现象，这正是能源转型中极具代表性的典型问题。当新能源体系逐步建立、新能源持续接入，电力系统本身不可避免会出现不稳定性。需要明确的是，这种不稳定性并非源于外部冲击，核心原因在于新能源体系自身韧性不足，这也是能源转型过程中必须重点解决的问题之一。

能源可负担性问题同样值得高度关注。它绝非单纯的技术问题，更多关联整个能源系统的综合成本，同时与财税制度、能源定价机制等诸多方面紧密相关，是需要多维度统筹考量的系统性问题。

能源转型中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冲击维度：人们往往过度关注碳排放这一核心指标，却忽略能源转型对水资源、土地资源的影响，比如能源生产过程中的用水量、土地占用等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整体可持续发展为视角，全面考量能源转型成效，不能仅用单一指标评判转型价值。

总结来说，新旧能源体系的核心考量重点存在明显差异：在传统能源体系中，我们更注重能源战略储备的充足性，以此保障能源安全;而在新能源体系中，除要强化系统自身韧性、确保能源供应稳定外，更要兼顾能源可负担性，同时统筹公平公正、资源影响等多方面因素，才能推动能源转型稳步、可持续推进。

中国石油石化：《2026年世界能源议题调查》识别出诸多能源转型的“盲点”，比如能源形态转换的隐性成本、社会信任与合法性的“隐形基础设施”作用等。这些盲点为何容易被忽视?能源企业在日常运营和转型布局中，应如何规避这些潜在风险?

安吉拉·威尔金森：很多能源讨论的起点存在偏差，常陷入“取舍对立”的思维定式，且多局限于单一维度，忽视系统兼容、需求侧管理等关键问题，需跳出固有思维，以平衡视角审视能源问题。

中国在能源可负担性和可及性上表现突出，而全球多数国家易因保障能源安全或推动可持续发展，忽视能源可负担性这一系统性综合成本问题。在部分国家，政府受选民诉求限制，难以对能源问题做出长远系统决策，导致能源讨论偏向供给侧，忽略用户需求与社会和谐。

很多能源企业CEO虽深耕专业领域，但对社会层面综合影响认知不足。在此我想强调，当前的能源转型与能源系统，是一个“活的生命体”——它贯穿于人们日常生活和经济发展方方面面，不能用一种静态的业务模式、单一的技术路线，去解决动态发展的“活体”所面临的问题。

中国石油石化：调查也展现了全球不同区域能源转型的“亮点”，不同地区的转型经验是否具备可复制性?

安吉拉·威尔金森：我一直强调，能源转型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统一方案。每个国家国力不同、国情各异，对应的能源转型路径和解决方案自然有所区别。在全球能源治理话语体系下，我们特别倡导各国之间相互学习、彼此借鉴、取长补短、共同进步——正如我刚才提到的，中国在能源可负担性方面的实践，就值得很多国家参考。

在此，我还想重点提及中国能源转型的一个显著特点：中国始终将能源转型与工业现代化发展、国家整体竞争优势提升统筹考量、协同推进，从未将转型局限于“为了转型而转型”的单一维度，而是立足长远发展，实现多目标协同。同时，中国在石化领域的转型成效十分突出：一方面着力提升产品附加值，培育新兴产业、研发新型材料，推动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转型;另一方面，石化行业也深度参与零碳园区建设，依托自身产业优势，为零碳园区落地见效提供有力支撑。

正是这种全方位、系统性布局，让中国整个能源及相关产业的供应链展现出极强的一体化协同效应。这也是中国能源转型能够稳步推进、成效显著的重要原因之一。

03

全行业“众筹式”协同聚力

中国石油石化：同时兼顾三项目标，对于石油石化这类传统能源企业，在推进低碳转型过程中，应如何平衡能源安全、可负担性和可持续性三者关系，避免单一目标主导发展?

安吉拉·威尔金森：当前能源转型已从“承诺驱动”转向“经三难困境检验的落实阶段”。中国的五年发展规划，就是这方面非常好的范例——中国制定长期系统的规划，明确清晰的发展目标，为能源转型提供坚实的方向指引。

在实施层面，中国并非依赖单一路径、单一产业或单一行业推进转型，而是强调全行业、全产业协同作战。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产业或行业能够独自承担能源转型重任，唯有凝聚各领域力量，形成协同合力，才能推动转型目标落地见效。

关于能源转型中的“三难”问题，我们可以从多个层次理解。以中国的零碳园区为例，它的建设就是系统思维的生动实践：必须推动能源行业、融资行业、产业主体等不同领域、不同主体聚集联动、协同发力，才能真正实现零碳园区建设目标，这绝非某一家公司、某一个企业能够单独完成，而是多方合力的成果。

这个例子恰恰体现了“众筹”的维度——一旦探索出可行新模式，就会吸引更多行业、更多主体加入，形成良性循环。对我们而言，能源转型正是在这种“众筹式”协同推动下，才能最终达成预期效果。

中国石油石化：理事会提出的“5D”框架中“颠覆”成为当前理解能源转型的重要视角，石油石化行业应如何抓住“颠覆”带来的机遇，推动自身数字化转型和低碳技术突破?

安吉拉·威尔金森：我们正生活在边界不断被打破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要么是别人打破你的边界，要么是你主动打破自身边界，唯有主动适应变化，才能在变革中立足。

我注意到，中国在能源转型过程中，已经广泛运用人工智能相关技术，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人工智能的应用会带来额外能源需求。这一点尤为重要，既看到技术赋能的价值，又不忽视其可能带来的新挑战，正是理性推进能源转型的体现。

我还想提醒，在时代突变浪潮中，必然会涌现出新的行业领跑者，同时也会出现新的落后者。其间，我们必须从就业和工作维度加以考量，关注变革对就业市场、职业形态带来的影响，兼顾转型与社会稳定。

举例来说，绿色甲醇作为一种新型产品和技术，能够有效提升行业效率、推动产业发展，但它也会对现有能源系统带来新的冲击，这是任何新技术、新产品推广过程中都难以回避的问题。

在全球能源转型宏大进程中，石油石化行业无疑是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一员，肩负不可替代的责任，但它已不再是唯一的主导者，也不再是发号施令的核心角色，而是承担双重角色：一是自身脱碳至关重要，直接影响全球“双碳”目标;二是需保障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提供必需产品与服务。

传统石化行业与新能源并非对立，而是需协同发展。目前新能源产业规模相对较小，传统石化行业可为其规模化发展提供支撑。石油石化行业同样面临新机遇。比如，当前电动汽车产业发展势头良好，对相关材料需求大幅增加，石油石化行业就可以从材料领域切入，深入挖掘自身优势，探寻发展机遇。

04

理事会使命：能源为和平而来

中国石油石化：当前中东局势已事实上引发能源市场动荡，将对全球能源行业造成多大影响?

安吉拉·威尔金森：目前正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时段，我们由衷希望当前冲突能够尽快平息、降级，而非持续升级。在这样的局势下，大家关注焦点往往集中在冲突对能源供给、基础设施可能造成的影响上。

这种影响绝非仅限于当下，其深远影响更值得警惕——一旦能源与基础设施受损、留下创伤，这种影响可能会持续数十年。要知道，能源与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数十年深耕细作才能完成，而一旦遭到破坏，同样需要数十年时间才能逐步恢复。我一直强调一个观点：能源是整个经济的物理基础，更是经济运行系统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从当前局势整体视角来看，我们不仅要关注冲突对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的硬性影响，更要重视其对人类生命的伤害，以及留给后代的历史记忆。无论是硬性的物质损失，还是软性的精神与历史影响，都需要我们全面考量。这也是我认为当前局势极具危险性的核心原因。

中国石油石化：在这方面，世界能源理事会要发挥什么作用?

安吉拉·威尔金森：世界能源理事会并非能够直接解决当前冲突的机构，但始终秉持中立立场，倡导全球能源体系再平衡与重塑。理事会百年前成立之初，就确立了“能源为和平而产生”的核心使命，这一理念至今仍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

能源既是现代产业发展的物理基础，更是人类文明运行的核心平台，绝非单纯的产品或商品。若能源供给无法跟上发展需求，一切发展举措都将面临失败风险。能源系统具备可管理性，但它规模宏大、体系复杂，难以由单一国家、单一业务或单一产业独立管控。

在中国，无论是国资委这样的政府部门，还是中国企业改革发展研究会这样的研究机构，都在发挥聚合各类行业资源的重要作用，将不同领域、不同行业的力量凝聚在一起，协同推进能源转型。而在全球范围内，我们理事会所承担的，正是类似角色——搭建平台、汇聚力量，推动全球不同行业、不同主体开展多元合作，共同助力全球能源转型目标实现。

在能源体系整合方面，我们拥有多元实现路径：一是布局各类相关项目，夯实实践基础;二是依托成员国设置与企业会员体系，凝聚多方力量;三是推出包括议题报告在内的一系列出版物，输出专业研究成果;此外，我们每两年举办一次世界能源大会，汇聚全球能源领域领导者开展深度对话、凝聚共识，推进能源转型相关工作。第27届世界能源大会将于2027年4月在利雅得召开，主题为“激发变革、实现转型”。

05

双向赋能，共筑全球能源未来

中国石油石化：理事会如何看待中国在全球能源转型中的角色和贡献?未来计划如何进一步深化与中国能源产业界的合作?

安吉拉·威尔金森：世界能源理事会高度认可中国在全球能源转型中的关键角色与重要贡献，中国及中国能源企业积极参与理事会工作，为转型提供支撑。过去二十余年，中国以全方位、系统性路径推进能源转型，其统筹能源系统与产业、社会转型的系统思维，为全球提供了宝贵实践样本。能源转型需双向学习，中国既能贡献经验，也可借鉴国际优秀实践。未来，理事会将深化与中国能源产业界的合作，搭建沟通平台，推动中国企业参与议题探讨与框架共创，助力中国经验传播及双方优势互补，共促全球能源系统再平衡与可持续发展。

中国石油石化：在当前动荡局势下，您对中国能源企业有哪些建议?

安吉拉·威尔金森：当前，全球能源系统呈现高度割裂态势，各类参与主体交织其中、诉求各异。我们的重点是待中东局势趋于平稳后，重新平衡全球能源体系，进而为未来能源领导者搭建框架，助力其探索能源领域的未知与不确定性。

我们诚挚邀请中国能源企业加入理事会，共同参与“重塑能源话题”的圆桌探讨。我想强调的是，企业来到这个圆桌，不是为了竞争，而是为了相互学习、彼此借鉴，开展深度交流与探讨，凝聚共识、共寻出路。

我们希望中国能源企业能带着这样的理念与心态，参与到这场重要的话题探讨中，成为全球能源转型共创旅程的重要组成部分——携手重新平衡我们所说的能源“三难困境”，积极融入世界能源体系，为全球可持续能源未来，贡献中国应有的力量。

我始终认为，世界能从中国的能源实践中学到很多，世界也需要中国的支持与帮助;与此同时，中国也能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借鉴到许多有益的经验与教训，实现双向赋能、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