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贵州无知少女被男友强迫非法交易，少女：这样他就会娶我

2018年6月10日晚上，浙江诸暨大唐镇。

初夏的夜风裹着烧烤的烟火气，在马路上慢悠悠地飘。几个年轻人坐在路边烧烤摊的塑料凳子上，面前摆着一堆烤串和几瓶啤酒。他们是贵州老乡，在附近的工厂里打工，好不容易凑到一起，有说有笑，气氛很是热闹。

隔壁桌也坐着几个人，听口音也是贵州的。两桌人越聊越近，索性拼了桌，推杯换盏，称兄道弟。

烧烤摊老板看着这热络的场面，心里还挺感慨——还是年轻人好，哪儿都能交到朋友。

可他不知道，这顿饭的结局，会让他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都睡不好觉。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一个叫小杨的年轻人从兜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根叼在嘴上，伸手拍了拍对面一个染黄头发的男青年：“兄弟，借个火。”

黄毛正端着酒杯跟旁边的人碰，被这一拍，酒洒了半杯。他扭过头，眯着眼睛看了小杨一眼，把酒杯重重地顿在桌上：“你他妈拍谁呢？”

小杨一愣：“我就借个火，你至于吗？”

“至于吗？”黄毛站起来，手指戳到小杨脸上，“你他妈把老子酒弄洒了，你还有理了？”

两桌人本来聊得好好的，就因为一个打火机，气氛陡然降到了冰点。双方各自帮着自己的朋友，你一句我一句，声音越来越大，从拌嘴变成了对骂。

黄毛那边只有三个人，一看对方人多，知道硬碰硬讨不了便宜。他指着小杨的鼻子说：“你等着，有本事别走。”说完，带着两个人转身走了。

小杨这边的一个工友拉了拉他的袖子：“算了，走吧，别惹事。”

小杨嘴上说不怕，心里其实也有点发虚。又坐了一会儿，几个人结了账，沿着马路往住的地方走。

刚走出几百米，身后突然传来一阵刺耳的引擎轰鸣声。一辆银灰色面包车从后面追上来，“吱——”的一声横在了他们面前。

车门拉开，十几个人鱼贯而出。他们手里清一色拿着东西——有人提着砍刀，有人握着钢管，有人攥着木棍。路灯下，刀刃上反射出一道道冷白的光。

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喊叫。他们就那样沉默地冲过来，像是提前排练过无数遍一样。

小杨几个人还没反应过来，刀已经砍到了身上。小杨下意识地抬起手臂去挡，刀锋划过皮肉的感觉从手臂传到大脑，他低头一看，血从袖口涌出来，瞬间染红了半边身子。

他转身就跑，跑了不到二十米，后背又挨了一刀。他一个踉跄扑倒在地上，还没来得及爬起来，几个人已经围了上来。刀棍像雨点一样落下来，落在他的背上、腿上、手臂上。他一开始还能感觉到疼，后来就什么都感觉不到了，只觉得身体越来越轻，像一片被风吹起来的树叶。

等他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人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了。浑身缠满了绷带，一动就疼得钻心。

医生后来告诉他，他身上有十几处刀伤，最严重的一刀砍在左手臂上，差一点就伤到了骨头。如果再偏一点点，这条胳膊就废了。

小杨是幸运的。他的三个工友只受了些皮外伤，他本人虽然伤得重，但好歹保住了命。

但这件事，远远没有结束。

大唐镇派出所的民警赶到现场时，面包车和那伙人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地上只剩下几摊还没干透的血迹，和一把被人扔掉的断了一截的西瓜刀。

烧烤摊老板被叫来问话的时候，手还在抖。

“他们一开始聊得挺好的啊，”老板说，“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就吵起来了。那三个人的走了之后，我还以为没事了，没想到……”

“那三个人长什么样？”民警问。

“记不太清了，就记得有个染黄头发的，个子不高，瘦瘦的。还有一个戴眼镜的，斯斯文文的，吵起架来嗓门倒是不小。”

民警又问了周边的几个摊贩和路人，得到的描述大同小异——没有人看清那伙人的脸，但所有人都提到了一个细节：那伙人从面包车上冲下来的时候，动作整齐划一，分工明确，有人负责拦路，有人负责打人，有人负责放风。

这不是一群临时纠集起来的小混混。

这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暴力犯罪。

民警把目光投向了当地一个近年来频频出现在报警记录里的名字——金贵。

金贵，贵州麻江人，三十出头，来诸暨打工多年。说是打工，其实没上过几天班。据熟悉他的人说，金贵这个人，生性懒散，吃不了苦，在工厂干不了三天就嫌累，在工地上干了两天就嫌脏。他的人生信条只有八个字——能混就混，能蹭就蹭。

这样的人，按理说应该穷得叮当响。可事实上，金贵不但不穷，日子还过得相当滋润。他租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每天睡到自然醒，中午去饭店点几个菜，晚上不是去KTV就是去洗脚城。他穿的是名牌，抽的是中华，身边永远跟着一帮鞍前马后的小弟。

这些小弟管他叫“贵哥”。在外面受了欺负，只要喊一声“贵哥”，金贵就会带着人杀过去帮他们出头。所以他的名号在诸暨的贵州老乡圈子里越来越响，跟着他的人也越来越多。

有人给他统计过，巅峰时期，金贵手下的马仔有三十多人。这些人大多来自贵州的同一个县，彼此沾亲带故，抱团抱得极紧。他们在诸暨的街头巷尾横行霸道，打架斗殴如同家常便饭，本地人提起“贵州帮”三个字，都要绕着走。

可民警在调查中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按理说，一个三十多人的团伙，每天吃喝拉撒都是不小的开销。金贵又没有正经工作，钱从哪来？

民警翻遍了近两年的报警记录，发现辖区内发生的抢劫、盗窃案件并没有明显增加。走访了周边的商铺和摊贩，也没有人反映被收过保护费。

不做偷抢，不收保护费，那金贵的钱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问题困扰了民警整整一个月，直到一通来自江西的电话，才把谜底揭开。

电话是江西警方打来的。

“我们在查一个卖淫窝点的时候，发现幕后组织者和你们诸暨的一个叫金贵的人有联系。这个人涉嫌组织妇女卖淫，而且手法很特殊——他手下的人专门在网上骗女孩子，骗到手之后就卖到外地的洗浴中心。”

江西警方在电话里详细介绍了这个团伙的作案手法：他们用社交软件添加附近的人，专挑那些刚出社会的年轻女孩和未成年少女下手。这些女孩子大多来自农村，文化程度不高，涉世未深，对网恋充满了不切实际的幻想。

骗子们把自己包装成“成功人士”——开好车、住好房、出手阔绰。聊上几天，发几个红包，送几件小礼物，就能把这些女孩子哄得团团转。等感情“到位”了，他们就说自己遇到了经济困难，需要一个“既能挣钱又能陪在身边”的工作，问女孩子愿不愿意帮忙。

陷入热恋的女孩哪里会拒绝？她们二话不说就辞了工作，跟着“男朋友”去了外地。到了目的地才知道，所谓的“工作”，就是卖淫。

她们当然想跑。但“男朋友”早就把她们的身份证收走了，房间的门从外面锁着，窗户装着铁栏杆，门口还有人守着。有的人试图逃跑被抓回来，被打得遍体鳞伤，还被拍了裸照和视频，威胁说敢报警就把这些发到网上去、发给她老家的父母。

很多女孩子就这样被毁了。有的染上了性病，有的精神出了问题，有的甚至失去了生育能力。而那些骗她们的“男朋友”，拿着卖她们得来的钱，继续在网上物色下一个猎物。

江西警方之所以怀疑金贵，是因为他们在审讯被抓获的卖淫女时，所有人都提到了同一个名字——“贵哥”。她们说，自己的“男朋友”在提到金贵的时候，语气里带着一种近乎卑微的恭敬，就像老鼠见了猫一样。

诸暨警方接到这个消息后，之前所有的困惑都解开了。

金贵团伙的经济来源不是偷、不是抢、不是收保护费，而是——卖人。

诸暨警方立刻调取了金贵团伙核心成员的社交软件记录。他们发现了一个惊人的规律：几乎每个人的好友列表里，都同时有几十个年轻的女性好友。他们会定期清理聊天记录，但清理不掉的是那些转账记录——红包、转账、买礼物的钱，每一笔都不大，但频率极高。

更让人起疑的是他们的行踪轨迹。几乎每隔一两个月，金贵团伙的核心成员就会带着一个女孩去江西或者海南。去的时候是两个人，回来的时候只剩下一个人。那个女孩去了哪里，没有人知道。

而那个消失的女孩，很快又会变成金贵团伙社交软件上的一个新账号——她的照片、她的身份信息，被用来继续欺骗下一个猎物。

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链条。金贵是链条的最顶端，负责联系买家、敲定价格、分配赃款。他手下的骨干成员负责在网上钓鱼，把女孩子骗到手。然后由金贵亲自出马，把女孩子“卖”给外地的洗浴中心、KTV、足浴店。卖出去之后，这些女孩子就成了“商品”，从一个城市被转运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男人手里被转卖到另一个男人手里。

她们不是人，在金贵眼里，她们是一沓沓会走路的人民币。

警方在掌握了这些证据之后，决定收网。

2019年3月，诸暨警方在金贵的出租屋里将他抓获。抓捕现场，金贵正在跟几个手下打牌。看到警察冲进来，他没有跑，甚至没有站起来。他把手里的牌往桌上一扣，靠进沙发里，翘起了二郎腿。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他说。

民警没有理他，把他从沙发上拽起来，铐上了手铐。

审讯室里，金贵表现得异常嚣张。他跷着腿，歪着头，一脸不屑地看着审讯民警：“你们有证据吗？没证据就抓人，你们这叫非法拘禁。”

民警把一份份转账记录、聊天记录、行踪轨迹图放在他面前。金贵的表情一点一点地变了——从嚣张变成不安，从不安变成惶恐，从惶恐变成绝望。

他低下头，沉默了很久，然后开口说了一句让民警都没想到的话。

“你们能不能轻判我？我可以把我所有的钱都给你们。”

民警摇了摇头。

金贵的犯罪帝国，在那一刻彻底崩塌了。

随着金贵落网，他的团伙成员也一个接一个地被抓了回来。他们被带进审讯室的时候，有的是哭着进来的，有的是瘫着进来的，还有的是一路骂骂咧咧进来的。但当民警把证据摆在他们面前的时候，所有人都安静了。

他们交代了从2017年到2018年期间，用“放鸽子”的手段，将几十名年轻女性拐卖到江西、海南等地强迫卖淫的犯罪事实。

这些受害者的遭遇，让人听了既愤怒又心碎。

有一个叫小梅的女孩，贵州人，1999年出生。她初中毕业就出来打工了，辗转了几个城市，最后在诸暨的一家工厂找到了工作。2018年初，她参加了一个老乡会，认识了一个叫大强的男人。大强也是贵州人，长得不算帅，但嘴特别甜，说话轻声细语的，对小梅也特别好。

大强隔三差五就约小梅出去吃饭，每次都不空手——今天送条围巾，明天送支口红，后天又送个发卡。小梅在工厂里干了那么久，从来没有人对她这么好过。她觉得大强就是老天爷派来照顾她的那个人。

两个人很快就在一起了。

在一起之后，大强对小梅更好了。每天接她下班，周末带她去逛街，下雨天给她送伞。小梅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可这份幸福，只持续了不到一个月。

有一天，大强愁眉苦脸地找到小梅，说他做生意亏了钱，欠了一屁股债，现在连吃饭的钱都快没有了。小梅心疼得不行，把自己攒的几个月的工资全给了大强。

大强收了钱，又说：“这点钱不够，差得远。我有一个朋友在江西开了个KTV，需要人陪客人喝酒，一两天就能挣好几万。你能不能帮我这个忙？”

小梅犹豫了一下，还是答应了。她想着，帮男朋友渡过难关，以后两个人就能好好过日子了。

大强带着小梅去了江西。到了之后，来接他们的不是KTV的老板，而是一个五十多岁、满脸横肉的男人。那人上下打量了小梅几眼，把大强拉到一边，塞给他两沓钱，然后对小梅说：“跟我走。”

小梅被带到一个房间里，几个男人逼她脱衣服。她不肯，他们就动手打她。她哭着喊大强的名字，但大强已经拿着那两万块钱走了。

那天晚上，小梅趁看管的人不注意，从窗户翻了出去，一路跑到汽车站。她给大强打电话，哭着说：“你在哪？快来接我。”

大强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说：“你别动，我马上来。”

他真的来了。他把小梅接回了诸暨，带她去吃好吃的，陪她去逛街，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一样。小梅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大强说：“是那个老板搞错了，我还以为他知道你是来做什么的。”

小梅信了。

又过了几天，大强说：“咱们去海南玩吧，散散心。”

小梅答应了。

这一次，她没有再跑出来。

大强把她卖到海南的一家洗浴中心之后，特别叮嘱了接头人：“这个人跑过一次，这次要看好，给她拍点东西，省得她不老实。”

小梅被逼着拍了裸照和视频。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跑过。不是不想跑，是跑不掉了。每天都有男人看着她，她的身份证被扣了，手机被收了，连上厕所都有人跟着。

她每天要接七八个客人，有时候更多。生病了也要接，来例假了也要接，身体不舒服得站都站不稳了，还是要接。如果不听话，轻则不给饭吃，重则一顿毒打。

小梅在那家洗浴中心待了将近一年。

2019年3月，诸暨警方联合海南警方将这家洗浴中心捣毁的时候，小梅是最后一个被解救出来的。她蜷缩在房间的角落里，看到穿警服的人进来，第一反应不是求救，而是抱着头蹲下去，浑身发抖。

她被吓怕了。

可更让人心碎的事情还在后面。

民警把小梅带到办公室，给她倒了杯水，告诉她可以回家了。小梅抬起头，眼神空洞地看着民警，问了一句让所有人都愣住的话。

“我男朋友大强呢？他在哪？他说过会来接我的。”

民警互相看了一眼，都沉默了。

一个女警蹲下来，轻轻握住小梅的手，尽量用最温和的语气说：“小梅，你知道是谁把你卖到这里来的吗？就是大强。他收了人家两万块钱，把你卖了。”

小梅愣住了。她盯着女警的脸看了好几秒，像是在确认对方是不是在开玩笑。

然后她说了一句话，让在场的所有民警都感到一阵彻骨的寒意。

“不可能的，他爱我。他说过要娶我的。他是被逼的，对不对？求求你们放了他吧。”

女警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但什么都没说出来。

她该说什么？告诉她那个男人从头到尾都是在骗她？告诉她那个男人从来没有爱过她，她只是他用来赚钱的一件“商品”？告诉她那个男人现在已经被抓了，正在看守所里交代下一个目标是谁？

这些话太残忍了。但比这些话更残忍的，是这个女孩被骗走的那些年。

小梅后来被送回了老家。临走的时候，她一直回头看，像是在等什么人。

没有人来。

金贵团伙的其他受害者，有的被解救之后回到了父母身边，开始了新的生活；有的在回家的路上还在问“他是不是真的骗了我”；还有的至今下落不明，不知道被卖到了哪个城市的哪个角落里。

而那些骗她们的人，在金贵的“领导”下，把这套“放鸽子”的套路玩得炉火纯青。他们知道什么样的女孩子最容易上当——家庭条件不好、父母离异、辍学在家、性格内向、渴望被关注。他们对症下药，用温柔、用金钱、用承诺，一点点瓦解掉这些女孩子本就脆弱的防线。

等到这些女孩子彻底沦陷的时候，他们就把她们卖掉。卖一个女孩，能拿到两万到五万不等的“介绍费”。这笔钱，够他们在诸暨潇洒好几个月。钱花完了，再去骗下一个。

他们从来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

金贵在被抓之后，曾经对审讯他的民警说过一句话：“那些女孩子自己愿意的，我又没有逼她们。”

民警问他：“你把她们卖了，她们愿意吗？”

金贵说：“那是她们后来反悔了。”

民警没有再问。跟一个把贩卖人口当成“介绍工作”的人，没什么好说的。

2019年8月，绍兴市检察院以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拐卖妇女罪、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赌博罪对金贵等11人提起公诉。同年11月，绍兴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金贵，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团伙其他成员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十八年至两年三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宣判那天，金贵站在被告席上，脸上的表情看不出是悔恨还是麻木。他被法警带走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旁听席。旁听席上坐着几个来听宣判的受害者家属，他们盯着金贵的背影，眼睛里是藏了多年的恨意。

金贵收回目光，走进了候审室的门。

铁门在身后关上了。

这场持续了两年多的噩梦，终于画上了句号。但对于那些被他伤害过的女孩子来说，噩梦留下的伤疤，可能一辈子都好不了。

小梅后来怎么样了，没有人知道。有人说她回了贵州老家，在镇上找了份工作，再也不跟陌生人说话。有人说她的精神状态一直不太好，有时候会突然问身边的人：“大强真的不爱我吗？”

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回答她。

也许时间会给她答案。

也许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