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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农历丙午马年。马寄托着中国人对奔腾向前、昂扬向上、永不止步的向往。从《周易》中“乾为马”代表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到《荀子·劝学》的“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从《诗经》中的“皎皎白驹……其人如玉”,到曹操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从秦始皇陵兵马俑中的威武驷乘车,到唐三彩中膘肥体壮的骏马……马在中华文化中承载着深厚的文化意蕴,是力量、速度与君子品格的象征。
在文化符号之外,马还是串联起农耕与游牧、战争与贸易、生态与信仰的纽带——甚至可以说,马蹄声中藏着人类文明的密码。英国皇家亚洲事务学会会员、历史学者戴维·查费茨撰写的《马匹与文明的缔造》(见图,资料图片)今年年初由中信出版社刊行,该书融合人类学、考古学、遗传学、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成果,超越王朝兴衰更迭的传统叙事,聚焦马匹在欧亚大陆文明演进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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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匹与文明的缔造》书封。资料图片
在书中,查费茨追根溯源,梳理人与马如何建立亲密关系、马又是如何成为人类最为倚仗家畜的历史沿革。在人类早期驯养的牲畜中,马和牛的角色与今天相比是互换的:马提供奶制品,牛用来骑乘和拉车。人类为挤奶而驯养马匹,是人与马亲密关系的肇始。在随后的岁月中,人类逐渐发现马匹能护卫羊群,适应各种恶劣环境,更适宜成为畜群引领者,此后逐渐发展为驿马、战马,马成为人类最得力的助手,乃至重要的战略资源。
对于古代文明而言,马匹的重要性不亚于如今的石油和人工智能。欧亚草原之间崛起的中国、印度、波斯等源远流长的璀璨文明,正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化激烈交锋的最前线。查费茨指出,骑兵的出现令草原游牧民族与定居国家间的力量对比呈现新的局面,即使是较小的草原民族也能对强大的定居国家构成威胁。压力之下,定居国家开始采购战马、训练骑兵,并在对抗中逐步发展。
书中以汉唐时期的中国为例:霍去病“封狼居胥”的显赫战功,得益于汉武帝继承自秦始皇的严密骑兵管理措施,甚至九卿中的“太仆”一职就是专门操持“马事”的国家首席御马官;被称为“天可汗”的唐太宗重视唐朝的骑兵建设,“昭陵六骏”显示出他对马匹的喜爱与重视,盛唐时期政府豢养70万匹战马,庞大的骑兵部队确保了唐朝的军事优势,为中原带来持久的稳定与和平。
除了描绘金戈铁马的图景,查费茨也讲述马匹承载的文化意蕴。洛阳的白马寺齐云塔见证了佛教经典历经千山万水传入中国,真实的“白龙马”反向而行,驮着玄奘翻越帕米尔高原抵达天竺,留下珍贵的《大唐西域记》,也为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蓄积原始素材。马的力量、耐性、稳健也激发着艺术家们的创作灵感:突厥吟游诗人笔下,“骏马竖耳凝视,宛若湖中游弋之鹜,鬃毛飞扬,似野羚四散”;唐代画家画马而不画骑手,将神骏英姿定格于丝绸或宣纸,让远在设拉子和德里的画手也欣赏、临摹中原神骏的英姿。
“丝绸之路也是马匹之路。”查费茨注意到,马是丝绸之路上的特殊存在。它首先是主要运力之一,同时由于汉唐时期中央政权对战马需求较大,从而令其成为丝路贸易中价值最大的品类。这条由马蹄踏出的丝绸之路渐渐成为东西方交流互鉴的枢纽,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不断西传,西方的音乐、舞蹈、宗教等外来文化亦随商人、使者传入中国。
游牧民族精妙的驯马术、马镫的发明与改良、马匹疾病的防治体系等知识也如流水般在欧亚大陆流淌,滋养了农耕文明的军事革新与制度嬗变。以马匹为媒介,人们将草原智慧译入农田秩序,编织出一张横跨亚欧大陆的共生之网。
进入现代,机械动力取代了生物动力,马匹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中央。然而,当我们将镜头从王朝更替的宏大叙事拉远,聚焦于那奋蹄疾驰的神骏,或许能够瞥见历史常被忽略的另一重面貌:人马共生,与天地共舞,在人类、动物与环境的共同作用下,文明不断生长、演进。
(作者为书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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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王佳可、庄雪雅、李欣怡、沈喆新(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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