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今年是农历丙午马年。马寄托着中国人对奔腾向前、昂扬向上、永不止步的向往。从《周易》中“乾为马”代表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到《荀子·劝学》的“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从《诗经》中的“皎皎白驹……其人如玉”，到曹操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从秦始皇陵兵马俑中的威武驷乘车，到唐三彩中膘肥体壮的骏马……马在中华文化中承载着深厚的文化意蕴，是力量、速度与君子品格的象征。
在文化符号之外，马还是串联起农耕与游牧、战争与贸易、生态与信仰的纽带——甚至可以说，马蹄声中藏着人类文明的密码。英国皇家亚洲事务学会会员、历史学者戴维·查费茨撰写的《马匹与文明的缔造》（见图，资料图片）今年年初由中信出版社刊行，该书融合人类学、考古学、遗传学、比较语言学的研究成果，超越王朝兴衰更迭的传统叙事，聚焦马匹在欧亚大陆文明演进中的重要作用。
《马匹与文明的缔造》书封。资料图片
在书中，查费茨追根溯源，梳理人与马如何建立亲密关系、马又是如何成为人类最为倚仗家畜的历史沿革。在人类早期驯养的牲畜中，马和牛的角色与今天相比是互换的：马提供奶制品，牛用来骑乘和拉车。人类为挤奶而驯养马匹，是人与马亲密关系的肇始。在随后的岁月中，人类逐渐发现马匹能护卫羊群，适应各种恶劣环境，更适宜成为畜群引领者，此后逐渐发展为驿马、战马，马成为人类最得力的助手，乃至重要的战略资源。
对于古代文明而言，马匹的重要性不亚于如今的石油和人工智能。欧亚草原之间崛起的中国、印度、波斯等源远流长的璀璨文明，正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化激烈交锋的最前线。查费茨指出，骑兵的出现令草原游牧民族与定居国家间的力量对比呈现新的局面，即使是较小的草原民族也能对强大的定居国家构成威胁。压力之下，定居国家开始采购战马、训练骑兵，并在对抗中逐步发展。
书中以汉唐时期的中国为例：霍去病“封狼居胥”的显赫战功，得益于汉武帝继承自秦始皇的严密骑兵管理措施，甚至九卿中的“太仆”一职就是专门操持“马事”的国家首席御马官；被称为“天可汗”的唐太宗重视唐朝的骑兵建设，“昭陵六骏”显示出他对马匹的喜爱与重视，盛唐时期政府豢养70万匹战马，庞大的骑兵部队确保了唐朝的军事优势，为中原带来持久的稳定与和平。
除了描绘金戈铁马的图景，查费茨也讲述马匹承载的文化意蕴。洛阳的白马寺齐云塔见证了佛教经典历经千山万水传入中国，真实的“白龙马”反向而行，驮着玄奘翻越帕米尔高原抵达天竺，留下珍贵的《大唐西域记》，也为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蓄积原始素材。马的力量、耐性、稳健也激发着艺术家们的创作灵感：突厥吟游诗人笔下，“骏马竖耳凝视，宛若湖中游弋之鹜，鬃毛飞扬，似野羚四散”；唐代画家画马而不画骑手，将神骏英姿定格于丝绸或宣纸，让远在设拉子和德里的画手也欣赏、临摹中原神骏的英姿。
“丝绸之路也是马匹之路。”查费茨注意到，马是丝绸之路上的特殊存在。它首先是主要运力之一，同时由于汉唐时期中央政权对战马需求较大，从而令其成为丝路贸易中价值最大的品类。这条由马蹄踏出的丝绸之路渐渐成为东西方交流互鉴的枢纽，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不断西传，西方的音乐、舞蹈、宗教等外来文化亦随商人、使者传入中国。
游牧民族精妙的驯马术、马镫的发明与改良、马匹疾病的防治体系等知识也如流水般在欧亚大陆流淌，滋养了农耕文明的军事革新与制度嬗变。以马匹为媒介，人们将草原智慧译入农田秩序，编织出一张横跨亚欧大陆的共生之网。
进入现代，机械动力取代了生物动力，马匹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中央。然而，当我们将镜头从王朝更替的宏大叙事拉远，聚焦于那奋蹄疾驰的神骏，或许能够瞥见历史常被忽略的另一重面貌：人马共生，与天地共舞，在人类、动物与环境的共同作用下，文明不断生长、演进。
（作者为书评人）
责编：王佳可、庄雪雅、李欣怡、沈喆新（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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