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偏不按剧本走！这波操作，赢“麻”了

《太平年》一剧广受好评，充分彰显了和平非攻乃民心所向。然而，仍偶有论者沿袭传统观念，批评钱俶为“投降派”，或至多视其为“识时务之俊杰”，认为纳土归宋乃无奈之举。实则不然，钱俶之举有其内在合理逻辑。从吴越国内部观之，可从两个角度理解这一决策：其一，吴越国具有“志在顺天”的内在自觉；其二，吴越国清晰自居为“地方政权”，并有一以贯之的实践。

吴越国有“志在顺天”的内在自觉

吴越国自钱镠始，便存在明确的“志在顺天”的自觉意识。“事大”因而成为其基本国策。“志在顺天”一语出自黄庭坚为钱镠所撰赞语，精准地揭示了钱镠归顺中原的自觉性。钱镠“不填西湖”的故事足资佐证。

据张岱《西湖梦寻·钱王祠》记载：钱镠欲扩建宫殿，有“望气者”建言：“若仅就旧基扩之，可保百年；若填半湖筑宫，国祚可延千年。”钱镠笑答：“焉有千年而其中不出真主者乎？奈何困吾民为！”终未填湖。后世多强调此举为爱民之德，实则更值得注意者，在于钱镠的自觉认知——“真主”终将出现。换言之，中国大一统的局面终将到来，吴越国亦必将融入新的统一大局。基于此，甚至可以说，吴越国主始终在等待统一之日的来临。

此种对大一统的认知，并非钱镠一人的“自觉”，而是一个时代的自觉。秦统一之后，东汉末年出现三百年大分裂，直至隋朝最终结束分裂局面。《剑桥中国史隋唐卷》高度评价隋文帝，认为这是自秦以后的再次统一。此次“再次统一”使统一观念深入人心，此后中国历史真正走上了大一统的道路。

五代十国为第二个大分裂时期，但历时不足百年。虽然政权林立，绝大多数十国君主并无统一“野心”，而采取静候中原大局的观望姿态。耶律德光退出中原时，南唐皇帝李璟对是否出兵中原犹豫不决，便是典型例证。作为南方最强大的政权，南唐虽有心拓土，却只敢对楚、闽等小国用兵，不敢北伐，除了实力不足，更在于信心不够。

南方各政权“野心”不强，多存割据一方之心，静待真主。但其姿态多为无奈、被动，甚至伴随着末世心态。如闽国、南汉、马楚等统治阶层中昏君暴君层出不穷，恐与此心态不无关系。相比之下，钱镠及其后继者虽非全无瑕疵，但表现最为正常、心态最为平和。这应归因于吴越国诸王一致的“顺天”“事大”之自觉选择，因而少了许多悲观无奈。

在行为上，吴越国始终尊奉中原政权，从未懈怠，礼仪尊崇之外，更具体地体现为纳贡。《旧五代史》载：“（吴越国）每来扬帆越海，贡奉无阙，故中朝亦以此善之。”双方基本维持着友好和谐的君臣关系。最后一次“纳土”之举，可视为此前一次次“纳贡”的自然延续与最终高潮，顺畅而合乎逻辑。据载，纳土决定传回吴越国内时，亡国之悲少见，军民欣喜之情却甚为普遍，可见“顺天”认知已深入人心。

吴越国自居“地方政权”的定位及表现

吴越国诸王既有“顺天”之自觉，其自我定位亦十分清晰，即“一方诸侯”。诸侯之上尚有天子，吴越国与中原政权之间存在明确的君臣关系。因此，有必要重新审视吴越政权的性质，将其与其他诸国做更精细的区分。

学界及公众通常将“十国”统称为“割据势力”或“割据政权”，此提法值得商榷。所谓“割据”，应具备三个特征：一是从和平走向动乱；二是主观上有离心倾向；三是政治上有独立姿态，甚至擅自称王称帝。首先，十国历史进程与唐代藩镇割据相反，乃是从乱到治的过程。唐末乱世中，南方逐渐形成局部统一，出现了吴（南唐）、吴越、闽、蜀等政权，地区逐步稳定。其次，这些政权虽具独立性，但南唐、前后蜀等称帝者确属割据，而吴越国则始终称臣于中原，以“善事中国”为国策。

吴越国诸王统治国内的法理依据，正是来自中原朝廷的任命。其国内统治体制颇为复杂：钱镠身兼“吴越国王”（下设丞相系统）、“天下兵马大元帅”（下设元帅府系统）、“镇海、镇东节度使”（下设两军系统）等多重头衔，这些头衔均系从中原王朝一次次获得。每次中原改朝换代或新皇登基，均需重新任命，这实为君臣之间重新订立“契约”，赋予了吴越国统治的合法性。因此，从法理上说，吴越国与中原政权的关系，恰如统一时代的地方政权与中央的关系，是上下关系、君臣关系。就此而言，吴越国是“地方政权”，而非“割据政权”。

尤为值得注意者，后周与北宋多次出兵南唐，均下旨令吴越国出兵夹攻。南唐曾以“唇亡齿寒”之喻劝吴越结盟，但钱俶每次皆听命出兵，并最终取得常州、润州。若将吴越国视为独立国家，则难免“唇亡齿寒”之讥；但若以地方政权视之，则吴越国自然不能违抗朝命。钱俶对此政治逻辑了然于心。将钱俶出兵夹攻南唐与后来入朝开封之举合而观之，可见其政治逻辑一致：钱俶清醒意识到统一的历史大势已经来临，早已做好纳土归宋的打算。

基于以上理由，将吴越国与曾称帝的吴、蜀等并列为“割据政权”并不合理。吴越国更应被视为五代中原王朝的“地方政权”。同理，十国中的南平、马楚亦应视为“地方政权”而非“割据政权”。这一认知恰与《旧五代史》中的“僭伪”与“世袭”两大分类相合。宋初修纂《旧五代史》时，将十国中曾称帝者归入《僭伪列传》，而将较为恭顺的南平、楚、吴越等归入《世袭列传》。《世袭列传》论赞部分有史臣曰：“惟钱氏之守杭、越，逾八十年，盖事大勤王之节，与荆楚、湖湘不侔矣。”在恭顺者行列中，吴越亦遥遥领先，此乃宋初人对十国政治的盖棺定论。

总之，纳土归宋之举，本质上是吴越国顺应历史潮流的结果。所谓“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从中国大历史的视角看，纳土归宋为整个中国历史上的所谓“分裂期”画上了句号——这正是纳土归宋的深刻内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