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艺术评论丨廖夏璇：跨文化重述与本土化深耕

艺术现场

跨文化重述与本土化深耕

——蒲剧《奥赛罗 · 疑心》的改编实践与创作启示

廖夏璇

蒲剧《奥赛罗·疑心》

2025中国小剧场戏曲展演暨第十一届上海小剧场戏曲节上，山西省蒲剧艺术院推出的小剧场蒲剧《奥赛罗·疑心》引发关注。这部脱胎于莎士比亚“四大悲剧”之一《奥赛罗》的作品，是一次以蒲剧本体为根基、以小剧场为载体、以青年戏曲人的创作自觉为动力完成的本土化改编实践。在戏曲界改编西方经典渐成风潮的当下，其价值不仅在于用戏曲讲好了一个故事，更在于它为地方剧种如何面对世界经典、小剧场戏曲如何走向文化自觉，提供了一份值得细读的样本。

《奥赛罗》作为莎士比亚人文精神与剧作艺术的结晶，对后世文化发展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问世四百多年来，以其为蓝本的移植改编经久不衰，奥赛罗的悲剧形象在世界范围内被不断搬上舞台和银幕。一方面，这离不开剧作本身对人性猜忌、身份焦虑、信任崩塌等永恒命题的深刻叩问，这种超越种族、地域与时代的精神内核，为不同文化体系的艺术改编预留了充足的阐释空间；另一方面，也离不开那些来自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语境的创作者们，他们通过意义重释、文本重述或价值重构等路径，使之不断参与当代的、本土的文化建构，从而达成新的意义生产，彰显出历久弥新的永恒魅力。蒲剧《奥赛罗·疑心》的戏曲化改编，正是探索了这样一条超越常规文化符号移植的“重述”路径。主创团队没有简单地将经典故事包装成一场“人性奇观”，而是通过时空语境的重置、剧种艺术语汇的嵌入，使四百多年前的西方人性悲剧与中国当代观众的情感与审美诉求产生共振。

蒲剧《奥赛罗·疑心》

该剧对莎士比亚经典的本土化重述，首先体现为历史语境与文化空间的深度置换。创作者没有选择简单的时代平移，而是精准锁定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北方边塞军营，将原著17世纪威尼斯城邦中的种族矛盾、权力斗争，转化为中国古代乱世中民族交融冲突、军营等级压迫、外来将领身份焦虑的本土叙事。这种本土化的时空重构策略与剧作的精神内核高度契合：五胡十六国政权割据、族群对立与融合并存的时代特征，与主人公作为异族将领的身份困境精准呼应；封闭高压、等级森严、生死一线的边塞军营，天然承载着权力倾轧、人心叵测、信任易碎的戏剧张力，为罗赛的猜忌、古意全的构陷、白无瑕的悲剧提供了比原著更具东方悲剧色彩的叙事场域。

这种重述，让西方戏剧的外在语境被彻底替换，内在的人性冲突却得到更贴合中国观众认知的表达。原著中奥赛罗因种族偏见产生的自我怀疑，转化为罗赛作为外来将领在军营中的身份不安；伊阿古因权力欲望滋生的阴险算计，转化为古意全在军中等级秩序下的嫉妒与报复；苔丝狄蒙娜的纯真与牺牲，转化为白无瑕在乱世情义中的执着与悲凉。通过历史语境的本土化重述，莎士比亚的经典悲剧摆脱了异域文化的隔阂感，从一部西方戏剧作品转变为能够引发中国观众情感共鸣、价值认同的本土故事，完成了跨文化传播中最关键的“精神落地”。

而《奥赛罗·疑心》对莎士比亚经典最具艺术价值的重述，在于以蒲剧本体艺术完成了对西方悲剧的戏曲化转译，这也是地方戏曲改编西方经典的关键所在。蒲剧作为山西代表性梆子腔剧种，以高亢激越、苍凉慷慨的声腔，程式严谨、表现力强的表演范式，刚柔相济、悲怆浓烈的艺术风格著称，其自带的悲剧气质与《奥赛罗》的悲剧内核天然契合。创作者坚守蒲剧的艺术本体，紧扣“求亲”“生疑”“杀妻”三折核心戏码，将蒲剧经典老戏的表演精髓化入肌理，一招一式、一腔一态跟着人物心绪走、顺着戏文情节走，将行当、声腔、程式三大核心要素，与人物塑造、心理刻画、悲剧氛围营造深度嵌合，把西方话剧依赖台词、心理独白呈现的戏剧冲突，转化为中国戏曲可视、可听、可感的舞台语言，让莎士比亚笔下的人性悲剧完成其“蒲剧化”转向。

剧中，罗赛以大武生应工，这也是全剧程式运用的灵魂所在。“求亲”“生疑”两折，巧妙化用了蒲剧传统戏《凤仪亭·小宴》的翎子功心法。蒲剧翎子功的表演本有摆、绕、拉、按、抖、噙、竖、颤八般技法，原是小生演尽儿女喜恼嗔痴的绝活，落到这位边塞将军身上，则生动地演出了英雄的柔肠与狂乱。“求亲”之时，翎子轻扬缓绕，将他功成名就的意气、爱慕佳人的缱绻，藏在英武身段里，刚猛中漾着温柔；“生疑”被谗言攻心，翎子从微颤、急抖到狂乱翻飞，“八法”活用，把他从忐忑狐疑到愤怒发狂的心绪转折尽数抖落在台面上。此时人物无须多言，观众便看透了英雄被疑心裹挟的方寸大乱。“杀妻”一折，借鉴蒲剧武生名剧《战冀州》“摔城”的悲怆意境，马超痛失至亲的绝望，恰与罗赛错杀贤妻的悔恨相通，演员凭大武生的扎实功底，以串翻身、扎靠、僵尸倒等高难身段，配合收放凄绝的翎子功，将英雄得知真相后的癫狂、自责与绝望演得撕心裂肺。白无瑕以青衣兼小旦应工，其身段形态随情境流转，与罗赛的表演一柔一刚、相映成趣。“求亲”之中，她有着小旦的灵动鲜活，冲破礼教大胆追爱，眉眼轻快、身段娇俏，与罗赛翎子里的柔情两两相和，是一位敢爱敢恨的闺阁佳人；“杀妻”一折，枉遭爱人猜忌，她以青衣端庄悲怆的唱腔和身段，将满腹忠贞、一身委屈诉尽，与罗赛狂乱失度的翎子形成反差，蒙冤之人的凄楚与猜忌之人的疯魔，瞬间立在舞台之上。古意全的文丑行当，则是搅动整场悲剧的暗潮。他鼠相身段缩探狡黠，白鼻脸谱奸态毕露，念白机变巧舌如簧，一边假意忠心，一边旁敲侧击挑唆离间，看着罗赛的翎子从平和变狂乱，一步步将疑心的毒种植入英雄心底，文丑的阴柔奸猾与大武生的刚猛、青衣的温婉撞出强烈反差，不动声色间，便把悲剧的引线步步点燃，体现了蒲剧丑角刻画奸佞的地道火候。

当然，《奥赛罗·疑心》对莎士比亚经典的重述也无法回避小剧场载体带来的客观局限。小剧场空间逼仄、体量精巧，天然不适合铺展原著中涵盖种族、阶层、权力、人性的立体式悲剧结构，无法承载复杂的社会语境与多重矛盾线索。受此限制，创作者不得不对经典文本进行精简，舍弃原著中种族偏见、权力倾轧、社会阶层对立等多重悲剧诱因，将叙事核心聚焦于“疑心”的生成与爆发，把人性异化的动因归结为罗赛与白无瑕爱情神话的破灭——或者说，归咎于罗赛臆想中爱人的“失贞”。这一处理虽让核心冲突更为集中，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莎士比亚悲剧的社会深度与人性复杂性，人物弧光的层次感与悲剧的厚重感有所折损。而剧名从《塞上悲歌》到《奥赛罗·疑心》的取舍，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地方戏曲跨文化改编的现实困境：极具东方意蕴的原名，是本土化重述的艺术追求；保留西方经典标识的现名，是传播层面的现实选择。这一矛盾也反映出地方戏曲在改编世界经典时，本土表达与经典IP效应之间的平衡难题。

然而，相较于对一部“完美”作品的追求，我们认为更为重要、更为珍贵的，是青年戏曲人从创作实践中获得的成长。作为持续的关注者和观察者，笔者在蒲剧《奥赛罗·疑心》中明显感受到，青年编剧魏睿正在完成一场属于自身的小剧场戏曲创作观念的深层转向。在此次创作中，她摆脱了单纯的西方经典文本改编者、转译者的身份，实现了从先锋实验到本土深耕、从自我张扬到剧种自觉的创作蜕变。对比其此前小剧场戏曲《俄狄在路上》对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的“反叛式”改编——彼时其创作更侧重先锋性的文本解构与自我表达，刻意弱化剧种本体特质，以形式创新为核心追求；而在《奥赛罗·疑心》的创作中，她确立了自觉而清晰的剧种意识、演员意识与本土意识，完成了从“为改编而改编”到“为剧种而创作”的观念升级。她不再以先锋表达凌驾于剧种特色之上，而是主动依托蒲剧的声腔、行当、程式等核心艺术特质，将跨文化改编的重心从外向的文化嫁接、形式反叛，转向内向的传统扎根、艺术深耕，以戏曲一度创作者的自觉，让西方经典服务于蒲剧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种从张扬自我表达到沉淀艺术本心的“向内转”，不仅是魏睿个人的艺术超越，更为青年戏曲创作者探索跨文化改编、小剧场戏曲创新，走出了一条扎根剧种、坚守本体的核心路径，为小剧场戏曲创作从追求先锋实验，走向先锋性与文化自觉兼具的成熟阶段提供了正向范本。

从莎士比亚笔下的威尼斯城邦到古代中国北方的塞上军营，从西方话剧的人性独白到蒲剧舞台的梆子悲歌，《奥赛罗·疑心》以小剧场蒲剧的独特视角，完成了对西方经典的跨文化重述。它以实践向我们证明，地方戏曲拥有与世界经典对话的底气与能力，本土化深耕不是对经典的背离，而是对经典的升华；剧种本体坚守不是创新的束缚，而是跨文化改编的根基。在中西文化交流日益深入的当下，唯有以本土为魂、以剧种为根，秉持艺术本心重述世界经典，才能让地方戏曲在跨文化舞台上绽放独特光彩，让莎士比亚的悲剧精神在中国戏曲的声腔、程式中获得新生。这也是小剧场蒲剧《奥赛罗·疑心》此次上海之行留给我们最深刻、最具价值的启示。

作者：上海戏剧学院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吴凌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