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间谍离中国有多远——曼德尔森和戈尔巴乔夫

一、引言

“一个国家最危险的敌人，不是敌国的军队，而是那些以西方文明叙事论，出卖本国利益，推进外国利益和议程的政策间谍。”

2026年，当美以联合打击伊朗的战机划破中东天空，大西洋彼岸的伦敦唐宁街十号陷入罕见的沉默。

英国首相斯塔默顶住了来自华盛顿的巨大压力，拒绝将英国拖入这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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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特殊关系”由此滑向二战后的最低谷。

很少有人注意到，这场外交疏离的背后，藏着一个关键的“缺席者”——英国前驻美大使彼得·曼德尔森。

在战争爆发前七个月，他因卷入杰弗里·爱泼斯坦丑闻而被捕，从英美外交的核心舞台上骤然消失。

如果我们做一个反事实推演：假如曼德尔森仍在任，英国还会在这场战争中保持克制吗？

答案几乎是确定的——不会。曼德尔森不仅会鼓动英国支持美国开战，更会用尽一切手段，将英国绑上美以的战车。

本文将通过曼德尔森的故事，指向一个比间谍更隐蔽的政治特洛伊木马——政策间谍。

一、英美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分歧：一道裂痕的由来

2026年2月，美国与以色列联合对伊朗核设施发动代号“波斯黎明”的大规模军事打击。

斯塔默在议会明确表示：“英国不会参与此次军事行动。”

这一表态激怒了特朗普。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嘲讽斯塔默“不是丘吉尔”“英国的航母是玩具”，美国国会亲以议员则公开质疑英国的盟友价值。

作为反制，英国开始限制对美情报共享，并一度放缓了美军使用英国本土基地的审批流程。一名英国高级外交官私下表态：“我们无法信任这届美国政府。”

这场冲突的根源远不止一次军事行动。斯塔默政府奉行多边主义与外交优先原则，而特朗普则高举“美国优先”的单边大旗。

英国工党与美国共和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是结构性的——工党从工会运动中诞生，主张国家干预、社会福利和多边合作；共和党则捍卫商业利益和传统价值观，信奉小政府、大市场和单边行动。

在伊朗问题上，这种国家利益冲突和意识形态鸿沟终于演变为战略决裂。

二、反事实假设：如果曼德尔森还在职会发生什么？

曼德尔森于2025年2月就任英国驻美大使，同年9月即因爱泼斯坦丑闻被解职，任期仅七个月。

这短暂的任期内，他是一个怎样的大使？

答案清晰而确凿：他是一名公开、高调且极具行动力的亲以色列鹰派。

在任期间，他多次公开宣称“英国强烈支持特朗普总统”的对伊强硬立场，甚至提出伊朗应实现“零铀浓缩”——这一激进主张连英国外交部都未敢公开背书。

2025年5月，他在华盛顿一家智库的演讲直接激怒了伊朗，伊方警告若英国官方立场果真如此，将终止与欧洲的所有核谈判。

他在内部通信中坚决反对英国承认巴勒斯坦国，警告此举将“导致以色列吞并更多约旦河西岸土地”。

他还亲自陪同首相斯塔默访问了与自己有重大经济利益关联的AI公司Palantir——他持有该公司关联游说公司24%的股份——随后Palantir便从英国国防部获得了2.4亿英镑的合同。

这些行为揭示了一个关键事实：曼德尔森不仅仅是一名执行命令的外交官，更是一名积极主动的议程塑造者。

如果他仍在任，当美以对伊朗开战时，他会如何行动？我们可以做出如下推演——

首先，他会利用驻美大使的信息优势，系统性过滤从华盛顿传回伦敦的情报与评估。所有与白宫鹰派的会晤纪要，会被描绘成“美国决心已下，英国若不支持将被彻底边缘化”的末日图景；而欧洲盟友和美国务院内部发出的谨慎信号，则会被标注为“不了解特朗普真实想法”的次要意见。

其次，他会动员自己在美国国会和亲以游说集团中的人脉，从外部对唐宁街形成包围式施压。让美国国会向英国政府发出“关切”；利用《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等媒体，发表“英国动摇跨大西洋联盟”的评论文章；私下向美方官员暗示“英国最终会支持”，诱使美方在制定军事计划时将英国的参与作为既定前提。

再次，他会在工党内部拉拢亲以派系，制造“不支持以色列即是背叛”的政治氛围。作为工党元老，他深谙党内政治运作，完全有能力让影子内阁中的强硬派对斯塔默的谨慎路线发起质疑。

最终，他会站在首相面前，用一种掺杂着个人忠诚与政治信念的语气说：“首相，您任命我，正是因为您相信英美关系重要性。如今，真正的考验来临，您不能退缩。”

斯塔默面对的将不是一个可以随时撤换的大使，而是一个与外部强大势力深度绑定、并握有信息与政治杠杆的内部盟友。

因此，如果曼德尔森还在职，英国此时支持美国打伊朗概率极高。

三、曼德尔森为什么亲以色列?

要理解曼德尔森为何成为这样一个角色，必须追溯他的血缘与身份认同。

彼得·曼德尔森拥有犹太血统。他的父亲乔治·曼德尔森是犹太人，他的祖父在伦敦东区创办了一座犹太教堂，家族中流淌着清晰的犹太文化血脉。

曼德尔森曾公开表示，自己“虽然不信教，但为犹太血统感到自豪”。他的外祖父曾阻止家人移民以色列，这段代际记忆使他对以色列事务怀有远超常人的情感投入。

英国《犹太纪事报》将他列为最具影响力的犹太裔英国人之一，印证了他在犹太社群中的公认地位。

这种身份认同，并非外部强加，而是深植于他的家族记忆与个人信念之中。

正是这种发自内心的认同，使他成为以色列情报网络眼中近乎完美的“政策间谍”人选。

他不需要被策反，不需要被收买，也不需要被胁迫。他推动亲以议程时，会发自内心地认为这是在做“正确的事”。

这种“信念驱动”模式，是任何外部操控都无法比拟的最高级形态。

四、爱泼斯坦：以色列情报网络的关键节点

要理解曼德尔森如何被外部势力深度绑定，必须理解爱泼斯坦。

杰弗里·爱泼斯坦，这位在2019年死于纽约狱中的金融家，其公开身份是富有的对冲基金经理和慈善家。

然而，随着美国司法部分批解密其案件档案，一个更为幽暗的身份逐渐浮出水面——他极可能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在美国及西方精英圈中布设的关键节点。

FBI解密的备忘录中，有一份证词明确指出，爱泼斯坦的长期律师、哈佛大学教授艾伦·德肖维茨曾私下承认，爱泼斯坦“隶属于美国及其盟国的情报机构”。

FBI线人进一步指控，“摩萨德会致电德肖维茨进行汇报”。另一份文件则记载，爱泼斯坦本人曾向一名受害女性夸耀，他为“某个外国政府”工作，该政府“与美国关系密切”——这一描述几乎完全指向以色列。

爱泼斯坦的“萝莉岛”豪宅、私人飞机和遍布欧美的社交网络，被前以色列情报官员阿里·本-梅纳什公开指控为摩萨德的“蜜罐陷阱”。

本-梅纳什声称，爱泼斯坦受命于摩萨德，其核心任务是通过性派对、商业利益输送和财务把柄，对西方政要、商界领袖和皇室成员进行系统性“捕获”与“建档”，从而建立一个庞大的“加密资产库”。

爱泼斯坦与以色列前总理埃胡德·巴拉克的关系尤其密切。 巴拉克多次入住爱泼斯坦的纽约豪宅，两人的合影和通信记录在解密文件中赫然在目。正是通过巴拉克这条线，爱泼斯坦与曼德尔森建立了超越正常外交渠道的秘密联系。

爱泼斯坦网络的运作逻辑，揭示了一种新型的情报渗透模式： 它不再依赖传统的策反与接头，而是通过一个兼具财富、人脉与多重身份的“超级中间人”，在合法社交的表象下，完成对目标人物的筛选、绑定与操控。

对于曼德尔森这样本身就怀有强烈亲以信念的精英，爱泼斯坦网络要做的不是“策反”，而是“赋能”——提供金钱、人脉与商业机会，将已有的意识形态倾向转化为实际的政策影响力。

曼德尔森，正是这个网络中最具战略价值的“捕获物”之一。 他的犹太血统与亲以信念，使他成为一个“自愿型资产”；而爱泼斯坦网络，则为他提供了将信念转化为行动的全部资源。

五、曼德尔森是如何暴露的?

曼德尔森的曝光，并非一次性的偶然事件，而是一场由多重力量交织驱动的政治清除。

表面上，他是美国国内党争的“附带伤害”；深层里，他是英美结构性矛盾中的一枚“弃子”；根本上，他身处历史转折的裂缝中，背负着无法调和的多重身份，在矛盾交汇处不慎暴露。

第一层：党争“流弹”的表面叙事（2025年9月）

2025年9月，曼德尔森的丑闻被引爆。导火索是一本在2003年为爱泼斯坦50岁生日制作的“生日纪念册”，其中赫然收录着曼德尔森亲手写下的“给我最好的朋友”字样——此时爱泼斯坦已因性犯罪被定罪五年。

这本纪念册是谁公开的？是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民主党人。

他们的目标根本不是曼德尔森，而是特朗普——纪念册中同样包含特朗普写给爱泼斯坦的庆生信。民主党人要证明的是：特朗普与爱泼斯坦的私交远超其公开承认的程度。

曼德尔森的名字，只是这场政治攻击中的“附带伤害”。这是事件的表层逻辑——一场由党争驱动的意外波及。

第二层：以色列为何无力保护他？

以色列在美国政坛拥有公认的巨大影响力，其游说集团AIPAC被称为“国会山之王”，为何无法保护曼德尔森这枚苦心经营二十年的顶级资产？

答案在于情报工作的铁律与外交博弈的残酷优先级。

首先，情报资产的核心保护原则是“断绝关联”。一旦以色列公开或暗中施压要求涂黑曼德尔森的名字，无异于向美国情报界自证：“这个人是我们的人。”

这不仅无法挽救曼德尔森，反而会将他从“有丑闻的政客”升级为“被外国情报机构操控的间谍”，引发不可控的英美以三方外交地震。

其次，爱泼斯坦已死，证据链自然断裂。爱泼斯坦2019年死于狱中，所有能证明他与摩萨德存在指令关系的直接证据都随之湮灭。在缺乏“活口”的情况下，以色列根本没有必要与美国进行幕后交易，相反沉默才能保护自己的人。

当然，从外交博弈的角度看，美国不打招呼就公开曼德尔森的丑闻，确实带有故意让英国难堪的成分。

当美英在格陵兰岛、伊朗、贸易、乌克兰等问题上积累了大量矛盾时，羞辱英国大使成为一种低成本的外交施压手段。在特朗普政府的利益排序中，敲打一个“不听话”的英国，其优先级远高于保护一个外国政客的个人名誉。

最后，也是最根本的：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局势一旦失控，没有任何单一力量能够完全保护每一个人。

当美国党争的炮火覆盖了整个爱泼斯坦文件，当两党都在利用这份“政治核弹”互相攻击，当司法部被法律强制要求公布全部档案时，任何个人的命运都如同风暴中的一叶扁舟。

第三层：英美结构性矛盾与“美国换大使”的战略意图

在曼德尔森被曝光前的几个月里，美英关系已在多个议题上积累了大量矛盾。

在伊朗核问题上，美国对伊朗核设施发动空袭前并未提前通知英国，严重伤害了战略互信；美国坚持要求伊朗“零浓缩”，与欧洲立场相去甚远。

在乌克兰问题上，英美存在分歧，特别是对俄罗斯的施压问题上。

在经贸领域，美国对英国加征关税，双方签署的《科技繁荣协议》仅三个月后就被美方暂停履行，原因是英国在数字服务税、农产品市场开放等问题上未做出足够让步。

这些结构性矛盾意味着，无论曼德尔森个人立场如何，他都不得不代表一个“不听话”的英国。

更关键的是，特朗普政府对曼德尔森的敌意早在他上任前就已种下。

2018至2019年间，曼德尔森作为在野政客，曾极其尖锐地公开批评特朗普，称其为“恶霸”、“鲁莽的、对世界构成威胁的人”、“不折不扣的白人民族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这些言论被广泛报道，并深深烙印在特朗普的记忆中。

从情报学的角度看，这段批评史恰恰是一种完美的“身份掩护”。一个曾如此激烈抨击特朗普的人，谁会怀疑他会在特朗普面前出卖英国国家利益？

但是，曼德尔森遇到是特朗普——一个记仇的家伙。当他为当上驻美大使而公开“忏悔”、称过去的言论“欠考虑且错误”时，特朗普阵营从未真正原谅他。

在特朗普的政治心理学中，忠诚是最高美德，投机是最可鄙的品质。曼德尔森的“转向”被视为机会主义的面具。

早在2024年12月，斯塔默宣布任命时，特朗普的过渡团队就曾明确表示反对，询问英方为何不保留前任大使。可以说，曼德尔森还未踏上美国国土，就已被贴上了“不受欢迎者”的标签。

因此，当爱泼斯坦文件提供了这样一个“合规”的机会时，特朗普政府面临一个选择：是保护这个曾羞辱过自己、如今又代表一个“不听话”英国的大使，还是顺势让他出局？

答案不言而喻。

保护他的政治收益为零，而移除他的收益看似巨大——既能“纠正”一个失败的任命，又能换个更听话的大使，为英美关系的“重置”铺路。

最终接替曼德尔森的，是职业外交官克里斯蒂安·特纳。

因此，曼德尔森的暴露，不是因为他的间谍活动被发现，而是因为他恰好嵌入了一张由多重矛盾编织的网络——美国的党争、英美的战略分歧、个人的历史积怨、爱泼斯坦文件的定时炸弹。

当这些力量同时汇聚时，他成了特朗普眼里需要被移除的目标。

值得注意的是，在丑闻首次爆发时，斯塔默曾公开表示对曼德尔森“完全信任”。

但随着更多细节被披露，斯塔默发现曼德尔森在审查中隐瞒了关键事实，最终在9月11日将其解职——当丑闻威胁到权力稳定时，放弃一枚“棋子”便成为必然选择。

所以曼德尔森的被曝光，是一种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的交织：以色列苦心经营二十年的顶级资产，在美英结构性矛盾与美国国内党争的双重力量交汇处，不慎暴露；

而动手的特朗普阵营，或许根本不知道他们摧毁的是一枚以色列的暗棋。他们只知道，这是一个可以合法移除的“绊脚石”，这就够了。

六、英国为什么没有提前发现他?

曼德尔森的被捕，在英国国内引发了另一重追问：这样一个高危人物，是如何通过安全审查当上驻美大使的？

答案令人震惊：英国安全机构不仅注意到了他，而且发出了明确警告，但这些警告被政治意志强行无视了。

根据后续调查披露，曼德尔森的任命审查流程被“反常地仓促”压缩至仅三周半——正常流程通常需要数月。审查程序被颠倒：斯塔默先公开任命，后才启动正式的安全审查。

军情五处（MI5）在审查中明确指出了三大风险：与爱泼斯坦的密切关系构成严重“脆弱性”、未剥离的商业利益冲突、与外国企业的复杂财务联系。

然而，唐宁街十号选择了无视。

前军情六处（MI6）官员马修·邓恩将此定性为“可怕的安全错误”。前MI6负责人理查德·迪尔洛夫爵士则公开谴责斯塔默的“骇人听闻的判断力”。保守党领袖批评这是“对国家安全考虑的公然漠视”。

与此同时，英国国内对曼德尔森可能为以色列利益服务的怀疑，已经演变为一场公开的政治风暴。

前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直指存在一条“曼德尔森-斯塔默-爱泼斯坦”的利益输送链条；

调查媒体Declassified UK披露了曼德尔森通过爱泼斯坦联系以色列前总理巴拉克的邮件；

英国议会多次就此提出质询，一份早期动议称其行为“引发了公众对国家安全的严重关切”。尽管官方调查的罪名仍是“公职人员行为失当”，但围绕他的争议，已远远超出了个人腐败的范畴。

七、政策间谍：比窃取情报更危险的威胁

曼德尔森的故事，迫使我们重新定义一种古老的威胁。

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间谍。 他没有在深夜传递机密文件，没有用密码本与上线联络。他的行为完全合法——公开演讲、外交斡旋、政策建议，这些都是大使的职责所在。

然而，正是这种“合法性”，构成了最完美的掩护。

让我们引入另一个更著名的参照系——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

戈尔巴乔夫没有接受过CIA的金钱，没有执行过任何人的指令。他真诚地相信自己的“新思维”能够拯救苏联。他推行公开性、民主化、放弃对东欧的控制、同意德国统一并加入北约——这一切都是他作为苏共中央总书记的合法职权。

然而，这些决策的客观结果，是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完全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

戈尔巴乔夫与曼德尔森，分处于不同的权力层级，却共享着同一套行为逻辑：他们的核心驱动力不是金钱或胁迫，而是来自他国的政治意识形态—他们改变的不是一份情报的归属，而是一个国家乃至一个时代的方向。

这就是“政策间谍”的本质——一种以真实公职身份为掩护、以个人意识形态为引擎、以合法职务行为为手段、以改变目标国政策走向为最终目标的新型威胁。

“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政策间谍，正是“伐谋”层面的大杀器。

八、政策间谍影子：冷战迄今部分案例

在英美反间谍史上，类似曼德尔森的政策间谍并非孤例。

美国国务院官员阿尔杰·希斯被认定为苏联间谍，涉嫌参与雅尔塔会议，影响了战后国际秩序的构建。

美国助理财政部长哈里·德克斯特·怀特被指控为苏联“影响力代理人”，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中推动了对苏联有利的经济安排。

更近期的案例是美国前参议员罗伯特·梅嫩德斯，他利用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的职权为埃及政府谋取利益，被法院判定为“外国代理人”。

这些案例共同揭示了一个模式：在每一个重大历史转折的幕后，都可能站着一些手握权柄、内心却已归属于他者的决策者。他们不觉得自己在叛国，历史也因此难以审判他们。

九、政策间谍是如何被孵化出来的？

以色列、美国、英国、俄罗斯（前苏联）等国，针对政策间谍的孵化链条可分为四个阶段。

挖掘阶段：比如以色列摩萨德，会利用全球犹太人社群网络，重点监控那些公开亲以且具有上升潜力的精英——尤其关注具有犹太血统、对以色列怀有天然认同感的政治人物。

曼德尔森的父系犹太血脉、祖父在伦敦东区创办犹太教堂的家族史，以及他公开表达的犹太身份自豪感，使他成为无需策反的“天然资产”。

俄罗斯克格勃及其后继者遵循经典的MICE法则（金钱、意识形态、胁迫、自负），寻找有财务漏洞、婚外情把柄或极度自负的目标；英美情报机构则在牛津、剑桥、常春藤等精英闭环中物色人选。

发展阶段：它们会通过各种手段，包括爱泼斯坦这类“非国家行为体”中间人，完成利益输送、把柄留存和指令传达，使目标在不知不觉中形成“非对称依赖”。

对于曼德尔森这样本身已有亲以信念的目标，发展的重点不是“转化”，而是“赋能”——提供商业机会、政治人脉和战略资源，使其能够将信念转化为实际的政策影响力。

目标的标志性转变是：开始主动为赞助方的利益着想，并认为这是出于“友谊”或“共同事业”。

利用阶段：不要求目标偷文件，而是通过议题设置、信息扭曲和压力传导，系统性地重塑目标国的决策环境。曼德尔森在任期间的每一个动作——公开演讲、私下干预、商业牵线——都是这一阶段的典型操作。

保护阶段：依靠单线联系、合法身份掩护和信念驱动，使代理人在面对审查时毫无惧色；一旦暴露风险过高，则启动“熔断机制”，甚至主动泄露部分非核心丑闻以转移视线。

十、中国是否也存在曼德尔森式风险？

答案是确定的

在个人层面，境外间谍机构，对我国对各个关键领域的渗透，包括政治、经济、传媒、文化等各个领域，它们企图扶持曼德尔森式政策间谍为自己所用的企图从未停止，国家安全机关此前曾多次公布相关通告。

比如在涉及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领域

沙塔尔·沙吾提案：他曾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教育工委副书记、自治区教育厅党组副书记、厅长、自治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领导小组组长。

经法院审理查明，沙塔尔·沙吾提受境外敌对势力指示，力要求在教材中编入宣扬民族分裂、暴力恐怖、宗教极端等思想的内容，以达到“去中国化”的分裂国家目的。

其犯罪集团编写的涉分裂问题教材在新疆印发近2500余万册，面向232万名维吾尔族在校学生及数万名教育工作者，使用时间长达13年之久。该案于2021年经法院审理并公开通报，沙塔尔·沙吾提于2017年落马。

黎智英案：黎智英作为壹传媒集团及《苹果日报》的创办人，于2019年4月1日至2021年6月24日，涉嫌与壹传媒集团高层串谋，通过运作《苹果日报》作为平台，刊印、发布、出售、分发、展示或复制煽动刊物，请求外国或境外机构对中国及香港特区实施制裁。

2025年12月15日，香港高等法院裁定黎智英两项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及一项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成立。

以黎智英为首的反中乱港分子勾结外部势力，是2019年香港风波的幕后黑手。

袁弓夷、何良懋等案：2025年7月25日，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公布悬红通缉19名境外人士，包括袁弓夷、何良懋等人，他们涉嫌在境外筹组、成立或参与一个名为“香港议会”的颠覆组织，涉嫌干犯《香港国安法》下的“颠覆国家政权罪”。

被通缉人士包括9人组织“香港议会”选举。此外，前香港区议员刘珈汶以香港民主委员会要员身份，在网上鼓吹香港特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分裂出去，向外国要求对中国及香港特区实施制裁。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于2025年11月表示，拟根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禁止“香港议会”及“香港民主建国联盟”在香港运作。

这些人士被定性为“主动依附于外部势力，甘当颠覆国家的前哨力量，是典型的政治‘代理人’”。

郑宇钦案：台湾高雄人，在捷克查理大学攻读博士期间与台湾“国家安全局”人员结识，主动为台间谍情报机关服务。他建议台湾军情局在捷克成立“中欧政治经济研究所”并担任负责人，利用“所长”头衔参与国际会议，搜集大陆政治、国防、科技、军工等领域信息。

郝某案：2023年8月21日，“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曾公布此案。某国家部委干部，在日本留学期间被美国中央情报局东京站人员策反，签署参谍协议，回国后进入核心要害单位工作，向美方提供涉及中央某部敏感项目的情报，其中机密级国家秘密5项，秘密级国家秘密2项。

在组织层面，我国台湾省的资通电军，被证实曾接受以色列的网军培训——这一点由台湾政治人物柯文哲在公开演讲中证实。

除了资通电军，台独民进党还豢养了外围“1450”的网军部队，在台湾有数十家外包公司，矩阵机器人账号规模庞大达到数百万级，深度渗透进大陆互联网和内容平台。

它们不仅在两岸议题上制造撕裂，其行动深度嵌套在美国主导的全球认知战和信息战体系中，推进美国全球反华意识形态叙事，议题设计覆盖各个领域，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历史、思想、意识形态、中国对外外交政策。

比如在伊朗问题上，它们长期配合以色列进行反伊朗宣传，构造对伊朗的系统性虚假叙事，以影响中国民众，怀疑本国对外战略和意识形态，推进美以的全球战略叙事和布局。在俄乌和中东战争期间，极为活跃。

这些案例与曼德尔森案的核心逻辑完全一致——通过影响或操控“人”这个关键要素，来实现对另一个国家政治进程和外交战略的干预。

十一、中国对此的法律防护

中国暂时没有一部像美国那样专门、统一命名为“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的法律，而是“多法共管”的分散管理模式。

《反间谍法》及其实施细则明确了“间谍组织代理人”的法律定义与追惩机制。

《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对境外NGO的在华活动进行准入式管理。

2023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第三十八条，被学术界视为未来制定统一外国代理人登记制度的潜在上位法依据。

目前学术界的共识是：中国需要一部专门的、以强制信息披露为核心的外国代理人登记法。 相关立法研究已在多个国家级智库和高校法学院中持续推进。

加强对外国影响力和代理人的监管，已是明确的趋势。

十二、如何甄别政策间谍?

识别政策间谍，不能沿用寻找“藏文件、发电报”的传统反间谍思路。真正的防线不在于事后定罪，而在于事前的风险预警与制度阻断。

第一维：意识形态的“忠诚度测试”

这是甄别政策间谍最核心也最困难的维度。关键不在于判断一个人是否有外国意识形态倾向，而在于判断这种倾向是否已经凌驾于本国利益之上。

具体观测指标包括：在重大争议议题上的公开表态是否系统性地偏离本国官方立场；当本国利益与某一外国利益发生冲突时，其立场选择是否一边倒向外国；其政策主张是否与外国的战略议程，呈现高度的同步性与一致性。

曼德尔森的案例在这一维度上尤为典型。他的犹太血统与家族背景，使他天然怀有强烈的亲以信念。

这种信念驱动的忠诚度偏差，表现为在伊朗“零浓缩”问题上的表态远超英国外交部口径，脱离了英国自身的国家利益，在巴以问题上对以色列无条件辩护，对特朗普伊朗政策的“强烈支持”与美国亲以鹰派议程完全合拍。

戈尔巴乔夫提供另一个极端参照：他的“新思维”偏离苏联宪法核心原则，其政策选择在客观上完全符合美国战略利益。这种系统性、方向性的偏离，是最高层级的预警信号。

第二维：私人网络的“非制度化”追踪

政策间谍的运作，几乎必然依赖一个独立于正常外交与公务渠道之外的私人影响力网络。

需要重点审查的对象包括：“中间人”的存在与性质——曼德尔森-爱泼斯坦-巴拉克构成典型的去中心化网络，爱泼斯坦兼具财富、人脉与多重身份，提供金钱、商业机会与社交便利的三重绑定；与特定外国人员的交往频率与场合——曼德尔森与爱泼斯坦的百余封邮件、多次私密会面、2008年爱泼斯坦被定罪后仍持续往来，远超正常外交礼节；是否存在无法解释的资金往来或商业利益输送——曼德尔森收受的7.5万美元转账、其关联公司与英国国防部的2.4亿英镑合同，都构成高危信号。

当一个人的私人网络中异常密集地聚集了某一外国的政治、商业和情报背景人物时，无论其主观意图如何，客观上已构成一个必须被监控的安全脆弱点。

第三维：决策行为的“系统性偏差”分析

政策间谍的核心目标不是窃取情报，而是改变决策。对其行为模式的甄别必须深入到决策流程内部。

需要回答的关键问题包括：

该人物是否在系统性地重塑决策者接收到的信息环境？

是否动用了外部网络对本国决策层形成包围式施压？

是否在内部决策过程中利用其职务地位和私人关系进行私下游说或施压？

曼德尔森在任期间不仅公开发表激进言论，还通过WhatsApp私信干预内阁成员的政策主张，陪同首相访问Palantir后该公司即获巨额国防合同——这种“公务-私利”的无缝衔接是决策偏差的典型表征。 这一维度的甄别需要情报机构与决策机构的协同。

第四维：安全审查流程的“异常”倒查

曼德尔森案最令人警醒的教训之一是：安全审查制度的失效，往往不是因为没有识别出风险，而是因为政治意志覆盖了专业判断。

甄别体系必须包含对审查流程本身的监控。

重点关注的异常信号包括：

审查时间是否被异常压缩——曼德尔森的DV流程仅三周半，而正常流程需数月；

审查程序是否被颠倒——先任命后审查构成严重程序违规；关键证据是否被无视——MI5明确指出三大风险但唐宁街十号强行推进；

被审查人是否仅凭口头否认就通过了对其高风险关系的核查。

尤其值得警惕的是，像曼德尔森这样具有特定血统背景和强烈意识形态倾向的人物，其风险信号往往更加隐蔽。因为他们可以真诚地相信自己的行为是出于“观点”而非“被操控”，这使得常规的心理测试和测谎手段难以奏效。

这些异常信号本身就是风险存在的强指示器。 当一个身居要职者的任命审查呈现上述特征时，反间谍机构应将其视为最高优先级的预警事件。

综合评估：三重坐标定位法

在实际操作中，上述四个维度可以整合为三重坐标的综合评估框架。

第一坐标：忠诚归属评估——他的言行服务于谁的利益？尤其需要关注其血统、文化认同与意识形态倾向是否已构成对本国利益的潜在偏离。

第二坐标：权力来源评估——他的影响力主要来自制度授权，还是来自一个独立于正常公务渠道之外的私人网络？

第三坐标：决策影响评估——他是否在系统性地改变决策者看到的选项集合？是否在制造“别无选择”的决策困境？

当一个身居要职者同时在三重坐标上亮起红灯时，无论其主观动机如何，他在客观上已构成一个必须被最高层级监控的国家安全脆弱点。

十三、结语

爱泼斯坦的“萝莉岛”已成废墟，曼德尔森已在狱中，戈尔巴乔夫也已走入历史。

但“政策间谍”这个幽灵仍在全球政治的走廊中游荡。

而无论早些年的香港动乱风波、在大陆互联网上猖獗活动的台独1450网军、在国安屡次通报的关键领域被渗透案件，都在提醒我们

——中国，同样需要警惕曼德尔森式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