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市场资讯
(来源:中国劳动保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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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杨燕绥 妥宏武
原文标题:开创亲情就业 促进银发经济的思考
人口老龄化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长期重大国情,随着人口结构从轻度老龄化迈向中度、深度老龄化,传统就业模式、社会保障体系与家庭养老功能均面临系统性挑战。
一旦进入中度人口老龄化,即可从一系列数字变化的背后发现质变,此时只有创新发展才能找到应对高度人口老龄化挑战的有效措施。例如,在既有就业模式下很多人没事干,而在长寿时代失能失智老年人的照护服务需求快速增长,却有很多事没人干。社会陷入深度的结构性失业,劳动年龄人口就业参与率直接影响社会保险的覆盖率及社保基金收入与支出的平衡关系。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中国社会保险扩面将从数量达标(95%)向高质量发展,做到应保尽保、应缴尽缴、应支尽支。中国预期在2030年进入高度人口老龄化,“十五五”期间是促进就业与社会保险高质量扩面协同发展的黄金窗口期。
两个人口问题挑战银发经济发展
按照总和生育率1.0测算,中国约在2030年进入深度人口老龄化,届时65岁以上人口数达到2.3亿,占总人口比例20%以上;到2035年占到25%以上(见下图)。一个挑战是在2033年“63婴儿潮”出生的人口进入70岁年龄组,以阿尔茨海默症为主的失智患者将达数千万人,快速推高失能失智老年人的照护刚需。另一个挑战是独生子女家庭空巢率加大,且70岁子女照护90岁以上父母的情况增多,小家庭已经力不从心,成为社会问题。一旦实现国民平均预期寿命80岁,四代家庭增多,80岁以上年龄人口占比增加,即进入第三代人照护上两代老年人的时代,年轻人不仅需要孝心,更需要认知和认同居家养老的职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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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年人占比的发展趋势(2023-2050年)
居家养老需求与实施困境
居家养老需求包括主动需求和被动需求。主动需求是维系家庭关系和代际情感,建设现代社会的细胞型微组织(即家庭)的必由之路。在中国,每逢国家假期在各类交通线上即出现“回家星云”现象,充分显示了现代社会的家庭组织魅力。可见居家养老势不可挡,但有两个挑战必须解决。一是无子女和少子女家庭需要“扎堆”养老;二是养老家庭需要有组织的购买社会服务。
被动需求源自有限的支付能力。截至2024年底,全国共有城市特困人员40.2万人,农村特困人员439.4万人,合计479.6万人,占60岁以上3亿人口的1.6%。低收入人口年可支配收入9542元,可能有自住房。中等收入人口年可支配收入33925元,可能有一套自有房产。高收入人口年可支配收入98809元,至少拥有一套自有房产,有低于100万元人民币可投资的净资产。高净值人口有高于100万美元净资产,两份以上养老金和自有房产。以非公养老机构月费5000元-15000元预测,95%以上老年人及其家庭不具有支付专业养老和照护机构费用的能力。
银发经济催生亲情就业
任何经济形态都有其民生需求和供给模式,包括就业模式。工业经济推生机构就业、互联网经济推生灵活就业,银发经济下的老年人照护需求推生了“亲情就业”,即指国家规范的亲属间失能失智照护(自媒体称其为“现代啃老”),可谓第三类就业模式。亲情就业工作地点与用工形态相对稳定,有别于一般灵活就业(入户服务的专业护工除外),是支持银发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
德国、日本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数据显示,即使人均GDP达到2万-4万美元,基于家庭观念和经济负担等原因,失智老年人的长期照护还以家庭床位管理为主,占比为70%以上。以德国为例,基于“50+行动计划”,政府补贴鼓励50岁以上制造业工人回家照护老人,实现了制造业冗员向养老服务业的战略转移,培育了10个床位的小型家庭护理院,促进长期护理专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的发展,缓解了青年人就业难的问题。2015年,德国《长期照护加强法案(第一版)》引入了护老者津贴,家庭成员在10天的紧急短期工作缺勤里可获得由长期照护保险基金发放的替代性工资。政府还提供了无息贷款用来弥补最多6个月的请假收入损失。如果家庭照护者每周可以提供至少14个小时照护服务,就可获得社会保险相关待遇和带薪休假。
2021年-2022年,清华大学银色经济与健康财富课题组与大家保险集团在中国20个一至三线城市对35岁以上居民进行养老服务需求访谈。2022年收回4000份有效问卷。65.7%受访者表示,希望在失智后入住照护机构。46.8%受访者表示,失智后居家照护会导致家属过度疲惫,47.3%受访者认为,居家照护缺乏医护设施和急救措施,没有安全感。
综上所述,以亲情就业为基础,对接灵活就业和机构就业,是支持银发经济发展的系统性就业,具有一举多得的社会效用。
我国创建亲情就业的意义与思考
一是亲情就业支持高质量的居家养老。我国95%以上老年人无力支付照护机构的地租、房租和全职服务费等,需要居家养老。而现代居家养老是医养结合与老年友好城市的产物,失能失智老年人需要获得医康养护与智能化生活的各类服务,需要一个提供照护、对接社会服务和互联网、有计划的购买服务的职业化“全能管家”。
二是亲情就业需求不断增加,在先行进入高度人口老龄化的德国、日本、荷兰等国家,照护市场的劳动力占比超过15%,其中大部分是家庭管家。因此亲情就业是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的必由之路。
三是建立职业化全能管家的必要条件。承认亲情照护的社会价值;国家将其列入就业类型,并做出相关制度安排,包括在家庭成员之间订立协议,共同出资建立照护基金(包括照护者参与和遗产分配),支付从事亲情照护人员的工资和缴纳社会保险费,鼓励有条件的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正规的职业考试和资格认证等;提供起居、购物、饮食等服务,具体包括就医、精神卫生护理、请护工、使用人工智能设施等;接受相关部门的培训和监督等。
四是建立职业化全能管家的社会意义。他们可以照护直系亲属、非直系亲属,举办微型家庭护理院。亲情重、成本低,老年人易接受,可以继承养儿防老社会文化,培育代际和谐的新型社会文化;解决居家养老的各类需求,加强与社会服务的沟通能力;增加就业机会和解决结构性失业问题;提高社会保险覆盖率,增加职保占比,改善社会保险全覆盖后的结构性问题;支持银发经济健康发展。
五是建立职业化全能管家的挑战。社会认知障碍:将家务事上升到社会制度,需要理性论证和社会讨论以达成共识。政府障碍:可能受到“清官难断家务事”的传统文化影响,政府主管部门有顾虑。国内没有先例,创立一项新的就业政策有难度。但这是必然选择,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提供了实现亲情就业的技术条件。
综上所述,2026年-2030年是中国建立亲情就业政策的环境窗口期,建议国家将“亲情就业”纳入“十五五”规划,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和发展银发经济的重要举措。
编辑丨邱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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