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年砖厂搭班女工比我能干，三月后突然请假,得知原因骑车追40里

一九九三年，我二十一岁，在老家县城的红旗砖厂上班。说是上班，其实就是搬砖，把刚从制砖机里出来的湿坯码到板车上，推到晒砖场一排排摆好，等太阳晒干了再推进窑里烧。这活不重，但熬人，一天干下来腰酸背痛，手上全是水泡，磨破了结成茧，茧磨破了又起新的水泡。

红旗砖厂在我们县城东边，靠着一条土路，两边全是庄稼地。厂里拢共四十来个人，男的负责装窑出窑，女的负责码坯和晒砖场的活。我在码坯组，每天跟六个女工一起干活，整个组就我一个男的。刚去的时候挺不自在，后来习惯了，反倒觉得挺好，女工们干活细心，不像男工那边整天烟酒不离口，说句话都要带三个脏字。

赵玉兰是九三年三月来的。那天组长领着她到码坯区，说她是我们组新来的，让大家多关照。她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黑裤子，脚上一双解放鞋，头上包着一条旧毛巾，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是灰扑扑的。她个子不高，一米六出头，但骨架大，肩膀宽，胳膊比我这个男的还粗。脸被太阳晒得黑红黑红的，颧骨高，眼睛不大但很有神，嘴唇干裂起皮，一看就是常年干体力活的人。

组长让她跟我搭班。码坯这活通常是两个人一组，一个从板车上往下搬湿坯，一个在地面上码。湿坯很软，力气小了搬不起来，力气大了又容易捏变形，要掌握好手上的劲。我在这干了快两年，自认为是把好手，但赵玉兰来了以后，我彻底服了。

她搬湿坯的姿势跟别人不一样，别人是双手端着，她是用一只手托底，另一只手扶着边，轻轻一提就起来了，动作流畅得像做了几百遍。码的时候她也不像别人那样一块一块地比划，她眼睛一扫就知道这块该放哪，手起坯落，又快又稳，一排排码得整整齐齐，间距均匀得拿尺子量都挑不出毛病。

第一天下来，我码了八百块，她码了一千二百块。我是男的，她是女的，她比我多码了四百块。

“你以前干过这活？”下班的时候我忍不住问她。

“干过。”她简短地回答，把头上的毛巾取下来抖了抖灰，叠成方块塞进裤兜里。她说话带着很重的口音，像是北边哪个县的，我不太听得懂，但大概意思能猜出来。

“哪里的砖厂？”

“老家的。”她没说具体是哪，我也不好再问。

那时候砖厂的工友大多是这样，从各个地方来的，有本县的，也有外县的，甚至还有外省的。大家住集体宿舍，吃大锅饭，干一天活拿一天钱，谁也不会刨根问底地问你是哪里人、为什么出来打工。在那个年代，出门打工的人各有各的原因，有些是家里穷揭不开锅，有些是跟家里闹翻了出来的，还有些是不方便说的。大家心照不宣，不打听就是最大的尊重。

赵玉兰干活拼命，这是所有人的共识。她每天来得最早，走得最晚，中午别人在树荫下休息半小时，她最多歇十分钟就又去干活了。有几次我中午去晒砖场查看砖坯的干湿程度，看到她一个人在太阳底下码砖，汗顺着脖子往下淌，蓝布褂子湿透了贴在身上，她也不擦，就那么弯着腰一块一块地码。

“赵玉兰，歇会儿吧，下午还干活呢。”我对她说。

“不累。”她头都不抬。

我站在旁边看了她一会儿，发现她码砖的时候嘴角微微往下撇，眉头皱着，像是跟这些砖有仇似的，每一块都码得咬牙切齿。那不是一个干活的人在干活，那是一个心里有事的人在跟自己较劲。

我开始留意她。

不是那种男女之间的留意，是对一个比自己能干的人的佩服和好奇。我观察她怎么搬坯、怎么码砖、怎么在晒砖场里走得飞快而不踩到砖坯。她的每一个动作都带着一种我形容不出来的东西，不是熟练，是拼命，是一种不要命的狠劲儿。

有一次我们组搬砖坯，从制砖车间到晒砖场大概两百米，每个人推一辆板车，一车装八十块湿坯，两百斤出头。男的推一趟大概三分钟，女的慢一些，要四分钟。赵玉兰推第一趟的时候就跟我们男的差不多，推了三趟以后，她比我还快了。

“赵玉兰你慢点！”组长在后面喊，“车翻了不是闹着玩的！”

她没理，弓着腰推着板车走得飞快，车轱辘在土路上压出两道深深的车辙。

后来我听说了一件事，是烧窑的老李头告诉我的。老李头五十多岁，在砖厂干了一辈子，啥都见过。他说有天晚上他起来上厕所，看到赵玉兰一个人在晒砖场里码砖，那时候都快夜里十一点了。他以为是谁把砖落下了，走过去一看，赵玉兰正借着月亮光一块一块地码，码得一丝不苟。

“姑娘，大晚上的你不睡觉，码啥砖呢？”老李头问她。

“睡不着，找点事做。”赵玉兰说。

老李头跟我说这事的时候，摇着头叹气：“这姑娘不对劲，眼睛里全是事。”

我知道他说的“不对劲”是什么意思。赵玉兰从来不跟别人聊天，吃饭的时候一个人端着碗蹲在墙角，吃完就回宿舍。别的女工下了班会结伴去镇上买东西、去河边洗衣服，她从来不参与。她像一块被扔在角落里的砖，跟周围的砖都不一样，但你不仔细看，注意不到。

我跟她搭班快一个月的时候，终于跟她说了第一句工作以外的话。那天下午下了暴雨，砖厂停工，大家都挤在工棚里躲雨。男工那边打扑克打得热火朝天，女工这边三三两两凑在一起纳鞋底、嗑瓜子、扯闲篇。赵玉兰一个人坐在工棚最里面的角落，膝盖上摊着一本书，低头看。

我走过去，在她旁边蹲下来，看了一眼书的封面。那是一本很旧的书，封面都卷边了，依稀能看出是《简·爱》。

“你还看外国小说？”我有点意外。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种说不出的东西，像是被人撞破了什么秘密似的，有点慌，但很快又恢复了平时的冷淡。

“以前上学的时候看的，没事翻翻。”她把书合上，塞进随身的布包里，那动作快得像在藏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

“你上过学？”我问完就后悔了，这话说得好像人家不该上过学似的。

她没生气，只是很平淡地说：“上过，高中毕业。”

高中毕业。在那个年代的农村，高中毕业算是高学历了。我当时就好奇了，一个高中毕业的姑娘，怎么跑到砖厂来搬砖？但我没问，因为她的表情告诉我，她不想说。

那次短暂的交流之后，赵玉兰对我稍微没有那么冷了。偶尔干活的时候她会跟我说一两句话，比如“这块坯太湿了不能码”“那边的架子歪了你扶一下”。但仅此而已，她始终像一堵墙，我看得到她，但摸不到她。

四月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

那天砖厂来了几个陌生人，开着一辆小货车，停在厂门口。他们下车以后东张西望，像是在找什么人。赵玉兰正好在晒砖场最里面的角落码砖，离厂门口很远，她没有看到那些人，那些人也没有看到她。

但其中一个人往晒砖场那边张望的时候，赵玉兰刚好直起腰来擦汗。她的脸朝厂门口的方向偏了一下，然后整个人像被电击了一样僵住了。她迅速蹲下去，躲到了砖垛后面。

我正好在她旁边，被她的反应吓了一跳。

“怎么了？”我问。

她没回答，缩在砖垛后面，缩成一团，眼睛死死地盯着厂门口的方向。她的脸色白得像纸，嘴唇在发抖，双手攥着地上的土，指节发白。

那几个人在厂门口站了大概十几分钟，跟门卫说了几句话，然后上车走了。赵玉兰一直缩在砖垛后面，直到那辆小货车的引擎声彻底听不到了，她才慢慢站起来。她站起来的时候腿在发软，扶着砖垛站了好一会儿才站稳。

“赵玉兰，你没事吧？”我走到她面前。

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几下，声音很轻很轻地说了一句：“没事，天太热了，有点头晕。”

那天下午她没再干活，跟组长请了假回宿舍了。这是她来了一个多月以来第一次请假。

我心里隐隐觉得不对，但我不知道哪里不对。我只知道赵玉兰在害怕，她怕的不是那几个人，而是那几个人背后代表的东西。是什么东西能让一个敢在月光下一个人搬砖的女人怕成那样？

我没有去追问。但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件现在想起来都觉得鲁莽的事。我去了女工宿舍。

女工宿舍在砖厂最里面一排平房，跟男工宿舍隔着一个院子。我去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院子里没有灯，只有宿舍窗户里透出昏黄的灯光。我在赵玉兰的宿舍门口站了一会儿，犹豫着要不要敲门。门缝里透出光，说明她还没睡。我深吸了一口气，抬手敲了门。

敲了三下，没有动静。又敲了三下，门开了一条缝。赵玉兰的脸从门缝里露出来，看到是我，明显愣了一下。

“你干啥？”她的声音很冷，但不是生气的那种冷，是警惕的那种冷。

“你下午脸色不太好，我来看看你是不是病了。”我说，声音压得很低，怕被隔壁宿舍的人听到。

她沉默了几秒钟，把门开大了一些。她穿着一件碎花布料的短袖，头发散着，脸上的表情在昏暗的灯光下看不太清楚，但我感觉她比平时柔和了一些。

“进来吧。”她说。

女工宿舍比男工宿舍小一些，四张上下铺，住了七个人，赵玉兰睡靠窗的下铺。其他人都还没回来，大概去镇上逛了，宿舍里只有她一个人。她的床铺收拾得整整齐齐，被子叠成豆腐块，枕头旁边放着那本《简·爱》，还有一沓信纸和一支圆珠笔。

我坐在对面的床上，她坐在自己的床边，两个人隔着不到两米的距离，谁都没说话。宿舍里很安静，能听到院子里虫子的叫声，远处窑炉的风机嗡嗡地响。

“赵玉兰，”我终于开口了，“今天来厂里的那几个人，你认识？”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她的手很大，骨节突出，指甲里嵌着洗不掉的泥灰，指腹上全是厚厚的茧。这是一双二十出头的姑娘的手，但看起来像四十岁。

“不认识。”她说。

“那你为什么躲？”

她沉默了很久。窗外的虫叫声一阵一阵的，像在替她回答。

“我没躲。”她说，声音很轻，轻得像在说服自己。

我没有再逼问。我知道一个人不想说的事，你再怎么问她也还是不想说。我站起来，准备走。

“你读过《简·爱》？”她忽然问。

我愣了一下，转过身看她。她坐在床边，低着头，手指在那本书的封面上慢慢摩挲。

“上中学的时候读过。”我说，“记不太清了，就记得那个女的很倔，什么都能扛。”

“她不光是倔。”赵玉兰抬起头看我，眼睛里有一层薄薄的水光，“她是觉得自己跟别人是一样的。不管别人怎么看她，她觉得自己是一样的。”

那是我第一次在赵玉兰脸上看到那种表情。不是冷漠，不是防备，是一种藏在坚硬外壳下面的、小心翼翼的脆弱。像一颗核桃，你砸开它之前永远不知道里面的仁是完整的还是碎的。

“我走了。”我说，“你早点睡。”

“嗯。”

我走到门口的时候，她忽然又说了一句：“谢谢你，周明。”

那是她第一次叫我的名字。

从那天晚上以后，赵玉兰对我的态度有了微妙的变化。她还是不怎么跟别人说话，但会跟我多说几句。干活的时候她会主动跟我配合，我搬坯她码砖，两个人默契得像在一起干了很久。有时候她会在中午休息的时候把她的水壶递给我，说“喝口水”，然后自己拿搪瓷缸子去接凉水。我知道她的水壶里泡的是金银花，她说过嗓子不好要喝这个，她把自己的金银花水给我喝，自己喝白水。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什么，但在那个年代，一个姑娘把自己喝过的水壶递给一个男的，这件事本身就不太寻常。

五月中旬的时候，砖厂接了一批大订单，要赶工期，所有人都加班加点地干。赵玉兰更拼了，她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比谁都先去晒砖场，晚上别人都收工了她还在码。组长劝她别太拼，她嘴上答应着，第二天还是照旧。

有天晚上加班到九点多，大家都走了，晒砖场上只剩下我和赵玉兰。月亮很大，照得满地银白，码好的砖坯在月光下投下一排排整齐的影子，像一片沉默的军队。赵玉兰在码最后几排砖，我在旁边帮她搬坯。她的动作比平时慢了一些，显然是累了，但还是在咬牙撑着。

“你歇会儿吧，我来码。”我说。

“不用，马上完了。”

我看着她弯着腰一块一块地码，忽然发现她的背影在月光下显得很单薄。她平时给人的印象是强壮、能干、不知疲倦，但那一刻，她看起来就是一个普通的姑娘，一个会累、会疼、会在夜里一个人哭的姑娘。

“赵玉兰，”我说，“你要是有什么难处，可以跟我说。”

她停下了手里的动作，直起腰，转过身看我。月光照在她脸上，她的表情很平静，但眼神里有种挣扎。

“周明，”她说，“你有没有想过，有些人活着的每一天都是在还债？”

“还什么债？”

她没回答，转过身继续码砖。码完最后一块，她把工具收拾好，拍了拍手上的土，走到我面前。

“谢谢你今天帮我。”她说，“我先回去了。”

她走了几步，又停下来，没回头，背对着我说了一句让我很久都没想明白的话：“你是个好人，有些事你不该被卷进来。”

说完她就走了，脚步声在晒砖场的土路上渐渐远去。

六月的时候，赵玉兰突然请了假。

那天早上组长在晨会上说赵玉兰家里有事，请假三天，已经批了。我当时没太在意，谁家里还没个事呢。但第二天她没回来，第三天也没回来，到了第四天，组长说她又续了三天假，原因没讲。

我心里开始不安了。赵玉兰不是那种会请假的人，她来了三个月，除了四月那次头晕请了半天假，一天都没缺过工。她一定是出了什么事，而且不是小事。

第五天的时候，我去找组长打听赵玉兰的情况。组长是个四十多岁的大姐，姓王，人都叫她王组长。她看我打听赵玉兰，用一种意味深长的眼神看了我一眼。

“小周，你跟赵玉兰什么关系？”

“搭班的同事关系。”我说。

王组长笑了笑，那笑容里有点说不清的东西：“她家在隔壁县，清泉镇下面的一个村子，叫柳树沟。你要是有心，就自己去看看，她请假的理由写的是‘家中有事’，具体什么事没写。”

我当天下午就请了假，骑着我那辆二八大杠自行车出发了。从县城到清泉镇大概四十里路，骑自行车要将近两个小时。我不认识路，一路走一路问，问到清泉镇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又问柳树沟怎么走，镇上的人说顺着那条土路往北骑，过了河就到了。

土路坑坑洼洼的，骑起来颠得要命，车屁股后面的挡泥板哐啷哐啷响了一路。天彻底黑了，没有路灯，全靠月亮照路。两边全是庄稼地，玉米长得比人还高，风吹过去哗哗地响，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走。

骑了一个多小时，终于看到了一个村子。稀稀拉拉十几户人家，散落在一条小河的两边，有几户亮着灯，但灯光昏昏沉沉的，像快要灭了的蜡烛。我推着自行车进村，不知道赵玉兰家是哪一户，正好看到一个老大爷在门口乘凉，就上去打听。

“大爷，请问赵玉兰家在哪？”

老大爷上下打量了我一眼，用烟杆指了指村子最里面：“最后一户，门口有棵槐树的就是。”

我推着车走过去。那户人家的院门是关着的，木头门板，门上的漆都掉光了，露出灰白色的木头本色。门口确实有一棵槐树，长得很大，树冠遮住了半个院子。院子里亮着灯，我听到里面有说话的声音，但听不太清。

我深吸了一口气，抬手敲门。

敲了三下，里面安静了。又敲了三下，脚步声由远及近，门吱呀一声开了。

开门的是一个中年女人，四十多岁的样子，瘦得厉害，颧骨高耸，眼窝深陷，穿着一件灰色的旧褂子，头发胡乱地用橡皮筋扎着。她的长相跟赵玉兰有几分相似，但老了很多，憔悴了很多，像是被什么东西从里面掏空了。

“你找谁？”她的声音沙哑，带着一种疲惫到极点的无力感。

“阿姨您好，我是赵玉兰的同事，在砖厂跟她搭班的。她好几天没来上班了，我来看看她。”我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和气。

中年女人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她张了张嘴，没说出话，侧身让我进了院子。院子里不大，堆着一些柴火和农具，靠墙的地方放着几盆花草，都蔫了，叶子耷拉着。正屋的门开着，灯光从里面透出来，我往里看了一眼，愣住了。

赵玉兰坐在里屋的床边，怀里抱着一个小孩。那小孩看起来两岁多，男孩，瘦瘦小小的，脸上没有血色，嘴唇发白，闭着眼睛靠在赵玉兰怀里，像是睡着了。赵玉兰穿着一件很旧的睡衣，头发乱糟糟的，脸上的表情我从来没见过——不是累，不是苦，是那种把所有的力气都用光了之后剩下的空。

她看到我的时候，眼睛猛地瞪大了，然后嘴唇开始发抖，眼泪无声无息地流了下来。她没有说话，就那么抱着孩子看着我流泪。她的眼泪跟她这个人一样，不声不响，不闹不喊，就那么安静地、拼命地流。

中年女人，也就是她妈，站在旁边抹眼泪。她断断续续地跟我说了事情的原委。

赵玉兰的男人两年前出去打工，再也没回来。不是死了，是跑了。他在外面有了别人，不要这个家了。赵玉兰一个人带着孩子，又要挣钱又要带孩子，实在没办法，才把孩子扔给她妈带，自己去砖厂打工。她每个月的工资大部分都寄回来给孩子买奶粉和药——这孩子从小体弱多病，三天两头往医院跑，花了很多钱。

前几天孩子又病了，烧到四十度，送到镇上的卫生院，医生说是肺炎，要住院。赵玉兰连夜从砖厂赶回来，在医院守了三天三夜，孩子的烧才退下来。昨天刚出院，但孩子身体太弱了，医生说还要慢慢养。

“她不让跟人说。”她妈哭着说，“她说她自己能扛，不让人可怜她。这几天她一个人在医院，白天晚上的守着，眼睛都没合过，饭也吃不下。你看她瘦的，本来就瘦，现在更没人样了。”

我站在门口，看着赵玉兰。她还在流泪，但一点声音都没有。她低头看着怀里的孩子，用手轻轻拍着孩子的背，动作很轻很柔，跟她在砖厂码砖时那种狠劲儿判若两人。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她为什么在砖厂那么拼命，为什么中午不休息，为什么大晚上不睡觉去码砖。她不是在干活，她是在救她孩子的命。每一块砖都是钱，每一分钱都是药，每一片药都是孩子多活一天的希望。

“赵玉兰。”我喊她。

她抬起头看我，泪眼模糊的。

“孩子叫什么名字？”我问。

“叫小海。”她的声音哑得几乎听不到。

“小海多大了？”

“两岁四个月。”

我看着那个孩子，瘦小的身体蜷缩在赵玉兰怀里，像一只受伤的小猫。他的呼吸很轻很浅，胸口微弱地起伏着，小脸黄黄的，头发稀稀拉拉的，一看就是长期营养不良的样子。

我从口袋里摸出身上所有的钱，大概有八十多块，是我这半个月的工资和之前攒的一点零用钱，放在了她妈手里。她妈死活不肯收，我硬塞进去，说：“阿姨，这不是可怜谁，这是给孩子买奶粉的，您要是不收，我今天就不走了。”

她妈哭得更厉害了，攥着那把钱，手抖得跟筛糠似的。

赵玉兰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什么都没说出来。她低下头，把脸贴在孩子的头发上，肩膀一耸一耸的，终于哭出了声。那哭声不大，但很沉，像一个在水里泡了很久的东西终于浮上来了，带着所有被浸泡过的重量。

我在赵玉兰家待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告辞了。天太晚了，四十里夜路不好骑，但她妈还是给我煮了一碗面，放了两个荷包蛋。我本来想推辞，但看到她妈那双布满老茧的手端着碗站在那里，眼睛红肿着，我说不出一个不字。我把面吃得干干净净，连汤都喝了。

走的时候赵玉兰把孩子放在床上，出来送我。她站在院门口，槐树的影子落在她身上，斑斑驳驳的。月亮很大，照得她的脸白白的，眼睛红红的。

“周明，”她说，“你不该来的。”

“我来了。”我说。

“你不该来。”她又说了一遍，声音里有一种我形容不出的东西，像是认命，又像是在跟什么看不见的力量较劲。

“赵玉兰，”我推着自行车，站在她面前，想了很久，说出来的话连我自己都没想到，“你回砖厂以后，咱俩还搭班。你不在的这几天，我码砖的速度比以前慢了，因为你码得比我好。”

她的嘴角微微动了一下，不知道是想笑还是想哭。

“小海的病，会好的。”我又说。

她没说话，但在月光下，我看到了她眼睛里有光。不是泪光，是一种别的光，像深夜里看到远处有一盏灯的那种光，不确定那盏灯是不是为自己亮着的，但看到它亮着，心里就不那么慌了。

我骑车走了。出了村口上了土路，四周一片漆黑，只有天上的月亮和星星。我使劲蹬着自行车，夜风呼呼地吹在脸上，带着庄稼地里泥土和露水的气味。四十里路，我骑了一个半小时，到砖厂的时候已经快半夜了。腿酸得不行，屁股也疼，但心里是热的，像揣着一个刚出炉的烧饼。

赵玉兰是第七天回来的。

她回来的时候我正在码坯，看到她走进晒砖场，穿着一件干净的蓝布褂子，头发用毛巾包得整整齐齐，精神比上次见她好了不少，但人还是瘦，眼睛下面青黑一片。

她走到我面前，什么也没说，拿起工具就开始干活。她搬坯的姿势还跟以前一样稳，码砖的速度还是那么快，但我觉得她有什么地方不一样了。我说不上来，就是感觉她身上的那股狠劲儿不那么明显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我说不清楚的东西，像是踏实，又像是终于不用一个人扛着所有东西往前走了。

中午休息的时候，她端着饭盒走到我旁边，蹲下来跟我一起吃。这是她第一次主动靠近我，周围几个女工都看了过来，有人脸上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笑。赵玉兰不在乎，她低着头吃饭，吃得很慢。

“周明，”她忽然说，“那八十块钱，我会还你的。”

“不用还。”我说。

“要还的。”她很认真地看着我，“我不欠别人的钱，这是我的规矩。”

我看着她的眼睛，那双不大的、但很有神的眼睛，里面有一种让我无法拒绝的东西。那是她的尊严，是她在这个世界上仅剩的几样东西之一。

“行，那你慢慢还。”我说。

她点了点头，继续吃饭。

过了几天，发了工资，赵玉兰还了我二十块钱。她把钱递给我的时候，我看到她的工资袋里已经没剩多少了，大部分都寄回去了。我说你少还点，她不干，说好了分四个月还完，就分四个月。

她每个月准时还我二十块钱，雷打不动。四个月后，最后一笔还完了，那天她把二十块钱拍在我手心里，说：“清了。”

我说：“清了。”

然后我们俩面对面站着，忽然都笑了。那是赵玉兰第一次在我面前笑，笑得不大，嘴角只是微微弯了一下，但那个弧度，我记了二十多年。

后来我跟赵玉兰好了。

说是好了，其实就是两个人之间多了一种心照不宣的东西。她不再拒绝我的好意，我给她带饭她吃，她给我洗衣服我也穿。但我们谁都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不是不敢，是觉得没必要。在那个年代的砖厂，在那种每天跟泥土和汗水打交道的日子里，有些东西不需要说出来，它就在那里，像晒砖场上那些码得整整齐齐的砖坯，不声不响，但每一块都是实的。

小海的病慢慢好了。赵玉兰每个月回去看他一次，有时候我陪她去。她妈每次看到我都拉着我的手不放，说“小周你真是个好人”，说得我怪不好意思的。赵玉兰站在旁边不说话，但我注意到她的耳朵尖是红的。

赵玉兰的男人——不，应该说那个跑了的人，后来回来过一次。那是九三年冬天的事，他喝得醉醺醺的，跑到赵玉兰家门口拍门，说要见儿子。赵玉兰没开门，站在院子里隔着门板跟他说了一句话：“你不配。”

那个人在门口骂了一阵，走了，再也没回来过。

九四年开春，我跟赵玉兰领了证。没有办酒席，没有请客，就是两个人去民政局登了记，回来的时候在镇上买了一斤猪肉，她妈包了一顿饺子。那天晚上小海已经会走路了，跌跌撞撞地跑过来抱住我的腿，喊了一声“爸爸”。

那一声“爸爸”不是赵玉兰教他的，是他自己喊的。

我蹲下来，把他抱起来，他瘦小的身体靠在我怀里，暖暖的，有奶香味。赵玉兰站在灶房门口，围裙上沾着面粉，看着我们，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嘴角是往上弯的。

小海今年三十一了，在广州上班，做IT的，一个月挣的钱够他那个年代的我们在砖厂干两年。他身体很好，一米七八的大个子，完全看不出小时候那个瘦弱的样子。他每年过年都回来，带着老婆孩子，大包小包地往家搬东西。赵玉兰每次都嫌他乱花钱，但每次都会提前好几天把他爱吃的菜备好，卤猪蹄、酱牛肉、炸丸子，冰箱里塞得满满的。

赵玉兰跟我过了三十年。我们后来离开了砖厂，我学了电工，她在服装厂上班，两个人省吃俭用，在县城买了房，把小海养大，供他上了大学。日子不富裕，但也不紧巴，普普通通，平平常常，跟千千万万个中国家庭一样。

有时候晚上两个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她会忽然跟我说起砖厂的事。说起码坯，说起晒砖场，说起那个月光下的晚上我在她家院门口说的那句“小海的病会好的”。

“你那时候怎么就知道会好？”她问我。

“我不知道。”我说，“但我觉得应该这么说。”

她笑了一下，靠在我肩膀上，不说话了。

电视里在播什么我已经不记得了，但我记得她的手，那只曾经布满老茧和裂口的手，现在还是很大，骨节还是突出，但指甲干净了，指腹柔软了。我握着她的手，拇指在她手背上慢慢摩挲，那些茧还在，只是不那么硬了，像是被三十年的岁月泡软了。

一九九三年的那个夏天，我在红旗砖厂码了九万七千块砖。这个数字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后来算了无数遍。每一块砖都经过我的手，从湿坯到干坯，从晒砖场到窑炉。那些砖后来被拉到了各个工地，砌成了一堵堵墙，盖起了一座座房子。我不知道那些房子现在还在不在，但我知道，在那年的某一天，我骑着自行车追了四十里路，找到了一个把自己藏起来的姑娘。

那不是爱情故事的开头，那只是一个普通人在另一个普通人快要撑不住的时候，伸手扶了她一把。

但有时候，一把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