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友爱到友尽

卢梭和休谟在这场风波到底有多么狗血，这里面究竟谁对谁错？休谟与卢梭正式开始通信始于1765年，那个时候整个欧洲大陆对卢梭都很不友好，他四处流亡，几乎已经没有了立锥之地。为了帮助卢梭，朋友们开始想办法帮他联系安全的新住处，他们认为英国是个不错的选择。于是，几位朋友先后请求休谟帮助卢梭，陪他前往英国。这一年的10月22日，休谟给卢梭写了一封信，提出要帮他前往英国。11月2日，流亡中的卢梭在客栈收到这封信，并给休谟回信，称对方为“我同时代的最杰出人物”，并在信中写道：“对于您的惠助，除了接受，我无以为报。我将自己置于您的庇护之下”。于是，在1765年冬天，卢梭和休谟最终在巴黎见到了对方，这时的卢梭是心力交瘁、惊慌不安的流亡者，需要休谟的庇护，而休谟这位好人则慨然应允，承诺陪伴和照顾卢梭，带他离开危机四伏的欧洲大陆，前往伦敦避难。二人会面后不久，卢梭在给朋友的信中明确表达了对休谟的感激之情，他写道：“对于这位高尚的天才如此大费周章地屈尊接纳我，除了荣幸，我更多的是感动”。而休谟则在和朋友的通信中对卢梭赞不绝口，甚至将他和苏格拉底相提并论，说他“和蔼、温顺、谦恭而又不失幽默”，并在抵达伦敦后给兄长写信说，“我相信我可以和卢梭做一辈子的朋友”。

不过，后来事态的戏剧性发展，让休谟的这句话变成了一句讽刺：他和卢梭不但没有做一辈子的好朋友，而且打笔仗打得全欧洲的知识分子都来围观，还分成两派：支持休谟的人会觉得他过于善良乐观，被卢梭营造的可怜假相所蒙蔽，就像“农夫和蛇”的童话里那位淳朴老实的农夫一样，救了蛇之后反被对方咬了一口。而反对休谟的人则嘲笑他愚钝、虚伪、沽名钓誉，既高估了卢梭也高估了自己，这位出版了《人性论》的哲学家看来完全不能洞察和理解人性的复杂。但是，几乎没有人认为卢梭是完全无辜的，因为卢梭当时已经是出了名的矫情、怪异、难以相处。

事实上，休谟和卢梭之间的友谊具有复杂性，即使在“蜜月期”也不像他们自己描述的那样甜美、互信和互相欣赏，相反，他们在记录对方言行、描述对方品性的时候，用了一些文人擅用的微妙语气来“阴阳”对方。我在这里举个小例子：1766年1月4日，休谟陪同卢梭一起离开巴黎，一路乘坐马车和邮船前往伦敦。在旅途中，两人有很多时间相处，二人后来也分别记叙了其中一些“小细节”。卢梭这边讲的故事是惊悚片：他说晚间和休谟在同一个房间休息时，听到休谟在睡梦中不断地嘀咕“我抓住了让-雅克·卢梭”，吓得卢梭汗毛倒竖、彻夜未眠。而休谟这边讲的则是推理剧：他说卢梭一直抱怨自己身体很不好，但是在乘船横渡英吉利海峡时，面对寒冷的暴风雨和剧烈的船身颠簸，他却在甲板上站了一夜，就连船员都要冻僵了，卢梭却也啥事儿没有。休谟事后立刻给朋友写信，说卢梭虽然总是号称自己身体差，实际上却是自己“所认识的人中最强健的人之一”。这样看来，两个人从一开始在心中就对彼此有所保留，并没有坦诚相待。不仅如此，这里说到的这个小细节后来还演变成了著名的公案：在卢梭这边，他发表公开信控诉休谟阴谋陷害自己，一个证据就是休谟连做梦都念叨着要“抓住卢梭”，这一幕经由卢梭的写作天赋渲染，成为传遍欧洲文人圈的名段子。而在休谟这边，他因为怀疑卢梭装病装穷卖惨，于是背地里委托卢梭的敌人和第三方机构调查卢梭的经济状况，也因此为自己招致了“心机深重”的坏名声。由此可见，这两位启蒙哲人的友谊从一开始就有表演的成分，他们似乎竭尽全力要向当时的文化界、朋友圈甚至他们自己表明，休谟和卢梭这两位当时最有影响力的作者和思想家，是惺惺相惜、彼此扶持的“亲爱的朋友”。然而我们今天对照他们同期给各方人士写的书信就可以知道，这个故事可能从来都不是真的。无论如何，这种表面甜美、内里裂纹丛生的友谊当然经不起现实的捶打和检验。卢梭和休谟的友谊来得快，去得也快。两人抵达伦敦不过三天，卢梭就因为挑剔住房、反复无常以及社交场合的糟糕表现搞得休谟焦头烂额、身心憔悴，卢梭甚至怀疑休谟同期接待的另一位日内瓦客人是当局派来监视自己的奸细。休谟为此在写给好友亚当·斯密的信中抱怨说，卢梭“有点反复无常和想入非非”。二人之间的嫌隙不断增大，最终卢梭离开了休谟的庇护，另找住处，而休谟还在试图动用自己的人脉资源，帮助联系和安排适合卢梭的房子，并为他争取经济资助。二人在伦敦分手的时候，友谊尚未破裂，但是双方都约定，以后除非讨论生活费的问题，否则不再定期互相通信。在那个以书信往来为最重要联系方式的时代，两个人如果约定不再定期通信，那么很难相信他们之间还存在多少亲密的友谊了。

然而，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卢梭和休谟的决裂后来愈演愈烈，从一场两个人之间的恩怨演变成几乎整个欧洲文坛的站队表态，其中还涉及不少政界和商界的名流。概括起来，他们之间的这场“战争”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765年底到1766年3月18日，是整件事情的酝酿期，我们事后回顾整件事情就会发现，这个阶段和两人缔结友谊的时间几乎是同步的，也难怪卢梭在“复盘”之后会认为，休谟从一开始就在对自己进行阴谋暗算。第二个阶段从1766年3月22日，卢梭离开休谟和伦敦到英国乡间居住，一直到6月23日卢梭给休谟写信正式决裂，是卢梭的主动进攻期。第三个阶段则从6月26日休谟给卢梭回信开始，直到当年11月休谟公开出版一本小册子，反驳卢梭谎言的同时为自己正名，可以说是休谟进行全面报复和反扑的阶段。

在第一个阶段，二人关系破裂的导火索其实是文人圈里流传许久的一个著名段子：1765年12月27日前后，也就是卢梭和休谟初次见面的时间，巴黎开始流传一封署名普鲁士国王寄给卢梭的私人信函，其中有一句非常恶毒的玩笑话：“我是一国之主，我可以让你的生活如你所希望的那样悲惨；与此同时，我会做你的仇敌们永远都不会做的事，当你不再需要迫害时，我就会停止迫害你。”这话的意思是，卢梭就是一个装模作样的受迫害妄想症患者，他的悲惨境遇一半是自己作出来的，一半则是出于他的臆想和编造。这封信后来在欧洲的文坛和政界广为流传，甚至成为人们街谈巷议的话题，报纸上也全文刊载了这封信，卢梭于是成了公开的笑话，他对此极为恼怒。他最初是从休谟口中知道这件事，还以为这封信出自宿敌、启蒙思想家达朗贝尔之手。后来当他离开伦敦、离开休谟，经过全面“复盘”，最终觉得这一切都是休谟搞的鬼，认为休谟从一开始就在背后策划了一起针对自己的巨大阴谋，带他来伦敦只是其中的一环。当然，休谟也不算完全冤枉：无论是卢梭怀疑的对象达朗贝尔，还是这封信的真正作者、英国乡绅作家霍拉斯·沃波尔，他们都是休谟的好朋友。有研究者怀疑，沃波尔的这封信源于几个朋友聚会时对卢梭的吐槽，休谟当时也在场，而其中最恶毒的这句俏皮话可能就出自休谟之口。卢梭后来为此专门给报纸写信，抗议对方刊登伪造的信件，结果反而招来了另一位宿敌、启蒙文人首领伏尔泰的攻击和嘲讽。卢梭再一次因此身陷舆论漩涡。在“伪信事件”之后，卢梭和休谟的“战争”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卢梭给朋友写信怀疑休谟是幕后黑手，并向休谟非常委婉地提出控诉，以作试探。按卢梭的说法，他在信中责怪休谟对自己说谎，质疑对方的真实感情，如果休谟觉得这封信没有任何不妥，那他就是心里有鬼；而如果休谟觉得这封信非同寻常，要求卢梭进行解释，那就说明休谟清白无辜。休谟大概没能理解卢梭的脑回路，回信的口吻让卢梭觉得过于理智、甚至冷淡，于是他更怀疑休谟心中有鬼。与此同时，之前刊登伪信的报纸又发表了一篇匿名攻击卢梭的文章，对卢梭在伦敦期间的各种活动了如指掌，卢梭越发相信，是休谟把自己的行踪泄露给敌人，休谟一直都在阴谋陷害自己。终于，在和休谟进行了几轮书信来回之后，卢梭给休谟写了一封绝交信，在信中卢梭控诉道：“您把我带到英格兰，表面上是为我寻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庇护所，实则是想借机羞辱我，将我置于万劫不复之地”，在一套长篇大论之后，卢梭最后说“我们之间再也没什么好说的了，这是我写给您的最后一封信。”由此单方面宣告两人的友谊破裂。如果说这第二个阶段主要是卢梭在正面进攻的话，那么他不仅成功地终结了这段关系，而且彻底将好人大卫拖入了文人互撕的泥潭。

休谟读到卢梭这封绝交信之后气疯了，完全丧失了理智和一贯温和有礼的做派，他决心报复，哪怕是以最恶毒的方式。于是就来到了“战争”的第三个阶段，卢梭和休谟之间形成了一个反转：休谟开始了疯狂的反扑，到处跟人说卢梭策划了一场大阴谋来抹黑自己，他联系各方朋友，给他们寄送卢梭信件的副本，逐条反驳卢梭的谎言，还扬言要把这些材料公开出版。而卢梭则在英国乡间优哉游哉地隐居，开始写作他的《忏悔录》，准备不仅清算自己的过往，也要揭露这群小人的丑恶嘴脸。在这段时期二人与朋友的往来书信中，我们看到休谟称卢梭为“存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最龌龊、最凶暴的恶棍”，而卢梭称休谟为“黑心人、无赖”。对照两人交往初期的赞美之词，我们这些读者可能都会替他们觉得尴尬。

不过，当时的上流社会和文人圈对此都兴奋不已，并纷纷站队表态。和休谟比较亲近的朋友在看了卢梭的信之后，都认为卢梭疯了，休谟不必理会，更不必公开回应。在他们看来，休谟无论是出于对自身名誉的考虑，还是为了做个名副其实的好人，都应该对卢梭这个一看就有心理问题的可怜人给予同情和宽容，而不是动用全部资源对其穷追猛打。巴黎那些反对卢梭的启蒙文人还组成了一个顾问班子，为休谟出谋划策，商量该如何对付卢梭。而当时从报刊媒体到政界名流再到普通读者，无一不抱着一种“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心态，每天等着看事态的最新进展并对此津津乐道，据说巴黎的一位宫廷大臣甚至提前下班回家，就是为了一口气读完休谟寄给他的全部书信副本。这场闹剧从6月卢梭写信给休谟宣告绝交开始，直到11月休谟出版《大卫·休谟与让-雅克·卢梭之间纷争的简要说明》为止，持续了将近半年。不仅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而且在后来几百年的时间里，不断吸引着历史学家、传记作者、哲学学者和八卦作家反复阅读、揣摩和评价，并将其作为研究和写作的主题。

那么，我们今天该怎样去理解和评判这场风波呢？考虑到事情的来龙去脉如此复杂、琐碎、牵涉众多，简单地评价卢梭和休谟谁对谁错、谁更应该为友情的破裂负责，似乎是非常困难的事。而今天之所以还有这么多研究者不断重读这个故事，目的大概也不是要分出个是非对错，而是想从中获得一些更普遍也更深层的、对于人性的理解。我们可以将卢梭和休谟看作两面镜子，从中照见人性最深的层面：卢梭让我们看到，一个人的内心能有多么复杂、矛盾和分裂；而休谟则让我们看到，做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好人有多么艰难。我们先来看卢梭。其实无论是卢梭的同时代人，还是我们这些后来者，几乎没有人认同或赞许卢梭的性格和行事风格，大多数人都同意他行为乖张，心理阴郁，敏感多疑，把自己看得过分重要，是典型的受迫害妄想症。

不仅如此，卢梭的自我矛盾、言行不一也是出了名的。思想史上的卢梭歌颂平等、自由、自尊，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他终生辗转于上流社会的权贵和有钱人之间，仰仗他们的房产和人脉生活，对底层人民并没有表现出关切和同情，经常打骂自己的女管家。卢梭强调儿童教育，赞美孩子未经污染的纯良天性，并大力主张母乳喂养。但是他自己和情人黛莱丝生了五个孩子都被他送进了育婴堂，而且看不到他为此感到丝毫难过或愧疚。更让人意外的是，卢梭宣称自己热爱人类，但是他对人远不如对狗有耐心。他对自己的小狗宽容溺爱，不离不弃，对朋友却没有同样的宽容或怜惜，因为他相信人不如狗，狗不会欺骗和背叛自己——这或许也是为什么我们解读的这本书，英文标题本来叫作《卢梭的狗》。也正因如此，卢梭的一位朋友曾经写信质问他：“一个自称是全人类朋友的人，怎么就不能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实实在在的朋友呢？”现在看来，这句话相当精准地揭穿了卢梭的自我伪装，令我们意识到，一个在作品中宣称热爱世界和人类的启蒙思想家和浪漫主义者，也有可能在生活中厌恶并远离人类同胞，并成为他人痛苦的根源。

不过，尽管卢梭身上有这么多问题，人们还是对他抱有一种同情，觉得他是一个终生受到内心折磨的可怜人，于是不忍心对他要求过高或者责怪他言行不一。这样，道德压力就给到了休谟这边。为什么休谟一贯被称为“好人大卫”，但是在卢梭这里，他的所作所为就如此令人大跌眼镜呢？按照分析，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第一，休谟太在意外界的评价和他人的眼光，所以才会接受朋友的委托和卢梭来往，但他本人从一开始并不是发自内心地欣赏卢梭。这就不符合卢梭对朋友的基本要求——真诚。第二，休谟其实看不起卢梭，也不信任对方，所以他才会暗中调查卢梭的经济状况，而在两人闹翻之后，休谟并没有努力去理解卢梭的心情、设身处地地为对方着想，而是飞快地下了结论，认为卢梭不是心理有问题，而是人品有问题。这说明休谟并没有真正拿对方当朋友看待。第三，认为休谟一贯虚假、狡猾、遮遮掩掩，他在两人闹翻之后给各界朋友写信，用谎言抹黑卢梭，残酷而疯狂地报复卢梭，甚至已经“由一个受害者转变为一个施害者”。这说明他其实并不像自己表现的那样人畜无害、温和良善，也会露出锋利的爪子和牙齿。休谟的言行也实实在在地证明了他的学说：理性确实是激情的奴隶！这个评价对休谟或许有点过于严苛了。这就好像是在说，作恶的人但凡有一丝良知未泯，或者心理上有异于常人的隐疾，那就更值得同情和怜悯，而不是责备与惩罚。对于这桩公案，直到今天不同的读者还是持有不同的看法，有的站卢梭，有的站休谟，谁也无法完全说服对方。不过，读过这个故事的人可能都会承认一点：即使是那些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也都只是有缺点的普通人，也会有阴暗的、无法公开示人的心理。所以我们今天不必将启蒙思想家神化，而不妨在欣赏他们非凡的思想和文章的同时，也接受他们身上世俗的、普通的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