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备了大量的三眼铳和大炮的流寇集团为何被明朝官军轻松剿灭？

今天在翻明档的时候看到了崇祯十三年由保定山东河北总督杨文岳所发出的题本，其主要的内容是汇报剿灭流寇战斗的详细过程，这也不奇怪，毕竟在崇祯年间这样一个糟糕的时代，官兵和流寇之间的厮杀都已经成了家常便饭了。但是这篇题本仍然吸引了我，为什么呢？因为其中记载的流寇队伍的装备实在是太豪华了。

明代军刀。

首先说明一下，我在题目中用了流寇这个词，当然也可以用“起义军”这个词，不过我实在是不想用，因为这篇题本是这样记载的“据朝城曹濮各州县申文报称又有幾南威滑东明开州一带流寇突犯山东逼近城池焚掠村庄”在这一伙人被剿灭之后，明军救回了“难妇四百余名”。在明军获胜之后，明朝官府将斩获的首级拉到了濮州城下让各地的居民来认，结果无人认识，这说明啥呢，说明这伙人是字面意义上的“流寇”。

明代青铜火器。

所谓的流寇即“流动之寇”其主要的作战方式是流动作战，崇祯十三年的这伙人只是流动作战到了山东而已。流动作战有具体的目标吗？可以说有也可以说没有，崇祯年间的各地的农民起义其实细究来说很难被称为“反明起义”因为这些流动作战的起义军很难说真的想去推翻明王朝，这就是为什么说其没有具体的目标。但他们肯定是有一个很“朴素”的愿望，那就是获取更多的生存资源，这就是为什么说其又有具体的目标。也就是说这篇题本中所提到的流寇集团和其流动作战所经过的地区的居民无论穷富，大概率是没有什么恩怨的。

明代青铜火器。

崇祯年间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时代，华北各地的小农经济几乎崩溃，在明朝这样一个以小农为主要经济支柱的封建王朝时期，这样的问题显然是相当要命的。而对于这些17世纪的作乱者来说，他们的行为是“其情可悯”的，即使是当时的明朝官员也认可这一点。可问题在于，当这些17世纪的被迫铤而走险的起义者把自己的生存成本转嫁给他人的时候，以今人的角度来看，他们的行为还能说得上是“其情可悯”吗？翻遍明末史料，不管今人如何看，当时的人都已经给出了答案：

明末人余瑞紫在自己所著的张献忠陷庐州记中对庐州攻防战有如下记载：

“至二十一日晚，遥望城东火光烛天，喧传乡村失火，竟不知贼到店埠镇，杀人放火，焚房屋，烧竹木。二十二日侵晨，贼到城下，全城大惊。贼之人马多不可言，城外焚杀惨不可言。人人愤怒，共议出城杀贼。各门之精壮勇健者俱奋勇争先，从德胜门自城上缒下，取得胜之谶也。走到小东门城外，只见数贼，众人即一齐跪下。贼叫丢器械，人人弃其刀枪，任数贼砍杀。可怜数百性命无一生还者。城上人见之，恨人骨髓。幸人人奋守城池，富家大户多送酒饭，犒劳守垛人夫。二十三日，贼众顶大门板来攻城，挖水关；又顶板掘城墙，穿地道，矢如飞蝗，射城上。守城人以砖石击射，伤贼多人。昼夜攻之，又挖关。有庠生李玉卿甚富，出多钱募人填关。人争趋之，半日而关填塞坚实”。

明军骑兵。

话题有点偏离主题了。先说这伙人的装备怎么样。山东总兵杨御蕃称这伙万余人的流寇“内有大炮、三眼铳、弓箭甚多，共有万人，极其精锐”在其被剿灭之后，明军缴获的武器包括大炮203门，三眼铳500杆，长枪4000杆。这估计是整个崇祯年间装备最好的流寇队伍了，然而根据明清易代这五六十年的战争中成百上千场战斗的情况来看，缺少骑兵，只有长枪和火器，步兵组织度过差的队伍一向是败多胜少。

明代青铜火器。

明军参战部队以及其战前调动情况如下：山东巡抚王国宾部1500余人在十一月二十日到达金乡县，和山东总兵杨御蕃约定十一月二十二日汇合一同进兵，十一月十八日山东总兵杨御蕃正式发兵，在十一月二十一日之前就已经和山东巡抚汇合，最后又兵分两路向曹州、濮州一带前进，参将马岱率兵2000人向着朝城和范县推进，副总兵张守忠率兵1000人“防剿其间，以为犄角之势”山东总兵杨御蕃领3000人，山东巡抚王国宾领1500人一同向曹州、单县推进，明方参战总兵力为7500余人。

明军骑兵。

十一月二十一日，明军抵达郓城县，根据知县的报告，流寇已集结于城西北的箕山和洪舡口，随时准备攻打濮州。二十三日凌晨，明军先发动进攻，参战的部队人数如下：山东总兵杨御蕃部3000余名，山东巡抚王国宾部1500余名，东昌监军道标下200余名，寿张兖西道标下300余名，郓城知县麾下衙兵乡勇100余名，合计5100余人。杨御蕃还命令马岱部2000余人迅速赶到战场，和马岱一起来的还有濮州乡官家丁100余名，濮州知州以下众官所拼凑的乡勇衙兵100余名，合计2200余人。总计兵力为7400余人，人数少于流寇。

明代青铜火器。

这伙流寇人数有1万多人，其营垒的规模也壮观：共计有四大营，三小营，绵延二十余里。这个流寇头目的行头也是相当讲究：穿着一身显眼的红袍，骑着一匹白马，还有轿子一顶，黄罗伞盖一把，自称“威行天下都招讨”，还学着官府的样子四处张贴告示。他手下的装备咱们上面说完了就不说了。

明代青铜火器。

战斗从凌晨一直打到“日已西沉”也就是傍晚。流寇战死者达到了8000余名，而明军阵亡55人，重伤21人，轻伤32人，合计伤亡108人，战马死亡100多匹。参将马岱在战斗中表现十分勇猛，把那位穿红袍骑白马的“威行天下都招讨”一刀斩于马下，并且搜出一颗大银方印，因头目已死，流寇全军崩溃。马岱本人的腰部和肩部也受了伤。

三眼火铳。

战斗结束之后，明军一边收集战利品，一边割取流寇首级报功“日已暮时，仍有三分未行割尽”割下来的首级装满了三辆大骡车，和十二辆牛车，还有1230多颗无车可装。最后明朝山东当局报共计斩首4309颗，这个数字实际上不包括无车可装的1230多颗首级以及没有顾及到流寇尸体。除了当阵斩杀者，明军还活捉了150人，这150人被交给濮州知州带到濮州枭首示众。

明军步兵。

仅以上的这些数据来说，这万余名流寇基本上可以说是全军覆没了，明代的首级军功勘合制度是非常严苛的，哪怕在崇祯时期也是如此，而即使这样还能报4309颗首级，这万余人的流寇究竟有几人能逃出生天，可想而知。

明军骑兵。

那为何装备如此之精良，人数众多的流寇集团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就被人数少于己方的明军剿灭了呢？明军在此战中缴获了4000杆长矛，500杆三眼铳以及203门火炮，同时还有战马以及驴2000余头。根据这个数字，我们可以发现，这股人数众多的流寇队伍实际上仍然是以步兵为主的，4000杆长矛肯定是给步兵用的，同时辅之以500杆三眼铳，而其转战各地各地攻城拔寨，也是靠着其火药武器众多，但是如果在平原作战中对上一定数量的官军骑兵那就没戏唱了。而根据战场实际表现来看这伙流寇的战斗力也是相当低的，在红袍头目被明军杀死之后余众就失去了抵抗意志，四散奔逃，最后便是明军骑兵的主场，明军骑兵一直追击到濮州西南的柳家屯才停下，题本记载直至此时“贼随（遂）净尽”这场围歼战才结束。

北京城墙上的崇祯十年大铁炮。

只能说，从明朝中后期一直到清朝初年这100多年的时间是中国古代史中少有的朝廷正规军在战力方面能够绝对压制地方农民起义军的时期，在崇祯年间不要说其他时期，即使是崇祯末年，农民军要想打赢明军也并不容易。清军入关后在两年之内就将战线推进到了四川以及江西，控制了大片的原崇祯朝廷的府州县，同时也收编了数量众多的原明崇祯朝廷政府军，这些前明旧军在镇压地方反清起义的时候也表现出了极强的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