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7亿到1922亿！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狂飙背后的挑战与应对之策 | 高金智库

来源：市场资讯

（来源：上海交大上海高级金融学院）

近年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持续扩张，流量从2002年的27亿美元跃升至2024年的1922亿美元，存量达31399.3亿美元，全球位次大幅跃升，标志着中国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对外投资国之一。然而，地缘政治冲突频发、西方国家系统性遏制打压、各国政策法律差异显著、跨文化融合不足以及产业链重构压力凸显等多重挑战交织，导致中企海外投资面临运营不确定性风险加剧、市场准入壁垒高筑、合规成本与经营风险飙升、管理运营困境频发以及产业安全风险上升等严峻问题。

课题组深入分析中企海外投资的现状和趋势，剖析挑战、探寻应对之策，并提出保障中国海外投资安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 本文隶属于高金智库研究专报系列，执笔人为高金智库青年研究员杨华。本文较报告原文有所删减，原报告名称为《中企海外投资的趋势、挑战与对策建议》。

#1

中企海外投资的现状和趋势

1

投资规模稳步扩张，全球位次大幅跃升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从2002年的27亿美元增长至2024年的1922亿美元，二十余年间增长了约70倍。2016年达到峰值，2017年之后有所回落，从2019年开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稳步回升，表现出较强韧性。从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全球位次来看，中国从2002年的第26位快速提升，2012年起稳居全球前三位，并于2020年首次位列全球第一，标志着中国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对外投资国之一。

图1 2004—202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亿美元）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图2 2004—202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在全球的位次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从2002年仅299亿美元，增长至2024年的31399.3亿美元，二十余年间增长了超过100倍。对外投资存量的全球位次从2002年的第25位左右，持续攀升至2017年的第2位，并自2018年起稳定保持在全球第3位（仅次于美国和荷兰）。从存量规模来看，中国与美国差距仍然较大，仅相当于美国的32.2%。

图3 2004—202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亿美元）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图4 2004—202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在全球的位次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2

投资方式迭代演变，绿地投资占比持续上升

中国对外并购金额在2016—2017年达到历史峰值，此后主要发达国家对中资，特别是高科技领域的跨境并购审查日益严格，显著增加了交易的政治与合规风险。受此影响，中国对外并购金额于2018年后大幅回落，近年来稳定在200亿—300亿美元区间。

中国政策持续鼓励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引导企业向新兴市场进行供应链多元化布局，推动了绿地投资。随着中国在新能源汽车、光伏等产业建立起全球竞争优势，企业出海的核心需求从买技术、买品牌转变为输出技术、输出产能、拓展市场。受此影响，自2012年起，中国对外投资中绿地投资比重开始趋势性、单边上升，而对外并购金额占比则持续下降。202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中，并购金额仅占12%。

图5 2004—2024年中国对外并购金额及占比变化[1]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3

资本构成结构性转型，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资本构成发生了深刻的结构性转型。早期债务工具投资占据重要地位，而近年来已降至较低水平（近年多在15%以下）。投资流量的主体已稳固地由新增股权和当期收益再投资构成，两者合计近年占比稳定在80%—85%左右，说明中国对外投资进入了以实体控制和利润滚动发展为核心的高级阶段，海外业务已产生稳定现金流，投资进入良性循环，中国企业对海外资产的经营控制权和战略整合更加深入。

图6 2006—202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构成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4

形成多元化的产业投资体系，重心向产业

与市场端倾斜

从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行业分布来看，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长期是流量最大的行业，但值得注意的是，2024年批发和零售业流量首次超过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反映出向终端市场和分销网络倾斜的趋势。制造业流量在经历2018—2019年的低谷后，自2020年起稳步增长，2024年达到375.4亿美元的高位，表明中国企业在全球进行供应链布局、贴近市场需求生产的动力增强。信息传输/软件业流量波动大，行业投资受全球数字经济竞争、技术壁垒等因素影响较大。金融业对外投资流量在2021年达到峰值后有所回落，近年来保持相对稳定。

图7 2016—202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行业分布情况（亿美元）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从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行业分布来看，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存量遥遥领先，占比最高，体现了其作为投资枢纽的核心作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存量增长迅速，成为第二大存量行业，标志着数字经济领域海外投资的重大突破和战略布局。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金融业存量均超过3000亿美元，其中批发零售业存量持续增长，与中国强大的跨境电商和全球营销网络建设密不可分。

图8 2016—202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行业分布情况（亿美元）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整体来看，中国已构建以投资控股平台为枢纽，以数字技术、市场分销、实体制造和金融为核心支柱的多元化、立体化的全球投资体系。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作为资本通道和管理平台的功能依然不可或缺，而直接投向具体产业和市场的实体投资重要性日益凸显。信息传输软件业存量爆发，2024年存量升至第二，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结构性变化，体现对外投资从传统领域向数字经济领域延伸。批发零售、制造业流量与存量双增长，表明中国企业越发重视在海外构建从生产、仓储到销售的全链条本土化运营能力，以增强供应链韧性并贴近消费者。

图9 2024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亿美元）

数据来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5

高度聚焦亚洲并以香港为枢纽，进行

全球战略性布局

无论从流量还是存量角度，亚洲始终是中国对外投资最核心的区域。2024年，流向亚洲的投资1536.7亿美元，占当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的79.9%。其中对中国香港的投资1161.2亿美元，占对亚洲投资的75.6%。2024年，中国在亚洲的投资存量为22044.8亿美元，占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总额的70.2%，其中中国香港占亚洲存量的87.1%。

拉丁美洲存量占比18.1%，位居第二。其存量在2020—2021年大幅跃升后有所调整，但始终是除亚洲外最重要的投资目的地，其中大部分为通过维京群岛、开曼群岛等进行的中转投资，实际最终目的地可能涵盖全球。

欧洲与北美洲存量占比合计约9.1%，流量相对稳定。投资侧重于高科技、品牌、渠道及服务业，显示中国企业对升级产业链和获取战略资产的长期布局。

图10 2016—202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地域分布（亿美元）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图11 2016—202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地域分布（亿美元）

数据来源：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图12 202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地区构成

数据来源：《202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2

中企海外投资面临的挑战

1

地缘政治冲突频发，引发运营不确定性风险

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持续动荡，地区冲突频发且不断升级，给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项目带来显著的安全与运营稳定性挑战，形成多层次的系统性风险。一方面，冲突直接导致当地基础设施损毁、关键贸易通道受阻，进而引发供应链中断、物流成本急剧上升等连锁问题。另一方面，区域性地缘危机还可能引发汇率波动、制裁升级、投资环境恶化等连锁经济反应，进一步加剧企业在海外的经营压力与不确定性。

2

西方国家系统性遏制打压，提高市场准入壁垒

部分西方国家为维护自身科技与经济优势，通过立法、行政审查等手段，对中企海外投资实施针对性遏制，形成系统性准入障碍。美国作为核心推手，政策收紧态势持续强化。2025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美国优先投资政策》备忘录，全面限制中资进入美国技术、关键基础设施、医疗保健、能源等战略领域，尤其单独点名人工智能行业，几乎封堵了中企在美相关领域的投资可能。同时，美国还扩大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审查权限，甚至试图终止美中所得税协定以抑制投资意愿。

欧盟及“五眼联盟”国家同步跟进遏制举措。欧盟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审查条例》《欧洲经济安全一揽子计划》，大幅扩大审查范围并强化处罚力度。加拿大则以“国家安全”为由强行关闭海康威视在加业务，且未提供实质性证据，仅以股权结构进行有罪推定，这种歧视性打压已在“五眼联盟”国家形成惯性，中企通过法律途径维权面临多重阻力。

3

各国政策法律差异显著，推高合规成本

与经营风险

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背景下，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正面临日益复杂的合规环境。各国在法律体系、监管标准、税收政策等方面的显著差异，不仅直接推高了企业的合规成本，更使其经营风险大幅增加，稍有不慎，便可能遭遇巨额罚款、项目停摆甚至资产冻结。更为严峻的是，地缘政治正推动法律工具“武器化”。2025年以来，荷兰政府依据冷战时期法律接管中资半导体企业安世半导体，中国锂矿巨头天齐锂业参股的全球最大盐湖被智利“公私合营”，美国则频繁使用《虚假陈述法》等发起刑事指控。此类“超常规”干预使风险远超传统商业与法律范畴，演变为资产安全与经营连续性的根本威胁。

4

跨文化融合不足，引发管理运营困境

中企在海外投资过程中，若对当地文化、价值观、商业习惯及管理模式缺乏足够认知，易引发冲突并影响经营效率。如我国上汽集团在收购韩国双龙汽车后，因对韩国企业管理制度及工会文化了解不深，企业文化难以融合，持续的罢工风潮导致双龙股价暴跌，最终双龙汽车于2020年12月再次申请破产，上汽蒙受巨额损失。又如福耀玻璃在美国俄亥俄州工厂投产初期，中美管理层与员工在工作习惯、沟通方式、安全意识上的显著差异，引发工人负面情绪及工会介入，不仅导致企业出现亏损，还因忽视员工安全诉求被美国联邦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处以罚款。这种文化层面的隔阂，并非单纯通过资金投入即可化解，需长期的本土化适配与沟通磨合。

5

产业链重构压力凸显，面临被动外迁

与产业安全风险

美国推动的“去中国化”产业链布局，叠加关税壁垒、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迫使中企被动调整产能布局，同时面临产业链外迁与制造业“空心化”风险。为规避美国高关税及投资壁垒，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盟国家转移，新能源车企等则加大对墨西哥的布局，试图以“近岸外包”方式进入美国市场。这种被动外迁虽能短期规避风险，却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制造业产能外迁易带动上下游配套产业同步转移，长期来看可能削弱国内制造业产业链完整性与竞争力。同时，美国通过限制技术合作、封锁先进技术获取渠道，倒逼中企依赖自主创新，但短期内仍面临技术迭代压力，以往通过对外直接投资“逆向”获取先进技术的路径基本被阻断，产业链升级陷入被动局面。

#3

对挑战的对策建议

1

构建全链条风险防控体系

一是强化风险预判与前置评估。企业需要联合专业智库、当地咨询机构搭建地缘政治风险监测平台，重点跟踪投资目的地及周边区域的冲突态势、政策变动、制裁清单等信息，建立风险等级评估模型，对高风险区域实行“一票否决”或暂缓投资决策。

二是优化投资区域与业态布局。推行“多元化分散策略”，避免产能与资产过度集中于单一冲突高发区或敏感国家。优先选择与中国签订双边投资协定、政治关系稳定的国家和地区，重点布局“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等合作基础良好的市场。同时，适度降低对单一贸易通道的依赖，拓展多路径物流与供应链网络，如通过中欧班列、中老铁路等替代路线分散运输风险。

三是运用金融工具对冲风险。积极利用出口信用保险、海外投资保险等政策性工具，覆盖战争、动乱、制裁等政治风险造成的资产损失与经营中断损失。合理运用外汇衍生工具对冲汇率波动风险，通过本地化融资、多币种结算等方式降低资金跨境流动风险，减少对单一币种的依赖。

2

突破西方国家市场准入壁垒

一是深耕合规管理，适配本地化监管。建立覆盖全流程的合规管理体系，针对目标市场的政策法规组建专项合规团队，提前开展合规自查与风险排查。对于人工智能、半导体、能源等敏感领域，严格遵守当地市场准入规则，必要时调整投资模式，通过技术合作、参股而非控股等方式降低审查关注度。

二是强化政企协同与国际话语权建设。依托政府层面推动双边、多边投资协定谈判，争取公平对等的投资待遇，推动解决美中所得税协定、跨境监管协调等核心问题。企业主动加入当地行业协会、商会，与本土企业、政府机构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积极发声反对歧视性政策。

三是开展本土化合作，弱化“外部标签”。通过与当地企业合资合作、吸纳本土资本参股、聘用本地管理层等方式实现深度本土化运营，融入当地经济生态。优先采购本地原材料、雇佣本地员工，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塑造“本土化企业”形象，降低政治化解读风险，缓解市场准入阻力。

3

筑牢合规底线，主动规避风险

一是搭建专业化合规团队与服务网络。聘请熟悉当地法律、税务、监管政策的本土化专业人才，或与国际顶尖律所、会计师事务所合作，提供全流程合规支持。建立政策法律动态跟踪机制，及时解读目标市场的法律修订、监管收紧等变化，提前调整经营策略，避免因政策变动陷入合规困境。

二是防范法律工具“武器化”风险。对于战略资源领域的投资，提前通过合同约定明确资产处置、股权变更的权利与义务，预留退出机制。在面临东道国政府非常规干预时，立即启动法律维权程序，依托双边投资协定中的“征收与补偿”条款，争取合理补偿，同时联动中国政府与国际组织开展外交协调。

三是标准化合规流程与内部管控。建立跨区域合规管理标准，统一财务核算、税务申报、知识产权保护等流程，确保海外子公司与母公司合规体系协同一致。加强内部合规培训，提升全体员工的合规意识，尤其针对高风险业务环节制定严格的审批流程，从源头规避合规风险。

4

推动本土化运营，促进跨文化融合

一是推行深度本土化管理模式。尊重当地企业管理制度与工会文化，避免将国内管理模式直接复制到海外。在管理层选拔中兼顾中方核心人才与本土优秀人才，赋予本土管理层充分的经营自主权，建立符合当地文化习惯的绩效考核、薪酬福利体系。针对工会力量较强的国家，主动与工会建立沟通协商机制，倾听员工诉求，避免因劳资冲突影响经营。

二是建立跨文化培训与沟通机制。定期组织中西方员工开展跨文化培训，内容涵盖价值观、商业习惯、沟通方式、安全意识等方面，减少认知偏差。搭建常态化沟通平台，鼓励中西方员工双向交流，促进文化理解与融合。同时，尊重当地宗教信仰、节日习俗等文化传统，营造包容的企业文化氛围。

5

构建自主可控、协同高效的全球产业链布局

一是优化全球产能布局，避免“空心化”风险。推行“中国+1”产能布局模式，在保留国内核心产能、研发能力的基础上，适度在东盟、墨西哥等地区布局配套产能，规避关税与投资壁垒。明确国内产能定位为技术研发、核心零部件生产基地，海外产能聚焦组装、本地化销售，形成“国内核心引领、海外协同配套”的格局，维护产业链完整性。

二是强化自主创新，突破技术封锁。加大核心技术研发投入，聚焦人工智能、半导体、高端制造等“卡脖子”领域，组建本土化研发团队，联合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开展技术攻关，提升自主可控能力。通过技术专利布局构建知识产权壁垒，减少对海外先进技术的依赖，打破“逆向技术获取”路径被阻断的困境，实现产业链从“被动跟随”到“主动引领”的升级。

三是联动上下游企业，构建产业链生态联盟。龙头企业发挥引领作用，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协同出海，在海外形成产业集群，降低物流成本与供应链中断风险。同时，加强与国内产业链企业的协同合作，建立原材料、核心零部件的战略储备体系，提升产业链抗风险能力。积极参与全球产业链规则制定，推动形成公平、开放、包容的产业链合作格局，对冲“去中国化”带来的负面影响。

*注释：

[1] 中国对外并购金额来源统计包括境内融资和境外融资，中国对外并购金额占对外投资金额比重，仅统计并购金额中境内融资占当年对外投资流量的比重。

内容来源｜高金智库SAIF Thinktank

图片来源｜千图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