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不住气了，委内瑞拉反对派喊话美国：别光看戏，该出手时就出手

胡安·巴勃罗·瓜尼帕剖析委内瑞拉政治与社会进程：“我们正处于过渡期”。

在美洲民主研究所举办的会议上，这位反对派人士分析了近期事件，并表示该国正经历向民主迈进的变革阶段。

“委内瑞拉正处于过渡期。”本周三，在迈阿密美洲民主研究所举办的“转型中的委内瑞拉”会议上，反对派领导人胡安·巴勃罗·瓜尼帕的这一论断为他的发言定下了基调。

瓜尼帕从委内瑞拉国内通过视频连线参与了会议。他向国际社会代表、分析人士和流亡者详细梳理了该国过去27年来的政治历程，并剖析了2024年7月28日总统选举以及今年1月3日尼古拉斯·马杜罗被捕后的当前局势。

会议伊始，瓜尼帕回顾了导致委内瑞拉结构性危机的历史背景。这位领导人提到了乌戈·查韦斯在1999年的掌权过程，将这位军人描述为“在政治上取得成功，通过民主方式夺取共和国总统宝座，随后却竭尽全力摧毁将他推上权力顶峰的民主制度”。

瓜尼帕指责查韦斯派推行了“威权进程”，其特征是“对民主替代力量、私营企业、媒体和学术界进行压迫与迫害”。

他指出，在查韦斯和马杜罗执政期间，政治抵抗从未停止。一个标志性事件是，他在当选苏利亚州州长后，拒绝向官方推动的制宪大会宣誓就职。

“不能说那些是白白流失的岁月，在那些年里，我们努力推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试图将委内瑞拉从企图扼杀一切自由的查韦斯派和马杜罗派中解放出来，”他表示。

在会议上，他回顾了2023年10月的初选过程。当时，玛丽亚·科里纳·马查多以92%的得票率成为民主替代力量的总统候选人。

他回忆称，尽管取得了这一结果，国家机器仍阻止她参选。随后，埃德蒙多·冈萨雷斯·乌鲁蒂亚接过了反对派候选人的重任，参加了2024年7月28日的大选。

谈及那场选举，瓜尼帕将其称为近代政治史上“最反常、最与众不同且最具挑战性的过程”。他将竞选阶段描述为充斥着国家迫害的时期：“当时存在迫害、压迫和监禁，音响设备和舞台被强行扣押，民众无法正常集会。然而面对这一切，人们做出了英勇的回应，”他讲述道。

据这位领导人称，反对派成功“赢得了选举，存放在巴拿马中央银行的投票记录就是明证，这些记录显示埃德蒙多·冈萨雷斯以70%对30%的优势击败了尼古拉斯·马杜罗”。

瓜尼帕指控马杜罗在玻利瓦尔国家武装部队的支持下“公然窃取了选举成果”，并侵犯了“宪法赋予武装部队的职权，因为该机构本应保持非党派性”。

他讲述道，选举结果公布后，随之而来的是“一场迫害，导致我们许多领导人转入地下，随后又被投入监狱。受害者数以千计”。他引用了8000人受益于大赦法的数据，并提出了一个问题：“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委内瑞拉究竟有多少人曾被拘留？”

瓜尼帕的分析还涵盖了今年1月3日发生的事件。据他表述，当时建立了一个“由一位名叫德尔西·罗德里格斯的女士掌控的非法临时政府，她对委内瑞拉毫无代表性，仅仅代表了27年来与查韦斯和马杜罗的同流合污”。

他批评了国际社会对该临时政府的认可，并将维持现状的决定归因于美国对局势动荡的担忧。“我认为委内瑞拉是一个已经为政权交替做好准备的国家，”他断言。

在反对派的诉求中，瓜尼帕列举了释放所有政治犯、允许流亡者回国、重组由埃尔维斯·阿莫罗索领导的国家选举委员会、对选民登记册进行深度审计，以及恢复所有政治领导人和政党的参政资格。

这位领导人谴责称，约有500万身处国外的委内瑞拉人无法进行选民登记或修改居住地信息。“我们要求对选举系统和选民登记册进行审计，以确保所有委内瑞拉人都有资格在未来的选举进程中投票，”他指出。

在发言中，他强调了实现“政治平衡”的必要性：“如果查韦斯派可以举行示威，反对派也应该可以。如果他们能组织车队、集会和碰头会，我们也同样可以，从而实现政治平衡，让所有人都能安全地参与政治。”

这位领导人强调，反对派领袖玛丽亚·科里纳·马查多在华盛顿保持着积极的角色，正与美国政府及国际各方展开对话，以寻求能够促成重新选举的条件。

“我们希望举行选举，但显而易见的是，要走向选举，我们必须首先促成所有政治犯的获释，”他强调。在探讨社会和经济状况时，瓜尼帕将委内瑞拉描绘成一个“充满乐观却又深陷绝望”的国家。公共服务面临严重危机，每天停电长达6小时，大学教授的月薪仅为2美元。

“整个国家陷入了绝望。每次我们走上街头，人们问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总是：‘好吧，变革即将到来，但究竟是什么时候？我们迫切需要变革立刻发生，’”他讲述道。

最后，他向与会者传递了动员与希望的信息：“我绝对坚信，委内瑞拉的政治变革是不可逆转的。我深信我们很快就会在国内迎来选举，而我们委内瑞拉人必须成为这场政治变革的主角。”

这位领导人呼吁留在委内瑞拉国内的民众和流亡者共同组织起来，并敦促全社会“捍卫民主，努力让身在海外的人们重返故土，让家庭得以团聚。我们必须共同认识到，委内瑞拉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在这里我们可以学习、工作和创业，而国家不应成为社会发展的绊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