赔不起就种树! 2019年江苏男子河边诱捕2万多只, 判600万无力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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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万多块进账，放在不少农村家庭里，已经是一年辛苦干活的收入了。2019年，江苏一个在河边种地、打零工的普通人，就靠捕鸟，三个月赚到了这笔钱。

鸟是几块钱一只卖出去的，账单回来却是六百多万；钱赔不起，还得扛着锄头上山种十年树。

六百多万生态账单，“种树还债”

罗某和家人，三个人分别被判处一年到两年不等的有期徒刑；

另一边是民事责任：生态环境修复费用评估出来是600万余元，判决生效十天内要承担连带赔偿义务。

刑可以坐完，钱是真拿不出。执行法官上门一查：家里靠种地、打零工过日子，两个孩子在上学，六口人挤在一套安置房，名下既没有像样的存款，也没有能处置的大件财产。

强制执行，账面上好看，现实中拿不到钱，还可能把一个本就很吃紧的家庭彻底压垮。

这张罚单为什么这么“重”。

2019年8月。罗某住在江苏一条临河的村子，家门口就是湿地河道，附近常年有不少野生鸟类停留。那段时间，他开始频繁出现在河边，不是钓鱼，也不是散步，而是架网、放录音。

他买的是专门诱捕鸟类的粘网，再配上一套能循环播放鸟鸣的设备。设备一开，一片鸟声，把周边飞来的鸟吸引过来，撞进网里就跑不掉。

三个月左右时间里，他有时候一个人干，有时候拉上父亲、表弟一起，在河边反复布网、收网。

从后来的证据核查可以看到，他们捕到的主要是黑水鸡、夜鹭、灰头鹀这几类。

其中灰头鹀数量最多，鉴定下来达到一万八千只以上，黑水鸡也有两千只，夜鹭十五只，合计两万多只鸟都进了网。当地检察机关和林业等部门一起，通过辨认鸟类图片、核对账本等方式，总结出来的。

这些鸟在普通人眼里，可能就是“河边常见的小鸟”，但在法律里，它们属于国家重点保护“三有”陆生野生动物，背后搭着的是一整套基准价值表。

按规定，一只鸟不是按“菜市场价”算，而是按照物种、生态价值、科学价值来折算，最后得出的是一串远远高于罗某想象的数字。

罗某把鸟按种类分好，零散出售给安徽一名专门收鸟的陆某，单价从每只1元到30多元不等。三个多月下来，他光靠卖鸟拿到货款四万多元。账本上是收入增加了，河边却悄悄少掉了两万多只鸟。

这条灰色产业链后来被跨省检察机关“顺藤摸瓜”捋了出来。

安徽方面在查办一宗更大规模的非法捕猎案件时，发现罗某在江苏一带持续供货，于是把罗某非法狩猎两万余只鸟类的线索，移送到江苏泗洪县检察院。

当地公安、检察接手之后，把他、他的亲属以及收鸟的陆某都带进了侦查程序。

案子进入审查起诉阶段时，一个关键工作是算“生态账”。检察机关委托专门的鉴定机构，按照国家相关评估办法，对这两万多只鸟造成的生态环境资源损失做系统测算：不是简单算鸟的“市场价格”，而是结合物种价值、栖息地、迁徙路径、繁殖能力等因素，评估这一次大规模捕猎对当地湿地生态带来的整体影响。

评估结果给出的数字是600万余元，精确到6007500元。这个数字一出来，不只是犯罪嫌疑人“愣住”，连不少围观群众、甚至基层办案人员一开始也会觉得“跨度有点大”：一个人赚四万块，怎么就要赔六百万？

2022年1月，这起案件在专门布置的场地公开开庭，周边三百多户村民赶来旁听。法庭在一线开，不只是为了宣判一个结果，更是希望让“捕鸟是犯法”的概念，从“听说过”变成“眼见为实”。

法院最后认定，罗某等人使用禁用工具，在禁猎区域大规模捕猎国家“三有”保护野生动物，并通过出售获利，情节严重，构成非法狩猎罪。三人获刑，同时承担前面说到的600余万元生态修复费用。

判决生效后，执行法官介入核查，发现确实没有可以变现的财产，连卖房都无从谈起。强制执行这笔钱，在数字上能写“已执行完毕”，但生态修复这件事，很可能落不到实处。

就在这个节点上，检察、法院和相关行政部门坐到了一起，开始琢磨还有没有别的路子：钱给不起，那能不能让违法者用劳务和时间，把这笔账一点一点“干出来”？

于是，“补植复绿”这条线被真正拎到台面上。

最后形成的方案大致是这样：在洪泽湖湿地附近划出200亩地，栽种4762棵杨树，由罗某等人负责种植和长期管护，期限是10年零11个月。

期间，这片公益林所产生的生态效益，被折算为对600多万元生态损失的替代性修复；等树木成材后，砍伐销售所得也不得随意支配，而是必须继续用于指定区域扩大生态林面积。

“赔不起就种树”，不是网梗

“赔不起就种树”，既要把人治得住，又要把环境修得好，还得兼顾现实执行能力。

如果只盯着罗某这个个人，有人会觉得判得太重，有人会觉得还不够。可法律要处理的，不是一家一户的悲喜，而是一个区域的生态安全。

洪泽湖是重要湿地，承载着候鸟迁徙通道、区域水源涵养、渔业生产等多重功能。当地近些年专门开展过“守护洪泽湖”等专项行动，非法捕猎、非法采砂在法治高压线之下，已经从“习以为常的小事”变成了重点打击对象。

这时候，如果还按照“抓住几个人罚点小钱”的老路子走，无论是对其他违法者，还是对当地群众，都起不到应有的震慑作用。

600多万元的生态损失评估，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做出来的一个“硬约束”：谁要动生态，就得先做好面对天文数字的准备。

大额赔偿判出来不难，真正落地很难。很多地方办案时都会遇到类似情况：违法者要么是散户，要么是经营困难的小企业，账面上那串数字，是怎么也掏不出来的。

最后的结果，要么是“纸上赔偿”，要么是拖着拖着成了“坏账”。

既然初衷是修复生态，那就把执行目标从“拿到一笔钱”改成“落地一片林”。

一是尽量接近生态损失的性质。被破坏的是鸟类资源和湿地环境，那修复的方向就应该是补足植被、改善鸟类栖息条件，而不是随便找个地方种点树、象征性搞搞绿化。

这个案子里，公益林就选在洪泽湖湿地周边，等树长起来，既能提供遮蔽和栖息地，又能增强水源涵养能力，和原来的受损区域有直接关联。

二是把“时间”算进成本里。十年管护不是走过场，一片公益林要经历生长、成林、更新等阶段，期间需要持续除草、防病虫害、防火、防人为破坏。

对违法者来说，这不是简单“去栽一棵树”那么轻松，而是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持续付出劳动。

三是避免“赔不起就算了”。在传统思路里，一旦被执行人确实无财产可供执行，这笔赔偿往往就成了“法律上应当承担、现实中无法兑现”的空账。

补植复绿这种替代性修复方式，相当于又打开了一扇门：没有钱，可以出力，可以出时间。对社会公众来说，看到的是一个更清晰的信号，不是“没钱就没事”，而是“没钱也要负责任”。

全国范围内类似案例正在慢慢多起来：

有的是像罗某这样，用长期巡山、护林、补种树苗抵消部分赔偿；

有的是针对破坏矿山、非法采砂，要求违法者自行修复地貌、治理水土流失；

还有的会结合地方实际，引入认购碳汇、增殖放流等方式，让“生态债”尽量在本地“还清”。

这种方式，不靠说教，效果却最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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