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4月9日报道 加拿大《环球邮报》网站2月10日刊登题为《同父母的长途通话聊的可能都是琐事,但却关乎一切》的文章,作者是王麦琪·马里奇。全文摘编如下:
每个周六的早晨,我都会早起,心里只想着一件事:给我生活在北京的父母打电话。
这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我的身体常常会比闹钟醒得更早。屋子里很安静,丈夫还在睡觉,光线柔和。我煮好咖啡,每次都坐在同一个位置,手里拿着手机,在一天的其他事情开始之前先同父母通话。
有时我们会视频通话,有时只是语音通话。过去18年来,我始终坚持这样做:从加拿大、从法国、从美国,每个周六的早晨我都会同父母通话。自从离家之后,无论我身在何处,我都会这样做。我所处的地理位置虽然会改变,技术也在进步,但每周六同父母通话的理由却从未改变。我想知道父母一切都好,无论是身体上,还是心理上。我或许还更迫切地想要相信,自上一次同父母通话以来,并没有发生什么不可逆转的事情。
通话内容常常无关紧要,或许只是一些琐事。然而,它包罗万象,关乎一切。
我们聊天气,聊新闻,聊血压数值。聊他们那一周都吃了什么,聊他们在努力坚持的锻炼。聊家人、亲戚、邻居、小小的烦心事、重要的人生节点。我会告诉父母我的工作、我的旅行、我所读过的书籍等。我们从不会期待某次通话必须要有哪些明确目标。这种没有期待的状态,是慰藉的一部分。
我会分别同父母通话。通话的内容有所不同。
父亲考虑周全、善于反思,总会温和地给出建议。他学习新技术的速度也比我预想的要快。人工智能工具、智能手表,父亲总是带着好奇心去接触每一样新东西。在他说话时,我会留心寻找那些令我安心的信号,寻找那些他依然在期待着未来的迹象。
母亲温柔体贴,总是问我吃得好不好、睡得够不够。她记得那些我早已忘记提过的细节。而每当我问起她的身体,她会说一切都好得很。这个说法很少会与父亲刚刚告诉我的情况相符合,但我不会拆穿她,有些真相太过沉重,无法跨越大洋去承受。
我学会了少听言辞,多听语气。一次过长的停顿,一丝过于刻意的轻快,这些信号往往比任何直接的问题都更能说明问题。它们关乎担心,关乎努力,关乎确保我们都能安心地在世界不同的地方继续生活。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告诉自己这个仪式已经足够。相信存在感可以弥补缺席。我很少去追问,这是否也会让我得以将某些恐惧挡在门外。
我每年都会回北京探望父母。抵达时拥抱他们的喜悦是真切的,但往往很快就会被探望结束时那种熟悉的离别感伤所淹没。
父母正在老去。我不能开车送他们去要去的地方,不能在节日里坐下来同他们一起吃饭,这一切令我心碎。有些时刻,一通电话所能做的局限性会清晰地展现出来。我意识到,自己每周六坚持同父母通话,只是在努力减轻我在他们人生的这个阶段远在他乡所带来的重压。
这个周末,通话比往常更沉重。我在北京的姨妈去世了。我想安慰父母,但我只是静静地聆听。我在电话里多待了一会儿,让悲伤得以释放。尽管如此,当通话结束时,我再次意识到,距离如何重塑了关怀。我可以陪伴,却又无法真正在场;我可以深爱,但仍然感到无能为力。
这不是我曾经想要给予父母的那种关怀。我无法守在父母身边,无法消除远在他乡带来的愧疚。但这一切让我更清晰地感受到我的感激,尤其是对生活在北京的姐姐的感激。多年来,都是她在默默承担照顾父母的所有责任,至今依然如此。
然而,这是我能维持的唯一方式。
或许,爱并不总是通过近距离来表达。有时,它依靠重复得以存续。依靠一次又一次问出的细碎问题、依靠每周同一时刻的回归。我内心知道,这个仪式终有一天会结束,无论我是否准备好,结束都会到来。
但就现在而言,一次普通的谈话仍在维系着生命的联结。(编译/林朝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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