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时期张掖一流行民谣考究

民国时期，张掖民间流传着“陶学诗的文章，李源逢的字，南华宫的牡丹，丁家娃的戏”的民谣，这足以说明这三人一景在张掖民间的渗透力和影响力。就像今天张掖饮食界的“东拉西炮，南臊北包”一样，尽管他们在媒体上也没做过过火地宣传，但老百姓最讲究实惠，他在民间的影响依然那么大，人们吃饭天天就往那儿跑，就是不宣传也照样门庭若市闻名遐迩。真是印证了另一句民谚：“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仅仅只有百年，很多东西已经模糊不清，即将遗失在历史的迷雾中无法捡拾。今天我们就是透过历史的毛玻璃，试着考析一下这个一时风靡张掖的民谚。

民谚把陶学诗放在首位说明他德高望重，资历很深。这主要是缘于他是官方和民间双方认可的文化人。陶学诗是张掖白塔人，是当时著名的教育家和书法家，也是清朝最后一批拔贡生。宣统元年（1909），面对十二年一逢的科举大考，他出类拔萃，在张掖六人贡生中名列第一。乡民尊称他为“陶贡爷”。后来被官府派到四川某县任教谕。但因时局动荡，他辞官返乡，先后在张掖甘泉书院、觻得书院、河西讲舍及当时“新式”学校教书育人，可谓“义声名陇上，桃李遍河西”。

“出头的椽子先烂”。陶学诗因才高八斗，学富五车，在文化界也有点恃才傲物。后来，受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当时认为陶学诗是“老学究”，观念守旧，思想落伍，业内对他本人和他的文章略有微词。新中国成立以来，在政治高压的态势下，同行以胆小怕事或者嫉贤妒能，所以在后来编写的志书和历史记载中，就忽视了他，书中只收入了他拔贡生的名字，没有收入他的生平事迹，更是很难见到他的文章了。尽管年代并不是太久远 ，陶先生的著述都已散失，很少有遗存。仅存其书写的一幅“云程发轫”匾牌，作为当年精美书法的佐证。

李源逢，字左泉，生于1894年卒于1950年，是张掖本地人。先天聪慧，年少时期，发奋读书，头悬梁锥刺股，熟读四书五经，古文功底异常深厚。年岁渐长，更是思想活跃，观念前卫，曾参加过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兴会，负责会议记录和联络工作。后追随清末副贡曹学禹、举人白册侯等人为宣传共和作过积极的贡献。

1919年从事教育工作，先后在张掖周公祠小学、普门寺小学当过老师，后来在甘泉小学和觻得小学任校长，从事教育事业达31年之久，在教学之余，从事墨耕，擅长书法，张掖的许多庙宇都有他题写的匾额、楹联，许多社会名流家中都有他书写的中堂，当时很多人都以请他写字为荣，以此来标榜自己的门面。1950年6月病故，任时县长曾耀亲自责令教育科为其厚葬，可见他当时影响之大。

“八声甘州，一品圣境。”甘州是个佛教文化底蕴深厚的古城，曾有“满城芦苇，古刹遍地”的盛名。据史料显示，张掖市有314座寺庙。经过历史的风吹浪打，南华宫也只留下了一个遗址。但在当时 ，南华宫就是一个让外地游客慕名前来旅游观光、本地香客信徒顶礼膜拜的好去处。当时人们到南华宫就像今天在夏天来临，人们络绎不绝到乌江镇大湾村李新明的牡丹园赏花还要红火热闹，况且那时更多的是祈求家庭幸福婚姻美满子孙满堂的香客。

南华宫就在现在的甘州区新墩镇南华村境内。过去，村里有一座宫观俗称南华宫。这里的村名、路名、校名、水渠名皆因南华宫而得名，沿袭到今。早年南华宫是张掖的一处旅游景点，宫内风景秀丽，殿宇宏大，牡丹、芍药、探春、兰花争芳斗艳，毛竹丛生，松柏常青，夏秋两季香客盈门，游人络绎不绝。山门向东，门前玫瑰丛生。右侧有一古式戏台，飞檐斗角，甚为壮观。现今，南华宫只剩一片遗迹，供后人追忆凭吊。

丁家娃真名叫丁毓秀。因为唱戏出名时特别年轻，按张掖的习惯，就叫“丁家娃”。说起丁家娃，就得说说他的岳父李志。李志是张掖马神庙街上的人，12岁时拜王志兴为师学戏，经多年刻苦钻研发展成志兴戏班的“台柱子”，王志兴的得意门生。

清光绪二年（1876年），李志接任班主。他上任后，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建立科学合理的报酬分配制度，加强演员之间的团结协作，极大地调动演员的演出积极性，创新创作新戏的热情，并改戏班为志兴社。当时演出的主要剧目有《五雷阵》《铜锣阵》《辕门射戟》等。丁毓秀作为一个后生，就一直在戏班里唱戏。因好学上进，演技特别精湛，一招一式做得很是到位，演出剧目很受百姓青睐，很快发展成为志兴社的中坚力量，后来被李志相中，就将姑娘许配给他。他演出的剧目有《火焰驹》《出五关》《白手印》《状元桥》《佛手桔》等，演出场场爆满，观众掌声雷动。他编排的《三国》《列国》《杨家将》《征东》《征西》连本戏剧情惊险，情节感人，观后让人潸然泪下，感同身受引起众鸣，给当地老百姓留下了深刻的影响，直到1960年病故，当时的老年人仍然津津乐道，这就是老百姓对一个民间草根艺术家最朴实的回报，最真诚的褒奖。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是非功过留后人评说，但这一民谣却真实地再现了当时人们的文化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