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徐锋评《创造新世界》｜造新命于乡野

《创造新世界：重庆北碚的乡村现代化探索（1918-1936）》，王果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年11月出版，518页，69.00元

近代中国的乡村建设，从来不是单一的现代化，而是在 “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下，一群有着入世情怀的理想主义者，试图以乡土为根基，拼命硬干，为破碎的家国寻找出路的多元探索。

广土众民的中国，此前提到乡村建设，大家想到的都是华北或江南，殊不知在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等名字之外，当年的乡村建设可谓满天星斗。四川合川人（今重庆合川）卢作孚与他主持的重庆北碚实验，长期被笼罩在 “实业救国”“航运巨子” 的单一叙事之下，其作为乡村现代化完整方案的历史意义，未能得到充分开掘，更不要提卢作孚还曾是少年中国学会成员，而且担任过抗战时期粮食局局长、交通部次长等要角。

就我不宽的视野，川籍学人罗志田、王笛非常注重发掘四川的特殊性，都有名作问世，罗志田先生高足王东杰博士论文聚焦四川大学的国立化进程，不断修订再版，早已成为名作。而同为罗门的王果，其新著《创造新世界：重庆北碚的乡村现代化探索（1918—1936）》将北碚实验从 “地方佳话” 还原为 “民国乡村建设的完整形态”， 将北碚这一 “地方性” 案例置于全球现代化浪潮与中国区域发展格局，不仅重绘了卢作孚的精神世界与实践逻辑，更以 “创造性破坏” 为核心概念，重构了中国近代乡村现代化的另类路径，尝试深入理解二十世纪中国的国家建构、社会转型与文明更新。

在边缘发现中心

近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研究，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日趋令人瞩目。既有研究多注意华北、江南等地的定县、邹平、晓庄，形成了 “平民教育 -乡村自治 -文化复兴” 的解释框架。晏阳初 “四大教育”、梁漱溟 “乡村重建”、陶行知 “生活教育”，俨然成了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阐释的三套车。地处西南内陆腹地的北碚实验，虽被陶行知誉为 “新中国的缩影”，被当时访华的英国科学家李约瑟称作当时中国 “最大的科学中心”，却长期被简化为卢作孚个人能力与人格魅力的产物，或是民生公司附属的 “地方福利事业”，既未进入乡村建设主流谱系，也未被视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化方案。

本书打破这种空间定式与叙事模式，将北碚从 “边缘注脚” 拉到 “中心舞台”。作者明确提出，北碚实验并非华北乡建的 “西南翻版”，而是一套自成体系、均衡发展、直面中国现代化核心矛盾的完整方案。它不局限于教育启蒙或文化复古，不依赖纯粹的民间自治或政府指令，而是以 “乡村现代化” 为总目标，将政治整合、经济开发、科学植入、社会改造、文明重塑熔于一炉，回应了近代中国 “内忧外患，只须一个方法解决 —— 整个中国现代化” 的时代命题。

这种问题意识的转向，本质上是对中国近代现代化叙事的反思。长期以来，“现代化=城市化=西方化” 的线性思维主导相关研究，乡村被视为 “传统的残余”“现代化的对象”，而非 “现代性的发源地”。王果强调中国现代化的根基在乡村，北碚实验恰恰证明，乡村可以成为现代制度、现代技术、现代科学的试验场，而非被动接受城市文明的 “洼地”；乡土社会的传统资源（团练、乡治、宗族、伦理）并非现代化的障碍，而是可以经过创造性转化，成为支撑现代治理、现代经济、现代社会的本土根基。

全书以1918年峡防营成立为起点，以1936年北碚被纳入国民政府行政体系、地方自主实验终结为终点，恰好是卢作孚主导北碚建设的完整周期。作者没有陷入人物传记的叙事窠臼，也没有停留在地方史的琐碎铺陈，而是以 “创造新世界” 为灵魂，以 “创造性破坏” 为线索，追问三个核心问题。其一，在国家失序、军阀混战的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军阀如毛刀兵蜂起的四川，卢作孚如何以一个非官非民、亦军亦政的峡防局，搭建起推动乡村现代化的组织引擎？其二，北碚实验如何突破西方现代化模式，走出一条不脱离乡土、不牺牲农业、以人的现代化为核心的另类道路？其三，卢作孚的乡村现代化探索，与同时代其他乡村建设实践相比，呈现出怎样的独特性与超越性，又为中国现代文明留下了何种遗产？

这三个问题，精准设定了北碚的历史坐标，打通了区域史与整体史、地方实践与国家命运、中国经验与西方理论的壁垒。正如彭慕兰序言称，北碚的历史不仅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它为后发国家应对城乡差距、平衡现代性与本土性、实现社会平稳转型，提供了来自中国乡土的智慧。王果以厚重的历史叙事，将这份 “乡土智慧” 转化为严谨的学术话语，让北碚不再是被遗忘的角落，而是理解中国现代性的关键钥匙。

“创造性破坏”

基于北碚丰富的乡村建设实践，作者没有简单套用西方理论框架，而是从北碚实践本身提炼概念，以 “创造性破坏” 为核心，进行乡村现代化的本土化阐释。作者基于卢作孚 “以新改旧、以用为本、以创为魂” 的实践总结，指出现代化不是对传统的彻底摧毁，而是在关键环节打破旧边界、连接新要素，让传统资源在现代语境中重生，最终实现 “旧邦新造”。

既有研究多将峡防局视为 “地方治安机构”，有意无意中将其功能单一化，王果则敏锐地指出，峡防局是北碚实验最核心的制度创新，是中国传统乡治与现代共和理念的创造性融合。传统团练是 “寓兵于农” 的农业社会组织，核心是保境安民；卢作孚将其改造为 “寓兵于工” 的现代组织，把地方青年从 “兵匪一体” 的游民，转化为 “工兵结合” 的建设者。他们既是维持秩序的治安力量，也是修路开矿、办学兴医、推广科学的劳动主体。

这种转型的本质，是地方自治力量的现代化。峡防局不依赖中央财政，不隶属于军阀体系，以地方资源养地方事业，以公共服务凝聚地方认同，形成了 “小政府、大社会” 的治理模式。它打破了 “国家—社会” 的二元对立，既弥补了北洋及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家权力下沉不足的缺陷，又避免了纯粹民间组织的松散无力，成为 “以地方力量推动国家现代化” 的典范。本书通过对峡防局章程、人员构成、事业清单的细致梳理，揭示了中国近代国家建构的 “另类路径”：现代化不是中央集权对地方的单向吞噬，而是地方自主创新为国家提供可复制的模板。

西方现代化以 “牺牲乡村、发展城市” 为代价，形成了资源密集、资本主导、人口集中的模式；而中国 “人多地少” 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无法复制这条道路。王果精准概括出北碚实验的核心路径创新——离土不离乡的乡村工业化。卢作孚没有将北碚变成工业城市，而是以现代航运、交通为纽带，把现代技术植入乡土经济。他以民生公司航运打通嘉陵江物流，以铁路、公路连接山区矿产与外部市场，以科学勘探开发煤矿、农林资源，以小型工厂发展纺织、食品加工，形成 “农工商联动、产供销一体” 的乡土工业体系。这种模式不脱离土地、不破坏乡土生态、不抛弃农民，让农民在本土参与现代生产，既解决了乡村贫困与流民问题，又为国家工业化提供了可贵的经验。这一创新，超越了同时代 “重工轻农”“重城轻乡” 的主流观念，甚至可以说与改革开放后中国乡镇企业的崛起形成了跨越时空的呼应。王果将其置于 “大分流” 的世界史视野下，指出北碚实验是中国本土现代化道路的早期雏形，它证明现代化不必以城乡割裂为代价，乡村可以成为工业化的主场，这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化理论的有力修正，也打破了 “西方模式=现代性” 的线性叙事。

与其他地方的乡村建设实践不同，北碚实验将科学革命植入乡村。卢作孚创办中国西部科学院，在乡村设立研究所、化验室、博物馆，推广科学种植、科学勘探、科学卫生，让科学从城市知识分子的专利，变成乡村改造的工具。王果将其称为 “乡村科学革命”，这种科学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 “管用的知识”，勘探矿产为开发经济，化验水质为保障民生，普及卫生为强健民众，最终指向人的现代化这一核心目标。

在卢作孚的理念中，现代化的核心不是机器与建筑，而是 “人”。北碚实验的所有事业——教育、卫生、治安、经济、科学，最终都落脚于改造国民性、培养现代公民。从 “船夫学校”“露天教育” 到民众俱乐部，从破除迷信到普及公德，从纪律训练到集体精神培育，卢作孚试图在乡土中国培育出兼具知识、技能、公德与爱国心的现代国民。王果深刻指出，这是北碚实验最具远见的地方，没有人的现代化，一切物质建设都是空中楼阁。这种 “以人为本” 的现代化逻辑，超越了单纯经济建设或政治整合，触及了中国社会转型根本。

或许是缘于作者多年修习宋史的素养，宋朝士大夫多有澄清天下之志，王果没有将卢作孚简化为 “实业家” 或 “教育家”，而是还原为 “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现代天下士”，试着提炼中国本土现代性的核心特质——立足乡土、兼容中西、实用为本、整体改造。此一探索所蕴含的理论自觉值得鼓励。

呼应全球史与区域史

二十世纪以来，国外全球史与区域史研究几番风云变幻，形成了 “打破中心—边缘叙事”“注重跨区域联系”“强调语境化阐释”“聚焦微观实践与全球结构互动” 的诸多理论要点。有鉴于此，《创造新世界》将全球史与区域史方法融入北碚实验的研究。

传统全球史研究曾长期陷入 “西方中心主义” 的误区，将西方现代化模式视为 “唯一标准”，把非西方地区的现代化进程解读为 “被动模仿” 的过程。当代全球史研究的核心突破，在于主张 “全球视野下的多元现代性”，强调现代化是全球范围内不同文明相互碰撞、相互借鉴、自主探索的 “双向互动” 过程，而非西方单向输出、非西方被动接受的 “单向传导” 过程，同时注重将局部案例置于全球结构中，挖掘其世界意义与普遍价值。王果对这一方法的吸收，贯穿全书始终，悄然打破了近代中国现代化研究中长期存在的 “中西对立” 叙事。

王果借鉴了彭慕兰 “大分流” 理论与全球史 “多元现代性” 的核心观点，没有将北碚实验视为 “西方现代化的中国变种”，也没有将其孤立为 “中国独有的特殊案例”，而是将其置于十九世纪以来全球后发国家现代化探索的大背景中予以审视。他指出，十九世纪以来，欧洲边缘国家、美洲新兴国家以及亚非拉后发国家，都在试图突破西方现代化的 “城市中心—资本主导” 模式，寻找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化路径，北碚实验正是中国对这一全球命题的 “本土回应”。彭慕兰亦在序言中指出了北碚实验的全球价值，其为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中国乡土智慧。王果通过细致梳理，揭示出北碚实验与全球后发国家现代化探索的共性，这些国家均面临 “传统与现代的张力”“本土资源与外来文明的融合”“国家权力与地方自主的平衡” 等核心难题。卢作孚 “离土不离乡的乡村工业化” 等实践，与同时期印度乡村改良、日本町村振兴、拉美乡村工业化的探索形成跨文明呼应，进一步印证了现代化路径的多元性，并非只有西方模式一条道路。

传统中国近代史研究常将“西学东渐”解读为“西方文明输入—中国被动接受”的单向过程，王果则借鉴当代全球史 “跨文化互动” 路径，强调北碚实验中的“中西融合”，是 “主动选择、创造性转化” 的双向过程。他认为，卢作孚及其团队并非盲目照搬西方技术与制度，而是基于北碚“人多地少、匪患频发、资源分散” 的具体国情，有选择地吸收西方现代文明中的合理成分，比如西方的科学精神、现代航运与工业技术、公共治理理念等，同时坚决摒弃西方 “牺牲乡村、掠夺资源” 的现代化弊端。另一方面，他们也没有固守中国传统乡治的旧有模式，而是将传统团练、乡绅自治、伦理教化等本土资源，与西方现代理念相结合，创造出“峡防局”“乡村共和”“乡村中的科学革命” 等独特形态。北碚的乡村工业化便是典型例证，它既引入了工业革命的现代技术，又延续了明清以来劳动密集型发展的本土特点，将现代航运和交通植入传统矿业产销体系，形成农工商相结合的 “离土不离乡” 模式，这既是对西方工业革命模式的 “创造性超越”，也是中国本土资源与全球现代性浪潮双向互动的产物。这种阐释，既承认了西方现代文明对中国的启发作用，也彰显了中国本土精英的自主创造性，悄然摆脱了 “西方中心主义”与 “文化保守主义”的双重局限。

从全球史视野来看，局部地区的历史实践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全球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紧密相连，全球结构为地方实践提供了背景与条件，地方实践则为全球结构提供了丰富性与多样性。王果敏锐地从全球现代化浪潮、中国国家转型、区域社会变迁的多重互动中，解读其兴起与发展的动力机制。他指出，十九世纪以来全球工业革命、科学革命、共和革命的浪潮，构成了北碚实验的 “全球语境”，为卢作孚提供了现代技术、现代理念的思想资源与实践参照；中国 “内忧外患” 的国家困境、西南地区军阀混战的区域格局、嘉陵江流域的资源禀赋，则构成了北碚实验的 “本土条件”；卢作孚及其团队的自主探索，正是连接 “全球结构” 与 “本土条件” 的关键纽带。

卢作孚等人将全球浪潮中的现代元素，植入北碚的本土语境之中，通过 “创造性破坏” 实现了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既回应了全球现代化的时代命题，又解决了北碚本地的具体问题。这种研究视角，避免了地方史研究 “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的碎片化困境，也摆脱了全球史研究 “只见森林、不见树木” 的空泛化弊端，实现了 “全球视野” 与 “地方关怀” 的有机统一。

此书着眼于天下，立足点却是名不见经传的北碚，说起来，不少人初次见到这个碚字，很多会念错（我就见过不少例），可见其偏僻。本书对区域史方法的吸收，集中体现为 “以北碚为微观样本，立足西南区域，贯通地方史与国家史、区域史与全球史”，构建起 “微观实践—区域格局—国家命运—全球视野”的多层级阐释框架。

国外区域史强调“尊重区域多样性”，本书去除了“以华北乡建为标准，评判西南乡建”的空间偏见。作者认为，北碚实验的兴起与发展，离不开西南地区尤其是嘉陵江流域的区域特质，其独特性正是由区域自然禀赋、社会结构、文化传统所决定的。通过细致梳理嘉陵江流域的地理环境、资源分布、社会结构，本书指出，北碚地处江（北）巴（县）璧（山）合（川）四县交界，山高路险、交通闭塞，既是匪患重灾区，又是矿产资源（煤矿）、农林资源富集之地。这种 “险而富” 的区域特质，决定了北碚实验必须 “先立秩序、再兴建设”，必须走 “资源开发与民生改善相结合” 的道路，这也是卢作孚之所以选择 “以峡防局为核心、以实业为根基” 的根本原因。与此同时，王果也注重挖掘西南区域的文化传统对北碚实验的影响，他认为，西南地区 “乡绅自治传统浓厚、民众务实坚韧” 的区域文化特质，为卢作孚整合地方资源、推行乡村改造提供了重要支撑。峡防局对传统团练的改造、乡村教育对本土习俗的尊重，都体现了对西南区域文化传统的创造性继承。这种 “区域本位” 的研究视角，让北碚实验的独特性得到了充分彰显，也让研究更具 “接地气” 的实证厚度，避免了 “一刀切” 的空泛评判。

微观研究，史料是核心命门，本书注重微观档案的梳理与具体实践的还原，作者不辞辛劳，悉心搜集整理了峡防局档案、民生公司档案、卢作孚手稿、地方报刊、方志等大量一手资料，通过对这些微观资料的细致解读，还原了北碚实验中每一项事业的具体实践过程。从峡防局的人员招募、章程制定，到北川铁路的修建、天府煤矿的勘探开发；从中国西部科学院的创办、科学知识的普及，到船夫学校的运营、民众公德的培育；从卢作孚与地方精英的互动，到北碚与周边区域的经济文化往来，每一个细节都有扎实的档案支撑，每一个结论都有具体的实践佐证，让北碚实验不再是 “抽象的理论符号”，而是 “可触摸、可感知” 的历史实践。

区域史研究走到现在，越发注重通过跨区域比较，挖掘不同区域历史实践的共性与个性，进而窥探整体历史的规律，这一方法也是王果解读北碚实验独特性的重要手段。细读本书会发现，王果不仅将北碚实验与定县、邹平、晓庄等乡村建设个案进行跨区域比较，还将其与内陆腹地其他乡村改良实践（如四川荣县、贵州定番）进行区域内部比较，通过比较揭示北碚实验的区域超越性。他注意到，北碚实验以 “整体现代化” 为目标，实现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科学的协同改造，且以实业为根基，形成了自主循环的发展模式，这正是其超越西南区域其他乡村建设实践的核心所在。与华北平原以农业改良为核心的乡建模式不同，北碚实验立足西南山地特质，走出了资源开发—乡村工业化—人的现代化的道路，这一模式既符合西南山地的区域特质，也为中国山地乡村的现代化提供了可借鉴的样本。这种跨区域比较的方法，既尊重了不同区域乡村建设实践的独特性，又挖掘了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整体规律，实现了 “区域个性” 与 “整体共性” 的有机统一。

既有鲜明的理论诉求，又对于理论的普适性保持足够警惕，作者认为，全球史与区域史只是 “解读中国历史的视角与工具”，不能成为 “评判中国历史的唯一标准”。北碚实验的研究，核心是 “还原中国本土精英自主探索现代化的历史过程”，而非 “用西方全球史、区域史理论验证中国历史”。本书从北碚实践本身出发，提炼出 “创造性破坏” 这一本土概念，用以阐释中国乡村现代化的独特逻辑。同时，作者吸收区域史 “微观实证” 方法，始终以 “乡村现代化”“国家建构” 等宏观命题为指引，让微观叙事服务于宏观阐释，实现了 “微观实证” 与 “宏观思考” 的有机统一。

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本书颇为注重历史经验的总结与当代启示的挖掘，延续 “经世致用” 的学术传统。作者既关注卢作孚的个人实践与精神世界，践行 “知人论世” 的史学方法；又关注北碚实验与国家命运、全球浪潮的关联，具备开阔的全球视野。笔者曾经去北碚瞻仰卢作孚的勋业，万山沟壑之中，能有如此成就，没有苦行僧的干劲，是断难坚持与成就的。

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作为一场多元共生的探索，从来都不是单一模式，晏阳初、梁漱溟、卢作孚分别代表了三种模式。王果在书中以专章展开比较，清晰揭示了北碚实验的独特性与超越性，填补了乡村建设比较研究的空白。晏阳初立足平民教育，以 “愚穷弱私” 为靶向，以西方社会科学为工具；梁漱溟立足文化复兴，以 “固有精神” 为根基，以儒家伦理为核心；卢作孚立足整体现代化，以 “实用创造” 为灵魂，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协同改造为路径。三者虽都以 “救乡村” 为起点，但格局迥异：晏阳初是用西方方法改造中国乡村，梁漱溟是用中国文化抵御西方文明，卢作孚则是以乡土实践创造中国现代性。北碚实验不排斥西方技术与制度，不固守传统伦理与文化，而是 “为我所用”，一切以 “是否管用、是否能推动现代化” 为标准，这里让人想到了邓小平的黑猫白猫说，而邓小平家乡广安与卢作孚家乡合川其实相隔甚近，距离仅仅八九十公里。这种开放务实的定位，让北碚成为民国乡建中最完整、最系统、最贴近中国现实的方案。

与定县、邹平以民间学术团体为依托不同，北碚实验以峡防局为核心制度创新，开创了 “亦军亦政、政社合一” 的组织模式，卢作孚以 “峡防局长” 身份平定匪患、稳定秩序，以民生公司实业支撑建设，以地方精英参与治理，先重建秩序再大兴建设，解决了乡村建设的安全困境。直面秩序核心，以组织创新为前提，这是北碚实验能在短时间内取得显著成效的关键，也是对乡村建设运动组织逻辑的重大突破。当然，这可能与卢作孚自幼经历坎坷，深谙民间疾苦有关，所以才可能有入手处，而且能够洞察三教九流的心理，既破山中贼，又破心中贼。

定县、邹平的乡建，经济建设仅为辅助，而北碚实验则抓住根本，以经济建设、实业为造血根基。卢作孚始终坚持 “经济是一切事业的基础”，以民生公司为经济支柱，以航运、矿业、工业为核心，让北碚建设实现 “自我循环、自我发展”，这种 “以实业养事业，以事业促民生” 的模式，摆脱了对外部捐赠的依赖，让乡村建设具有了可持续性。更重要的是，卢作孚的实业建设并非以利润为唯一目标，而是始终围绕人的现代化与乡村现代化展开，让经济发展与社会公益、文明进步同向而行。王果认为，卢作孚是 “事业家” 而非 “资本家”，他创办实业的目的是 “创造公共事业”，而非积累私人财富。在作者看来，北碚实验是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中最均衡、最完整、最具可持续性、最贴近中国国情的方案，它弥补了定县、邹平实验的短板，融合了教育、自治、实业、科学的优势，以 “整体现代化” 回应了时代核心命题，是中国乡土社会走向现代的 “理想型” 实践。

此书让人不由得想起王笛教授成名作《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均以西南区域为场域，聚焦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核心命题。《跨出封闭的世界》受布罗代尔的影响，有着整体史的抱负，以成都为核心，辐射川渝乃至整个西南内陆，研究对象是传统农耕文明下的区域社会整体——涵盖基层治理、民间习俗、宗族势力、商贸往来、民众生活等方方面面，核心是呈现传统社会的内在结构与运行逻辑，以及西方文明冲击下 “被动式” 的转型过程。

王笛著《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

《创造新世界》同样是一个整体史的叙事，不过聚焦 “特定精英主导下的现代性局部实验”——北碚这一微观空间，关注卢作孚团队推动的政治、经济、科学、社会、文明等一系列主动建构的现代化实践，“如何主动创造现代”，本土精英如何以实践探索现代路径，采用“实践史视角”，以 “本土精英” 为叙事主体，探讨精英的理念如何转化为具体实践，如何影响区域社会的变迁，揭示卢作孚的远见卓识、务实品格与组织能力，如何让北碚从匪患频发的边缘之地，成为民国乡村现代化的突出个案，这一不磨灭人物主体性的叙事，也大大增加了本书的可读性。

接地气的历史遗产

北碚实验取得了不少成就，但也留有一些遗憾，1936 年北碚被纳入国民政府行政体系，残酷地标志着民间主导的乡建实验走向终结。但这些局限，无损于北碚实验的宝贵价值，王果将这份遗产概括为三个层面：理论遗产、制度遗产、精神遗产。理论层面，它证明了中国可以走出一条 “乡土为本、以人为本、实用为要” 的现代化道路，进一步夯实了对西方中心主义线性叙事的突破；制度层面，它提供了 “地方自治与国家现代化衔接”“传统组织与现代治理融合”“实业建设与社会公益统一” 的实践经验；精神层面，主心骨卢作孚 “清廉无私、实干创造、以天下为己任”，堪称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标杆。

罗志田教授曾经提醒不要仅仅把近代中国划分为口岸城市与内陆，而要注意近代中国的多个世界，我与作者交往二十多年，当年一起在北大罗老师课堂听课，然后一同步行到蓝旗营公交车站坐车返回，此情此景，历历在目。作者二十年磨一剑，聚焦北碚偏僻之地，以卢作孚的拼命硬干，在乡村现代化的观照下，既还原了一段被遮蔽的历史，也提出了一套具有本土主体性的现代化理论，本书呈现的是卢作孚的世界，也可以说是王果的世界，当然更可能是广大内陆腹地未来发展的可能路径。

在民国乡村建设诸子中，卢作孚或许不是最擅长理论建构的，却是脚踏实地、极具乡土实践价值的，丝毫不在乎个人穿着，以至于经常是以苦行僧形象示人，全力投身家乡的建设与乡人的进步。王果以温润的笔触，让这段历史重见天日，可谓卢作孚的隔代知己。

“创造新世界”，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而是卢作孚与北碚先行者的热血行动，也是王果此书传递的主旨，套用格尔茨的话来说，王果此书不仅仅是研究北碚乡村建设，而是试图一叶知秋，通过北碚乡村建设洞察历史世界。

当下举国凸显乡村振兴、民族复兴，重温这一段历史，不仅是对历史与乡土的致敬，更是对未来与世界的告白，用卢作孚的召唤来说 “四川人的大梦其醒”，我们不妨以历史的笔触，去探访此前被人忽视的角落，唤醒沉睡的乡村记忆与近代叙事，让历史的智慧照亮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