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治安：我如何研习中国古代史

从1978年负笈南开到现在，转眼已经26年了。26年来，我一直在研习中国古代史。我是如何走上学史道路，又是怎样选择和从事中国古代史研究的呢?这应该从我“文革”前后的经历谈起。

一、劫后学史，苦读博览

我出生在山西省太原市一个普通工人家庭。四岁时，母亲因病逝世，家里经济条件差，不可能进幼儿园，在家门口的小人书摊上浏览连环画，成了我童年时期少有的爱好。父亲仅读过三年书，但特别注意对子女的教育，喜欢给我们兄弟姐妹讲历史故事，有时也带我去看古装戏。从这两个渠道，我受到了最初的历史启蒙教育。

小学毕业，我效仿哥哥，报考了太原市最好的第五中学。由于作文偏离命题，成绩不太理想，语文、算术二门仅得了180分，勉强被录取。这对我是个很大的刺激。于是，我发愤苦读了一年，到初二年级，居然在班里名列前茅，有几次甚至考了全年级第一。初三、高一阶段，我的学习依然很好。当时，校园里盛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风气，我同样希望高中毕业后报考理工科大学。

一场“文化大革命”,粉碎了我上大学的梦想。山西地处“三线”,“老三届”中学生幸免上山下乡。从1969年开始，我进工厂当了十年工人。或许是受“读书无用”极左思潮的影响，我一度把以前的教科书统统处理掉，中断了文化课学习。特别是与工厂推荐上大学的机会擦肩而过，更让我几乎绝了继续上学深造的愿望，真想当一辈子普通工人了。

1977年恢复高考，我没有去应试。当时以为自己荒废多年，没有希望。录取揭晓，过去成绩不如我或班次较低的，都考上了。1978年，二姐从长治市写信责备我：为何不参加考试?为何缺乏应有的勇气和志气?这样，我才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匆匆开始复习准备。

因为距考期不足三个月，准备理工科来不及，只好报考文科。没想到，成绩还不错，五门总分390分。其中，历史考得最好，94分。

究竟报什么专业、什么学校?我跑去请教太原五中教我们历史课的潘缉熙老师，她建议我扬长避短，报考历史专业。还说以郑天挺先生主教席的南开大学历史系最好，应该报考南开。我接受潘缉熙老师的意见，在志愿栏上填写了南开历史系。结果，如愿以偿，幸运地被南开历史系录取。当时，我已经29岁。现在看来，潘缉熙老师的指点，适合我的实际情况，对我的成长和学业，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事后，我曾经专门去看望已经调回北师大历史系任教的潘缉熙老师，感谢她对我的教诲和点拨。

入学以后，我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由于荒废了整整十年，自己的文化基础知识和记忆力有所退化，学习起来远不及中学时期得心应手。所以，我开始了自中学以来的第二次苦读，一心想把耽误的学业赶快补回来。用“惜时如金”来形容我和身旁部分同学的勤奋，是再恰当不过了。每天早晨新开湖畔，都有我和同窗念外语的身影。晚上最后离开主楼教室的，也是我们那一群人。课间或在食堂买饭排队时，也有不少同学手握书本，念念有词。同学们的生活颇为清贫艰苦，半数人仅靠每月十多元的助学金维持。我和几个少数带工资的算是比较宽裕，但也有养家糊口之累。这些丝毫没有影响同学们的正常学习，反而激发了大家的热情和斗志。每次考试成绩较好的，多半是年龄偏大的同学。

本科四年，收益最大的，当属历史系任课老师们的教导。

历史系是个师资力量雄厚的老系。非常幸运的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历史系一批造诣颇深的老教授依然健在。1978年以后，他们陆续被解放，重新登上讲台，给我们授课。郑天挺先生讲“史学研究”,吴廷璆先生讲“中西交通史”,杨志玖先生讲“元史”,王玉哲先生讲“先秦史”,杨翼骧先生讲“史学史”,杨生茂先生讲“美国史”,黎国彬先生讲“专业外语”,来新夏先生讲“目录学”,魏宏运先生讲“中国现代史”……所有这些，如同春天的雨露滋润了我们的心田，开启了我们智慧的门扉，使我们学会了如何读书治史、如何做人，有些甚至是终身受益。由于年龄等方面的原因，这批老教授在我们78届之后就多半不再给本科生上课了。日后，同学们都戏称：我们是这些老先生的“关门弟子”。

在中年教师里，王连升先生可谓我们的“启蒙师”。王先生最先给我们讲“中国古代史”,讲课生动活泼，思路开阔，颇受同学们的欢迎。他给我们讲了不少史学研究的方法和动态，还帮助我们建立学术社团“史学研究会”,指导我们撰写小论文，开展学术讨论，鼓励我们勤于思考，敢为人先，尽快成为史学人才。记得“史学研究会”和经济系的“经济初学社”,几乎是同时创立的。还曾经在《南开周报》上开辟了“史学研究”专栏。“史学研究会”成立之际，郑天挺、杨志玖、王玉哲、刘泽华等教授都到会祝贺，郑天挺先生还为我们的“史学研究”专栏挥毫题词。我也曾是“史学研究会”的负责人之一。这个研究会对包括我在内的一群积极分子后来走上史学工作者的道路，产生过不可低估的影响。

其间，我没有满足于死啃课本和追求高分，而是花了大量的时间浏览较多的史学名著和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书籍。当时，图书馆成了我每天必去的第二课堂。而且，往往是前两节课结束，就匆匆赶往图书馆看书，一直看到响铃关门。诸如《史记》、《汉书》、《资治通鉴》、《旧唐书》、《资本论》第三卷等，都是在大学阶段阅读的。较广泛地读书，用去很多时间和精力，当时也没有立刻见到多少实际成效，但它从理论方法到史料知识，在各方面奠定了广博而深厚的基础，为我日后从事比较专精的研究作了必要的准备。

20年后，我当了一届校图书馆馆长，尽力做了诸如“优质服务”、“数字化”、“开放阅览”等有益的事情，受到师生们的好评。这既是出于学子必须博览群书的个人理念和切身体会，又是对图书馆第二课堂的一点回报。

二、学名师风范，汇诸家优长

1982年开始，我师从杨志玖先生攻读元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

这中间还有一段小插曲。原先杨志玖先生所招收的研究生方向有两个：隋唐史和元史。三年级时，我听过杨先生的课，对先生的学问甚为仰慕，本来是想报考隋唐史方向。不巧，那年杨先生决定停止招收隋唐史方向，只招收元史方向。我曾经有几分疑惑，也想过考外校的隋唐史硕士。后来，听南炳文老师说，杨先生是史学名家，他更擅长元史。于是，我觉得随先生学治元史，或许是另一种较好的选择。经过一段认真准备，居然以历史系总分第一的成绩被录取，日语达到92分。当然，我付出的努力也非常大。有半年多时间，基本是埋头苦读的。我清楚地记得，考试前夕，正值学生宿舍调整，我忙于复习准备，拖到最后才“搬家”。同宿舍的房玉川、张殿臣、叶向明诸同学伸出了援助之手，帮我迅速搬完了残留的行李。这件事至今让我心存感激，难以忘怀。

杨志玖先生指导我学习元史，第一步是精读《元史》。先生强调阅读原始资料的重要性，认为：做学问不能做转手商贩，要开工厂，亲自发掘原料，制成商品，供人使用。所谓“如入宝山不空归”。按照先生的教导，我认真读《元史》,发现不懂的问题，或者查阅工具书解决，或者记录下来，及时向先生请教，藉此逐个“攻克”《元史》中人名、地名、部族名之类的疑难和障碍。我还参照《元史·本纪》编写了大事记。这两项“笨功夫”耗费了将近半年时间，当时也觉得比较枯燥，成效不太显著,但是，它毕竟让我较快地熟悉了元史，打下了较好的专业基础。有了这样的基础，后来读《元典章》和元人文集等其他史书，就比较顺利了。

其次，杨志玖先生要求我们尽可能多地学习掌握外语和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由于我读硕士研究生时已过了“而立之年”,学习起语言文字困难较大，总是记不住。先生曾经鼓励我们：“学习语言文字，比学历史容易，无非是大量记忆，背课文，功夫下到，肯定会见成效。”先生以身教带言教，虽然年届70,还利用授课休息时间，向十七八岁的维族女同学请教突厥语词汇。他亲自随青年教师进修德学，又和我们师兄弟一起听蒙语老师的讲课。先生孜孜不倦的学习精神，深深感动了我，激发了我克服困难的勇气和毅力。攻读硕士期间，我坚持学习了一年蒙古语。博士毕业后，又到北京随社科院民族所黄颢先生学习了一段时间藏语。后者曾得到杨志玖先生和系主任刘泽华先生的全力支持。回首这段学习语言的经历，酸甜苦辣，感触良多。从学习效果看，自己学得并不太好，只能算粗知而已。然而，在日后研究元代“投下”和成吉思汗生年等问题时，所学的蒙古语和藏语都派上了用场，成了解决疑难的得力工具。所以，我要特别感谢杨志玖先生、刘泽华先生和黄颢先生。

杨志玖先生给我的第三个教益，是学会写高质量的史学论文。我学习撰写小论文，是从大学一年级下学期开始的。当时，胆子很大，空泛议论较多。不久，学会了从阅读史料入手写文章，第一篇这类的文章是《略论唐太宗的政治思想》。自己认为下了较大的功夫，颇有自信。拿去请杨先生看，得到的答复却是：此类文章已经不少，勿需在这方面花费精力。先生的话，对我刺激很深，当时尚不完全理解，有些扫兴。不久，杨先生在《文史哲》上发表《我怎样学元史》,谈到在北大读研究生时姚从吾等先生“心得”和“论点”至关重要的指教。此时我才基本想通，遵命而行，试着从事具有新意和比较实在的写作。真正规范的研究性论文，实际是我的硕士毕业论文。选择论文题目时，我考虑到做元史研究，不能回避蒙古主体或主流，而在蒙古千户、怯薛、分封三大支柱性制度中，尚有问题可研究的首先是分封。由于分封制度庞大而复杂，硕士论文不可能完全涉及，受周良霄先生的启发，我决定以分封制度的特殊形态“宗王出镇”为题，撰写硕士论文。论文作得很艰苦，苦思冥想了好久，最终在杨先生的指导下，从镇戍区属性、权力构成、任用原则等三方面予以剖析，揭示了元代宗王出镇的封藩不治藩、重在统军镇戍，且与官僚制相补充的特殊本质。该文在继承周良霄先生特殊分封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探明其镇戍区归朝廷所有、由行省等官僚机构具体治理、部分出镇宗王不世袭等特殊性之所在。因此，也算是着眼新角度，提出了新观点。该文受到国内元史前辈的赞扬，我也初次摸索到了开展创新性研究和撰写高质量的史学论文的门径。

因为杨志玖先生考证文章做得最好，我也留心学着写若干考证文章。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读博士期间写的《元代投下考述》和《元代中原投下封地置路州发微》两篇。第一篇重在进行投下对音、本义和引申义的考释，基本属于传统的微观考据。第二篇则是透过《元史》、《太宗本纪》和《食货志三》相关记载的差异，钩沉索隐，探究世祖至元初年路州建置的变动，又属于对象较大的考证或考论结合。在写作过程中，先后让杨先生看了两三遍，先生多次指点，我又反复修改，后来成了博士论文的精华，受到国内外专家的赞誉。在杨先生精心指导下，我也初步学会了作考据文章。而后，又写过《成吉思汗生年问题补正》、《修端“辩辽宋金正统”的撰写年代及正统观考述》等篇，可以算作进一步的学习与尝试。

在得到业师杨先生精心指教的同时，我还注意向其他前辈学者学习，博取诸家优长。

数十年来，国内元史学界有一批非常优秀的前辈学人，而且始终保持着严肃开展学术批评的好风气。从攻读硕士开始，我几乎养成一个习惯：经常虚心向这些优秀前辈请教，也把他们当作做学问的老师。无论是硕士论文还是博士论文中的难点问题，我都抓住一切机会向他们咨询求教。诸如蔡美彪、陈高华、陈得芝、亦邻真、周良霄、周清澍、邱树森、杨讷、贾敬颜诸先生，都曾经给予我许多有益的教诲和指点。他们在做学问上对我的帮助，也是非常大的。

我还十分注意运用南开大学学术交流的便利，随时向国内外文史哲名家学习。本科和读研究生期间，每逢国内外名学者来南开讲演，我大都会去听听。有时和专业读书学习发生矛盾，我也以“磨刀不误砍柴功”自勉，坚持去听。记得20世纪80年代末的一个严冬，北京举办中国文化书院导师讲座，季羡林、杜维明、汤一介等十余位国内外文史哲名家济济一堂。我和几名南开青年教师冒着严寒，赶去听讲。当时我仅穿了一件薄棉袄，冻得够呛。但是，的确学到许多东西，对开阔学术视野大有裨益。另外，我对唐长孺先生和经君健先生的学术论文非常佩服，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有意无意地以二位先生为楷模，学到不少东西。

回想自己的学史历程，我有两大幸事：一是能在名师杨志玖先生门下学习，业师杨先生耳提面命，教会我读史书，写规范论文，鼓励我学习蒙古语和藏语，还学会了考证；二是我在业师杨先生以外，又找了一些老师，及时得到了他们的帮助和指教。就我的成长来说，前者是至关重要的，没有业师杨先生20年的指导，我不可能成长为史学工作者；后者也是不可缺少的，没有这些师外诸师的帮助，我不可能进步这么快。我由衷地怀念和感谢业师杨志玖先生，同时也感谢我的师外诸师。

三、注重集团性研究与专通结合

20多年的研习古史历程，我体会到，名师指导和真传的确是成才的良好基础。但得名师真传主要是接受和继承老师的治学精髓，即基本方法和路数，并不需要亦步亦趋，跟在后面一味模仿。因为老师有老师的特长，我们则存在“文革”十年浩劫、荒废学业的弱点。例如，考据是杨志玖先生的擅长，在这方面即使我们拼命追赶，恐怕也是难望其项背。到头来，我们肯定会远远落在老师后面，碌碌无能，玷污师门。我的选择是：在学习继承老师实证考据方法和路数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社会实践经验较丰富、综合认识能力稍强等情况，走宏观论述和实证考据相结合的路子。这样，或许能够有所作为，至少是不给老师丢脸。实践证明，这条选择比较适合我的实际情况，也算比较成功。

基于这条选择，我注意吸收杨志玖先生以马可波罗、回回人、探马赤军三课题开展一流研究的经验，长期实施了集团性和特色研究的战略。

前述我的硕士论文题目为“元代宗王出镇”。然而，我先选定的是蒙元分封制度这一较大的领域，只是因为题目太大，不适合硕士论文要求，才暂且先行研究了其中的一部分“宗王出镇”。到1986年在职攻读博士，我就很快以整体的蒙元分封制度展开研究，从而完成了第一项集团性和特色研究。由于自硕士开始的学术积累，从资料收集到立意构思，都经过较长时间的准备和深思熟虑，所以论文进展比较顺利，1988年底我就通过答辩。该文稍作修改，以专著《元代分封制度研究》出版，受到《历史研究》韩志远书评和日本著名学者杉山正明的赞誉。白寿彝《中国通史》言拙著“对草原兀鲁思分封和中原食邑分封、投下私属人口、宗王出镇等问题作了全面的详尽论析，有不少独到见解”。

围绕这篇博士学位论文，我付出的劳动和艰辛很多很多。我曾经走遍北京图书馆、科学院图书馆、北大图书馆、清华图书馆、民族学院图书馆等，像大海捞针般地搜集资料。诚然，也留有小小的遗憾。当时，我爱人和孩子刚刚调入南开，一家三口曾经暂住过主楼旁的小平房办公室，后又挤在11平方米的宿舍内。为了早点改善住宿条件，我两年半就写完了博士论文。虽然速度和效率还算可以，但论文某些部分比较粗糙。后来想重新修改，可惜思路已经中断。如果不是赶着两年半毕业，学位论文肯定会写得更完美些。

90年代，我着手行省制和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研究，这也是我开展的第二项集团性和特色研究。

其实，行省制、中央与地方关系，与分封制度是难以分割的。80年代我探讨蒙元诸王、功臣分封及宗王总兵出镇时，就接触了不少有关行省的资料，觉得行省问题的内容和价值不亚于分封制度。于是，萌生了继续研究行省制度，以成《分封制度》姊妹篇的念头。完成博士论文不久，已开始阅读和搜集有关史料。然而，90年代前五六年，因撰写《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社会阶层制度志》,花费了大量的精力，行省制度研究不得不暂时搁置。好在《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二书与行省制度联系比较密切，对我从官僚政治、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视角理解行省制度，颇多启迪。1996年初，我感到不能再拖下去，于是集中精力研究行省制度。先后花了四年时间，直到1999年12月才写完近50万字的《行省制度研究》。该书出版后，被《中国史研究》张帆书评誉为：“史料翔实，持论谨慎”,“内容厚重细密”,“体现作者十余年学术积累的心得”,“将元朝行省的研究推进到了新的高度”,“为近年来相关领域的力作”。《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一书，也引起较好的反响，不少大学历史系列之为博士和硕士研究生的重要参考书。

这两本书和与此相关的十余篇论文，构成了围绕行省制和中央地方关系的第二项集团性和特色研究。

经过这样的集团性和特色研究，围绕着有所联系的两个中心，不仅科研成果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我对蒙元史的认识与把握也有了相应的进步。无论是科研本身，或者外界认可，这样都比频繁变动研究领域好些。

在主要研究蒙元王朝断代史的同时，我还注意适当进行贯通性研究，力求做到断代专业研究与纵向贯通研究相结合。最初，并没有这方面的自觉性，诸如《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社会阶层制度志》三本书的写作，大都是参加刘泽华教授的科研项目或完成个人主持的科研课题所驱使。当时，还是青年教师的我，从事单纯的元史研究，很难拿到项目资助，很大程度上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在此前后，配合上述科研，也给本科生和研究生讲授过“古代官僚政治”、“古代政治制度史”、“史学概论”和“中国古代史通论”等课程。现在看来，适当进行贯通性研究和教学，虽然占去了一定的精力和时间，但对蒙元王朝断代史研究不仅没有妨害，还能起到相得益彰和互相促进的作用。主要的受益是眼界和视野宽阔了，容易做到从中国古代史的长河中看元史，也容易立足元史去思考和理解中国古代史。目前，历史学与自然科学一样，都在走专门化的路子，每个人研究的领域和范围都比较窄。这是学科繁荣发展的必然途径，应该肯定。但是，像历史这样的学科，其本身的贯通性显而易见。完全从事窄而又专的课题研究，未必是好事。以专为主，专通结合，或许是一种较好的路子。即使从事比较专的课题研究，思维也不能狭隘，不能受微观的限制。20多年来，自己进步较快，元史方面的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这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诚然，断代专业研究与纵向贯通研究之间，也应该保持一定的内在联系，至少不能在研究类别性质上跨度太大，距离太远。例如，我从事的“元代分封制度”和“行省制度”等断代专业研究，与“古代官僚政治”、“唐宋元明清中央地方关系”等纵向贯通研究，大体属于相近或类似的领域，这应该是相得益彰和互相促进的一个前提。

可以看出，无论元史抑或中国古代史，政治制度都是我的主要研究方面和领域。与前人的研究比较，我研究政治制度有两点体会和理念：一是重视制度和权力的运作，二是注意对其特定的文化社会背景剖析。前者是学习和借鉴政治学理论方法的结果；后者起初是蒙元政治制度与草原游牧文化社会密不可分的联系给我带来的强烈感受，而后又在对古代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大一统”秩序的认识中得到升华。可以说，我的若干代表性专著和论文，都贯穿了这两条理念和原则。我在政治制度研究的方法论上略有前进或超越前人的地方，即在于此。

回顾26年研习古代史的经历，有曲折，有进步，有遗憾，有欢乐。所作的成绩，不足挂齿，只能说是自己曾经努力了。南开和社会对我格外关爱，给予我许多职务、职称和头衔，如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元史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蒙古史学会副理事长、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学科评审组专家等。2000年10月开始，我又担任南开历史学院第一任院长，行政和业务两副担子挑在肩上，的确感到力不从心。最近，我刚刚出版了《元代政治制度研究》的专著,《忽必烈传》也已经交付出版社。下一步，我将继续从事“元代华北地区”和“元代西部北部诸行省”等课题的探讨，力争把已有的研究推向更高的水平，以报答业师杨志玖先生和母校对我的栽培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