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币入诗：货币文化与古典诗词的交汇

2026年初，格致出版社与上海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了浙江财经大学丁骋骋教授的新著《钱谱诗情：古典诗词中的货币文化》（以下简称《钱谱诗情》）。此书为2025年浙江省社科规划课题成果（科普读物类），但在笔者看来，它并非一部单纯的科普读物，而是一部体现出深厚学术功力、填补研究空白，并实现货币史、钱币学与古代文学多学科交叉的著作，可谓兼具科普性与学术性的难得佳作。

《钱谱诗情：古典诗词中的货币文化》封面

这样兼具通俗表达与学术内涵的好书，在国内外出版界其实并不罕见。早在1997年，美国生物学家、生理学家贾雷德·戴蒙德出版了《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该书一经问世便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风靡全球，并迅速被译为包括中文在内的多种语言版本。出版方最初亦将其定位为科普读物，但在“科普”的外衣之下，这实际上是一部以跨学科视角探讨环境因素在人类文明演化中的决定性作用、并试图解释人类社会不平等根源的严肃学术著作。这一例子给我们提供了重要启示：学术研究的成果并不一定只能以严肃、晦涩的形式呈现，也不必仅限于同行之间的阅读。相反，它完全可以通过更加生动、富有亲和力的方式呈现给更广泛的公众。当然，这并非易事，因为并非所有题材都适合这样的写作方式。对于一些既具有学术价值、又为公众所关注的题材而言，这种写作路径或许是可能的；但对于学术性较强的题材，则往往更为难得。无论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如果能够选取合适的题材，写作往往就已经成功了一半。丁骋骋教授的《钱谱诗情》之所以引人注目，首先就在于其选题独辟蹊径、视角新颖。无论是专业研究者还是普通读者，只要看到书名，往往都会产生翻阅的兴趣，并在阅读过程中既获得知识，也拓展视野。

本书内容兼具趣味性与可读性。例如书中《杨贵妃与开元钱》一节，讨论的是“开元通宝”钱。此钱正面铸“开元通宝”四字，背面常可见类似新月的标记。弯弯的月纹颇似纤细的指甲痕，因此有人称之为“甲痕”。围绕这一标记，历来流传着不少颇具传奇色彩的说法。早在唐代，就有人传说此月纹乃唐太宗文德长孙皇后留下的甲痕。据说欧阳询向唐高祖进呈“开元通宝”的蜡制钱样时，文德皇后无意中在蜡样上掐了一下，负责铸钱的官员与工匠不敢擅自更改，于是铸造的钱背便留下了类似月牙的标记。由于“开元通宝”实际上始铸于唐高祖武德年间，后人又提出此痕或为窦皇后所留。至宋代，甚至有人误以为“开元钱”乃唐玄宗开元年间所铸，于是又将这一甲痕归之于杨贵妃。从钱币学角度来看，这种月纹很可能与铸造过程中的炉别标识、工艺环节等因素有关，甚至不排除与中西交流中的图像元素有关，而与皇后或杨贵妃显然并无关系。然而诗人往往乐于“将错就错”，因为典故本身能够赋予诗歌更为浪漫与神奇的色彩。作者在这一问题上，还结合历代诗词进行分析，如金代李俊民《周昉内人图》（其五）、南宋刘辰翁《虞美人·咏一捻红牡丹》、清代陈维崧《丁香结·咏竹菇》等。全书类似的例子俯拾即是：虽然表面谈诗词，实际却处处指向钱币文化，使得全书在趣味与知识之间形成了良好的平衡。

尽管富于趣味，本书所涉及的许多问题却具有相当的学术深度。例如：从《诗经》时代直至晚清民国，不同历史时期的货币诗词在创作上呈现出怎样的特点？为何唐宋以后有关货币的诗词创作会出现明显增长？在世界范围内，各民族诗歌中都可能出现与财富相关的意象，那么为何中国的货币诗词却具有如此独特的文化价值，并成为中国特色货币文化的重要标志？这些问题，无论是诗词研究者还是货币史学者，以往都很少系统讨论。此外，本书对许多具体名物的考证也颇为精审，并非简单沿袭旧说，而是通过细致的文献考证得出结论。例如关于“青蚨”一词，一般印象多认为其出自东晋《搜神记》，而作者通过文献追溯，认为其最早应见于先秦《鬼谷子》，且完整故事已见于西汉早期《淮南毕万术》。此类考证体现了作者扎实的文献功底。

学科交叉的研究视角也是本书的重要特色。通读全书可以发现，《钱谱诗情》堪称学科交叉研究的典范。作者不仅涉及文学与钱币学，还广泛触及经济史（货币史）、社会史等多个领域。古典诗词赏析类书籍本已汗牛充栋，钱币史方面的著作与科普读物也为数众多，若单独从任何一个领域切入，都未必容易引起广泛关注。而本书将诗词与钱币结合在一起，使之既具有文学之雅趣，又具有历史之厚重，从而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雅俗共赏”。从日常生活来看，每个人都离不开金钱，而古典诗词又是中国文化教育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从这一角度本书又是“老少咸宜”。因此，这本书在题材上天然具有广泛的读者基础。学科交叉的研究视角，则要求作者具有复合型的知识结构。丁骋骋教授在后记中回顾了自己的学术经历：他自幼喜好文史，但1992年高考时却选择了金融专业。博士毕业后，他一直在浙江财经大学金融学院任教，从事金融学研究与教学。然而他始终没有放弃对文史的兴趣，并逐渐将从事的专业与对文史的兴趣结合，转而研究金融史。在这一过程中，他将长期积累的货币诗话文章陆续发表于中国人民银行主办的《金融博览》杂志。截至2026年3月，相关专栏文章已累计40余篇。《钱谱诗情》正是在这些文章基础上，经过精心的结构重组与内容调整萃集升华而成。由于长期积累与反复修订，全书在内容上深入浅出、论证精审，在结构上前后贯通，浑然一体。

中西贯通的视野也体现了本书的学术眼光。在讨论钱币诗词的过程中，本书不仅涉及中国钱币，还适当比较其他文明中的相关现象。例如在讨论“开元通宝”的月纹时，作者注意到其可能与古希腊、古罗马以及中亚地区钱币上的星月图像之间存在某种文化联系。又如在讨论货币的神性观念时，书中提到从苏美尔文明到古希腊世界，金银常常与宗教祭祀密切相关，印度早期金银货币的使用也可能与祭祀活动有关。此外，在讨论银钱时，作者亦关注到在中国流通的外国银币。这种跨文化的比较，使本书不仅立足中国材料，也与世界货币文化史形成对话。同时，作者在论证过程中广泛参考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使全书在学术视野上更加开阔。

在语言风格方面，本书亦颇具特色。全书行文平实流畅，给人一种娓娓道来的叙述感。孔子曾言：“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句话恰恰说明了语言对于思想传播的重要性。许多学术著作虽然研究精深，却因为表达艰涩而难以获得广泛传播。语言作为传递思想的直接媒介，是学者从事高深研究的基本功。有学者曾说，汉语是世界上最具美感的语言之一，而诗歌则是汉语中最具审美魅力的部分。我想，本书语言之所以呈现出如此流畅而优雅的风格，一方面与其“古典诗词中的货币文化”的主题密切相关，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作者深厚的文史修养。对于长期沉浸在严肃学术研究的读者而言，这样的书往往能够带来一种久违“手不释卷”的阅读愉悦。

除去可读性、趣味性与语言风格之外，本书最为宝贵之处还在于其研究方向上的开拓意义。事实上，钱币与诗词之间的联系历史悠久。早在《诗经》中就已经出现相关内容，两汉乐府诗中亦有“男儿重义气，何用钱刀为”的句子，反映出货币在文学表达中的投影。然而在较长时期内，诗歌中的货币更多只是象征性的文化意象，用来指涉财富、交易或功名，而较少涉及具体的钱币实物。真正将古钱币作为审美对象与文化符号加以吟咏，则与唐宋以来金石学的发展密切相关。随着金石学的兴起，古代器物逐渐进入士大夫的学术视野，古钱币也成为文人关注的重要对象。例如宋代刘敞诗云：“君不见九府圜法倾东邻，齐公大刀又日新；君不见黄牛白腹荡沧海，亡新错刀忽遽改。”诗中将历史钱币制度与具体钱币形制融入诗句，体现出钱币史意识与文学表达的结合。至清代，金石学进入鼎盛阶段，作为其重要分支的钱币学亦获得长足发展。特别是清代中期考据学兴起之后，学界对于古钱币年代、制度与形制逐渐形成较为清晰的认识，文人雅士对古钱币的兴趣也愈发浓厚。在这一背景下，古钱币逐渐成为文人吟咏的重要题材。于是出现了一类专门创作或收录古钱币诗词的著作，如叶德辉《古泉杂咏》、刘喜海《嘉荫簃论泉绝句》以及方若《药雨古化杂咏》等。这些著作通常以诗歌题咏古钱为主，并附以简单考释或题识，在钱币学与诗词创作之间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结合形态。不过从整体上看，这类著作仍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其一，多以诗歌创作为中心，偏重文人雅集式的吟咏；其二，关注对象主要是古钱币实物，属于金石学视域下的“古泉题咏”；其三，所收录诗作多为当时文人创作，体现出较强的时代风格。新中国成立以后，仍有学者沿用这一研究路径，对古钱币诗词进行整理与辑录。从学术史角度来看，清代以来钱币诗词专书的出现，无疑是钱币学与诗词学交汇的重要尝试，具有一定价值，但总体而言，这种结合仍停留在文人趣味层面，本质上仍是金石学传统与诗歌吟咏传统的延伸。

相比之下，《钱谱诗情》在学术志趣上则体现出明显创新。作者并未仅将钱币诗词视为金石学的附属材料，而是将其置于更为广阔的货币文化史视野之中加以考察。在研究取材上，本书上起先秦《诗经》，下及明清诗词；所关注的对象不仅包括五铢钱、王莽钱等古代钱币，也涉及纸币、金银等不同形态的货币，并延伸至布帛、海贝等具有货币功能的交换媒介，以及与货币相关的社会习俗与文化观念。在研究方法上，作者也并非简单辑录诗词，而是通过诗词文本观察不同历史时期的货币文化、社会风气与价值观念。从整体上看，本书所采取的研究路径可以概括为一种“以物观史”“以物观文”的方法：以货币这一具体物质媒介为线索，通过文学文本的呈现，揭示其背后的历史经验与文化意义。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一研究路径可以说是在清代以来论泉诗歌传统基础上的进一步拓展：从关注诗词创作本身，转向对诗词的评论与阐释；从单纯关注文学文本，转向社会文化史层面的综合考察。

如果从学科发展的角度进一步观察，本书的开拓意义尤为值得注意。钱币学作为一门学科，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都具有悠久历史。在中国，《史记》《汉书》中已对货币制度有所记载；而现存较早的钱币学著作，则可追溯至南北朝梁人顾烜《钱谱》以及其中所引《刘氏钱志》。经过宋代以来金石学家的探索与发展，至清代逐渐形成以钱币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者群体，钱币学的基本研究框架亦随之确立。然而随着主要材料的逐渐整理完成以及若干核心问题的大体厘清，近年来中国古代钱币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出现阶段性停滞：一方面，传统材料已基本被系统研究；另一方面，一些长期争论的问题又难以在短期内取得突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然单纯依赖传统研究路径，往往难以开拓新的学术空间。从这一意义上看，《钱谱诗情》所提供的重要启示在于：学科的发展不仅依赖新材料与新技术，也有赖于研究视角与方法的更新，更需要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与互动。若作者仅将目光局限于古钱币本身，或仅对钱币诗词进行简单汇编，则很难摆脱清代金石学以来的研究框架；而本书将钱币研究与经济史、文学史、文化史乃至社会史结合起来，从而在传统基础上开辟出新的研究空间。

在笔者看来，丁骋骋教授正是凭借其深厚的文史修养与金融史研究背景，以其独到的学术眼光、坚定的学术魄力，以及扎实的学术功夫，在钱币学与文学研究之间建立起一种富有创造性的联系。他既是钱币学与货币史研究者中少见的深谙诗词文学者，又是在文学研究领域中对货币文化具有深入理解的学者。这种跨学科的知识结构，使得《钱谱诗情》既具有较强的阅读趣味，又展现出一定的学术开拓意义，堪称一部兼具可读性与学术价值、富有启发意义的佳作。

最后，在阅读本书前言与后记时，笔者了解到作者在写作准备阶段曾对中国古代涉及货币的诗词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梳理。如果未来能够将这些相关诗词及其文句进一步整理、汇编并加以系统解析，无疑将是一项嘉惠学林的重要工作。此外，本书以专题形式从“货币意象”“社会金钱”“经济现实”“民俗功能”等视角展开论述，已取得了巨大成功。如果未来能够再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系统梳理中国古代货币诗词的时代演变脉络与时代特征，那必然又是一部轰动学界的学术著作。

来源：马明宗（四川大学古典学系专职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