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殿奎：从功德林到秦城，我在监狱工作的那40年

何殿奎退休后，很少出门。小区对面就是商业街，他懒得去凑热闹。他说，他这辈子见过的热闹，够多了。那些热闹，最后都变成了一串编号，关在铁门后面。

可他后来主动找了一家媒体。

记者赶到他家时，他正坐在沙发上，面前摊着几张报纸，上面画满了红圈。

“你看，这写的什么玩意儿。”他把报纸推过来，“地毯、洗衣机、牛奶、苹果，添油加醋，全是瞎编。”

记者问他：您为什么突然想说了？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因为再不说，就没人知道真事了。”

他讲了一个故事。

有个战犯，参观完新中国建设成果，回到牢房里坐了很久。突然，他问管理员：“你们是怎么做到的？”管理员没回答。他自己又说：“我们当年，只想着怎么抢地盘，从来没想过怎么让老百姓吃饱饭。”

何殿奎说，这句话他记了一辈子。

记者问：记它干嘛？

“因为那一刻我才知道，他们不是输给了枪炮，是输给了良心。”

秦城监狱是1960年投入使用的。功德林的战犯们成了第一批住客。刚落成时只有四栋监楼，后来扩到十栋。何殿奎也跟着来了。起初他在普通监区，后来调到204监区。那是高级监区，关在里面的人不多，最多16个，平常六七个人。

进来之后就没有名字了，只有一串编号。

哨兵不准跟犯人说话。其他工作人员也不知道关的是谁，只晓得那些编号对应的，曾经是监狱外面很厉害的人物。

记者问：204的待遇真的比其他区好？

何殿奎点头。牢房大一些，走进去能多迈好几步。六十年代初，里面还有地毯，有洗衣机。那东西当年是稀罕物件，寻常人家都没有。吃的也好，一日三餐之外还能加餐，每周还有牛奶和新鲜苹果。

“凭什么？”记者追问。

何殿奎没有直接回答。他反问：“你知不知道，那些人多大年纪了？身上有多少旧伤？”

他顿了一下，又说：“不是伺候他们，是让他们安心。只有安了心，才能静下来想事。”

记者问：想什么事？

“想他们为什么会输。”

秦城组织过战犯走出监狱，去看新中国的建设成就。看工厂、看农田、看学校，看那些曾经被他们瞧不起的“泥腿子”，是怎么把国家从废墟上建起来的。

何殿奎说，参观回来后，牢房里安静了好几天。

然后，就是那句“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记者追问：那个战犯后来怎么样了？

何殿奎摇摇头，没再说。

后来，不少战犯被特赦。走出秦城的时候，有人回头看了一眼那扇铁门，鞠了一躬。不是鞠给看守，是鞠给那段让他们重新做人的时光。

记者问：秦城到底是个什么地方？

何殿奎想了想，说：“学校。那里的学生，都是曾经以为自己能赢的人。”

那些编号、那些牢房里的地毯和洗衣机、那些每周一次的牛奶和苹果，都成了那个时代的注脚。

记者问他，您退休后看到那些瞎编的文章，是不是很生气？

“气。”他直说，“但我更怕的是，后人把历史记歪了。”

他说他不在乎别人记不记得他，他在乎的，是后人听到的，是真话。不是添油加醋的“纪实”，不是耸人听闻的传说，就是真话。

采访快结束时，记者问：“您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他沉默了很久。窗外，商业街的霓虹灯已经开始闪烁。

“我记着那句话，不是因为我恨他们，是因为我终于知道，他们也是人。会疼，会怕，会后悔。只是后悔得太晚了。”

他说完，靠在沙发上，不再出声。

记者起身告辞。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他坐在那里，安安静静，像一扇关上了的门。

那些热闹，他不再凑了。他这辈子见过的热闹，够多了。那些热闹，最后都变成了一串编号，关在铁门后面。

只有他，还站在门外，替他们记着。

他记着的，不是那些人的名字，是那句“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那是战犯问的，也是历史问的。

答案，他没说。他让时间去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