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与共产党来往秘事

来源：选自《杜维善口述历史》

作者：杜维善

我父亲到了香港以后，章士钊亲自来香港劝我父亲回去，我父亲没有答应。其实他回去是没有用的，财产已经没收了，要他和他的门徒学生们做生意，我父亲能接受吗？绝对不可能。章行老的身份特殊，他不是做生意的，是个政治家，而且他和毛主席是同乡、师生关系，有毛主席的关系做后台。

当年我父亲借给行老两万大洋的事情，我们家里人一直都不知道，直到八十年代我回上海，见到杜公馆的老账房黄国栋，是他亲口告诉我的这件事，他应该是听他父亲或者最早的账房先生说的，因为他父亲黄文祥是杜家的账房，他父亲去世后，黄国栋担任杜家账房先生。

198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旧上海的帮会》，是我父亲的得意学生朱学范题写的书名。书中有《杜门话旧》一文，由黄国栋口述、罗醴泉整理。里面讲道：

“我在二十四岁那年到杜月笙家任总账房，距今已有几十年。我之所以能够进杜家去，是由于我父亲的关系。我父亲叫黄文祥，是水果行出身。1931年杜家祠堂落成后，上海各界头面人物都去祝贺。我父亲也去了，见到了杜月笙，后来杜让我父亲一星期以后去杜公馆，有事商量。我父亲去了以后，就让原来管账的杨渔笙把账房的钥匙交给了我父亲，让我父亲立即做杜家的账房。后来父亲中风去世后，就让我接任我父亲的工作作账房，一直到解放前。”

我那次见到黄国栋，当时他刚刚从西北下放劳改回到上海，他见到我后，老泪纵横，说没想到我们这一辈子还能够再见到面！黄国栋是从浦东老家来杜家的，他父亲和他的弟弟黄国樑一直在杜家，我们就像家里人一样，他下放劳改也是因为杜家的原因。黄国栋父子都是杜公馆的账房，我父亲和杜家所有重要的金钱往来，都是经过他们的手。当时的两万大洋是很大的一笔钱，行老那个时候没有那么多的钱，跟我父亲的关系很近，钱是我父亲交代账房经手给的行老。当时，黄国栋与我谈到这件事，是讲到我父亲以前花钱出手很大方，以及与共产党的关系时，顺便提到了早年行老借钱的事。

我父亲一直非常尊重行老，他们的关系很好，我父亲晓得行老自己不可能用这么多钱，也知道给谁的。我父亲有个脾气，他借钱给别人，从来不问要干什么，别人跟你借钱，一定有难处，不必多问。比方讲，今天跟我父亲借五百块钱，我父亲给你，但是我父亲不愿意听你这五百块钱干什么，做什么是你的事情，我只把钱借给你好了。

我父亲对章士钊有一种非常两面的态度，他很尊敬章行老，但是晓得章行老是共产党。我父亲的很多事情是通过章行老与共产党联络的，章行老在重庆汪山时，跟周恩来见过面。行老一家跟我父亲、跟杜家在一起的时间很长，关系非常近。行老夫人殷德贞，在我们家的地位很高，我们都很尊重她。她也喜欢听戏，跟孟小冬、我母亲都很要好，反而跟二楼太太、三楼太太远些。我有一张照片，孟小冬与殷德贞的合影，殷德贞坐在沙发上，孟小冬站在旁边，可见章太太在杜家的地位是很高的。我二姐就一个儿子，叫金祖武，这个名字，就是通过章夫人请章行老起的。后来，章行老去世后，章夫人殷德贞把章行老经常使用的一个砚台“孤桐用砚”，送给了我作纪念，这个砚台现在还在我这里。因为在抗战时，我在汪山为行老研磨习字，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

我父亲与潘汉年的关系非常好，主要是因为上海地下党的事情。潘汉年不是恒社的，有人说他是恒社的，据我晓得他不是恒社的。1937年10月，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希望我父亲能够支持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力量，我父亲当时担任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主席，于是，后援会就向八路军、新四军将士捐赠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一千套，支持共产党的抗日行为。我父亲还出资购买第一个介绍毛泽东和延安红色根据地的书籍《西行漫记》和左翼进步书籍《鲁迅全集》，烫上“杜月笙赠”的金字送给租界内的各大图书馆，支持抗日宣传。

关于《西行漫记》的出版，我后来看到《世纪》杂志1994年第1期，署名陈梦熊写的《杜月笙与〈西行漫记〉》一文，专门讲到了这本书第一次在上海出版中文版时，我父亲资助的事情。按照这篇文章的记述，1938年2月，《西行漫记》的中译本是由胡愈之主持的上海“复社”印刷发行的。当时，为了出版这本第一次详细介绍解放区延安的书籍，胡愈之与上海的地下党联络，组织了包括胡愈之自己在内的十一位专家学者，加班加点，在一周之内，把这本书从英文翻译成中文。为了筹措印刷经费，当时动员了很多进步人士和图书馆预定，但是仍然达不到开印的数量，所以，资金不足，无法印刷。就在这个紧要关头，我父亲通过他熟悉的上海地下党员，得知了这个消息。当时，正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我父亲也非常想了解远在延安的共产党人的情况，就主动提出订购五百本《西行漫记》，于是，这本书很快就成功地印刷发行了。这本书在当时的“孤岛”上海发行，对国统区，以及海外人士进一步了解真实的延安和共产党有很大的帮助。我父亲还把一些《西行漫记》书籍，盖上他名字的印章，送给了一些图书馆，让更多的人可以看到。陈梦熊的这篇掌故笔记就记载了这件事情。

有人传说这样一件事情，就是我父亲离开上海到香港时，写了好几封信，留给了上海的管家账房先生黄国栋，万一有什么麻烦的事情，就去找谁谁谁，其中有封信就是写给潘汉年的，上海解放后，潘汉年是副市长。据我所知，没有这回事，那个时候，上海的家里会有什么事呢？政府要拆房子，照样拆掉，要没收房子，照样没收，你找潘汉年有用吗？没用的。我父亲的学生、最好的朋友之一，朱学范都没有办法。这是国家的事情，不是个人的事情。

潘汉年、扬帆的案子跟杜家有关系，因为他同我父亲的关系一直很好，解放后，毛主席希望我父亲回来，毛主席让章士钊和潘汉年去找我父亲，要我父亲回来。但是，他们两个都没有劝说成功，我父亲最终没有回上海。有一次在香港，章行老无意之中谈到了潘汉年，估计是潘汉年没有做好毛主席让他邀请我父亲的统战工作，所以毛主席对潘汉年不满意，这是一种说法，但事实是不是这样子的，就不晓得了。

在杜家还有一位非常特别的座上宾，杨度，杨晳子。说他特别，是因为他是孙中山与黄兴认识的介绍人，袁世凯复辟时“筹安会”理事长，担任多个北洋军阀的高级幕僚长，最重要的是他后来弃暗投明，秘密加入共产党，他还积极营救李大钊、邵飘萍、林白水，在上海加入“自由大同盟”和“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等左翼社会团体，长期协助共产党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工作。

我父亲自幼读书甚少，向来敬重读书人，一直资助杨度，保持与杨的密切往来。1931年，杜家祠堂落成的时候，盛情邀请杨度担任祠堂典礼的文书处主任，主管典礼过程中一切繁缛的笔墨文书、礼仪程序等事宜。近花甲之年的杨度倾力相助，亲自撰写了《杜氏家祠记》，并请郑孝胥题写，作为两人合作送给我父亲的隆重贺礼，仪式后不久，劳累过度的杨度，旧病复发，在上海过世。杨度多次当面规劝我父亲，不要再为国民党蒋介石卖命。

我父亲还收了一个特别的徒弟金山，我父亲对这个从东北来的徒弟的身份与使命，绝不会一无所知。金山，早年到上海求学，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主要从事戏剧电影创作，曾主演《夜半歌声》《狂欢之夜》等影片。抗战爆发后，他率领救亡队深入内地演出。抗战胜利后，为了联系工商、金融、政界要人，金山独自来到上海，与我父亲取得联系，结为师徒，得到我父亲的很多帮助。很多人认为金山是我父亲的“关山门徒弟”。在帮会中，“开山门徒弟”与“关山门徒弟”的地位最为特别，通常被视为最得意的门生。但是，我认为金山可能只是一个普通学生弟子而已。我想，我父亲应该知道金山是地下共产党员，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地下党员，是地下党中很重要的角色，我父亲与共产党的一些事情也许是透过他来办理的。

在抗战和后来，我父亲还与其他的地下党员，都有过很多接触。有些事情，外面不了解，比方讲，在国共打仗到了最后的时候解放战争时期，淮海战役快要打起来了，我父亲把一些地下工作者放走了。如果把这些人送给警备司令，那一定是被枪毙。我去上海的时候，听统战部的张承宗部长讲了上海地下党的事情，我父亲救了很多人。张部长是上海的老地下党员，他知道这些事情，并亲口跟我讲的。写我传记的郑重先生，他也知道我父亲与共产党来往的很多事情，尤其是与地下党人的接触，他是从统战部那里了解到的，反而我们大都不晓得。

上海解放前夕，我父亲在上海与地下党来往更多了，除了陈毅、章士钊、潘汉年，还有周恩来的亲戚。黄国栋曾经告诉我，抗战胜利到上海解放前，有一个特别神秘的人经常出入杜家，跟我父亲来往很频繁。在黄国栋的回忆文章里也讲到了这件事，说我父亲在重庆收了一个姓周的门徒，当时他用的是化名。回到了上海，我父亲把这个门徒介绍给周祥生，在祥生汽车公司工作。平日周祥生来拜访，我父亲常常不见，但是这位姓周的先生来，立刻接见，并且告诉账房黄国栋和茶房徐涛生，只要周来，就让他进去，不要阻拦。这件事，当时都觉得奇怪。后来，黄国栋在解放后的上海又见到这个神秘的周姓先生。黄国栋回忆说：解放初，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西藏路遇到了这位姓周的先生，他当时坐在小汽车里，看到我，就在西藏路边停下，下来跟我握手交谈，感谢我过去对他的照顾，并说了他的原名叫周恩霔，是周恩来总理的堂弟。周恩霔解放以后，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1983年去世。另外，周恩霔也是京剧票友，喜爱京戏。

我父亲与共产党高层人士也有接触。1949年初，由于战争影响，秦皇岛解放区的煤炭困在港口，上海的许多轮船由于缺乏燃料而不能航行。当时的我父亲是中国海事建设协会主任委员、全国面粉公会理事长。我父亲就主动与共产党联络，提出用上海面粉换煤炭的建议，2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回复电报，对我父亲的建议表示赞赏和同意，电文说“恢复华北、上海间航运、以利生产之发展极为必要”。当时的上海，国民党严密控制，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实现了国统区与解放区的首先通航通商，以煤炭换面粉，解决了双方的燃眉之急，后来中共对这次主张通航给予正面评价。

其实，在我父亲的眼里，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是中国人，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看法。在抗日的时候是这样的，后来也是这样的，他不会去讨好国民党，也不会去得罪共产党。抗战的时候，我父亲周旋于各方势力之间，为了抗日，联合各种抗日的力量。在上海帮助军统特工开展工作，也同时帮助共产党的地下党开展工作，还利用汪伪政权中的很多熟人，比方讲周佛海、陈公博、褚名谊，还有日本人，通过徐采丞接触的日本人，所以，我父亲那个时候，在国民党军统、共产党、汪伪七十六号和日本人之间建立各种关系，从中斡旋，为抗日做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