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社交”时代来临：“民主”的基石还能支撑多久？｜GBA评译

译者按·2026·04·08

人工智能和社交软件正在不断重塑我们的社交生活。根据美国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去年年末发布的报告，大约1/5美国青少年几乎不间断地使用TikTok和Youtube；64%的青少年使用聊天机器人，且其中有三成已经发展成日常的依赖。为此，世界范围内也掀起了一场针对社交媒体的“禁令潮”。澳大利亚率先立法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媒，法国、西班牙紧随其后。2026年3月，奥地利宣布计划将禁止14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软件。4月2日，意大利参议员再次提交了应对社交媒体成瘾的立法草案。

当各国政府对网络沉迷问题的重拳出击，当“禁止使用社媒”需要写进法律——我们的社交观念是否已经坍塌？过去基于物理世界的面对面人际交往的时代是否已经走向彻底的终结？《大西洋月刊》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判断：我们正在进入一个“反社交的世纪”。传统的“村落”（那些熟悉却又并不亲密的人际关系）比如邻居、社区、社团正在逐渐消亡——而这些“村落”，正是人民践行民主的舞台。正如作者所言，当建设性的分歧与共识便失去了土壤，取而代之的，是极化、仇恨政治。未来，“民主”的基石还能支撑多久呢？答案仍待探索。

2025年12月10日，社交媒体禁令生效当天，澳洲网络安全专员英曼·格兰特在悉尼的活动上发表演说（图源：BBC）

评者｜罗行健

多国政府重拳出击

禁止青少年使用社媒，

效果如何？

自澳大利亚政府通过法案明令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以来，全球多个国家开始进行类似的立法，或者考虑将立法事项提上日程。但是，这场声势浩大的社交媒体禁令战究竟效果如何呢？青少年的生理和心理健康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保护？

虽然从数据层面看社交媒体禁令可以取得显著的成果，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这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工作，并不能从根源改善整体的情况。例如，澳大利亚的社交媒体禁令虽然冻结或注销了5百万名青少年的社媒账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能够完全杜绝青少年过早及过度地使用社交媒体，也更不能保证他们将由此重新青睐线下社交，广结好友、强身健体。其中的原因是，在政府颁布社交媒体禁令后，民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很快形成了一套应对机制，得以绕开禁令，无视法案的存在。根据西方媒体对青少年的采访，他们可以采取以下方式规避禁令：第一，青少年可以修改自己的出生信息，谎报年龄绕开禁令。第二，青少年可以通过修改照片、替换照片等手段欺骗人脸识别系统，登录社交软件。第三，青少年可以使用VPN来更改自己电子设备的地址，伪装异国登录的假象从而规避禁令。第四，澳大利亚的法案仅仅禁止了10个社交媒体的使用，青少年可以下载此前较为冷门的软件使用即可。总之，澳大利亚该法案目前仍处于实施初期，存在非常多漏洞，极容易遭到民间用户“钻空子”。

因此，如果揭开数据结果这层表面，观察法案实施的实际效果，目前来看前景并不明朗。法案颁布前就沉迷于社交媒体的青少年总能找到绕开禁令的方法，维持对社交媒体的依赖水平。最后，法案真正改变的可能只是那些原本就想挣脱社交媒体网络束缚，但又苦于无力对抗整体氛围的一小部分人。

法案“大棒”压制社交媒体，

折射出怎样的人际社交现实？

目前澳大利亚的社交媒体法案仍处于实施初期，后续效果有待观察，然而，该法案的出台已经反映出社交大“气候”的变化。

除去一般认知中保护身心健康的考虑，部分国家禁止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可能还出于对社区生活瓦解的担忧。根据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帕特南的经典作品《独自打保龄》（Bowling Alone），在美国社会中，社区生活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包括教堂礼拜、聚会活动、志愿工作等等。多元的社区活动曾经是构成美国人日常生活的一个核心。然而自上世纪的下半叶起，美国的社区生活开始逐渐瓦解。这种瓦解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放缓了建造新的公共场所的速度，使得人们日常聚集、建立联系的场域萎缩。二是参与各类结社组织的人数减少，直接导致大量民间组织、团体走向了消亡。这种趋势意味着原本基于集体和公共的社会生活逐渐步入历史的尘埃之中。

而随后短短数十年的时间里，互联网、智能手机、社交媒体等科技及产品出现，加快瓦解了公共生活，并取而代之为更加私人化、反社交的生活模式。透过五花八门的网络平台，人们得以与具有相同兴趣爱好和价值取向的陌生人建立一个个圈层，安营扎寨、各成一派。同时，人们同自己最亲密的亲友的联系也比过去更加密切，可以实现随时随地保持联络。根据第5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5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已达11.25亿人，互联网普及率突破80%。而2024年的统计则显示，中国的社交媒体用户已达到10亿人以上，占网民总数超95%。可想而知，上述的建立圈层现象早已嵌入中国的网络空间中。

然而，科技发展虽然令我们可以与最远方和最近处的人们建立联系，但是却几乎摧毁了中间部分的社会关系。Derek Thompson在文章中引用美国学者的观点，称其为“村落（village）”的社会生活，指的是那些熟悉却又并不亲密的人际关系。实际上，中国人类学家项飙曾经提出过类似的概念，他将现代社会中人与身边物理空间、邻里关系和社区信息的有机联系逐渐消失的现象称为“附近的消失”。无论是“附近的消失”，还是“村落”，两种概念试图捕捉的趋势其实非常相近，都揭示出人们的社会生活逐渐往反社交、反公共和私人化的方向演变。

人们社会生活的演变具有深刻的时代烙印，是科技发展和观念转变的产物，但是所付出的代价也是高昂的，其中影响最深远的或许是社会共识和社会凝聚力的削弱。例如，Thompson在文中指出，在过去“村落”式的社会生活氛围中，如果两个人之间存在矛盾，他们必须学会妥协和忍让，毕竟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这个过程对于普通民众习得真正富有建设性的论辩以及求同存异极其重要，直指西方所谓自由民主政体的基石。因此，当“村落”崩解，我们看到了面目全非的欧美社会：极化和党同伐异如细菌般滋生，共识和妥协则荡然无存。

中国虽然运行了一套不同于西方的体制，但是这并不代表社会上不存在类似欧美社会的现象。不知从何时起，人们已经习惯“叠甲”了，必须在发表观点之前反复申明自己的主观性和片面性，生怕遭到异见人士的围追堵截。另外，在各大网络平台的评论区、弹幕等公共场域，平心静气、实事求是的讨论已经成为了一种奢侈品、稀有物。虽然仍不乏相对理性客观的声音，但是更加情绪化和更具煽动性的言论正在不断吞噬着网络空间。毋庸置疑，这确实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我们从来没有如同当下这般相信言论自由的权利和力量，却也从来没有如同当下这般惧怕这种自由可能带来的后果。“开盒”、“查户口”、“人肉搜索”、“挂人”，表面上是隐私问题，实质上是我们对于不同观点，对于“他人”的耐受力已经雪崩似的滑坡了。

中国网信办展开「清朗」行动，整肃网络乱象（图源：BBC）

Z世代引领社交新风尚，

可否改善局面？

值得庆幸的是，中国社会中的年轻一代已经开始自发地寻求改善情况的方式，他们将亲手变革社交生活的面貌。

根据《05后年轻人社交观及行为特征研究2025》，年轻人正在开发更多元的社交方式，他们所秉持的社交观念也愈发灵活和务实。与青少年沉迷于线上社交的普遍认知不同，报告显示中国的05后实际上更看重线下面对面的社交方式，而且比例相较于其他世代更高：67%的05后对线下社交打出了9-10分的重视程度，而00后及95后在这项数据上均不足60%，分别为52%和59%。复兴线下社交的潮流，至少说明中国的青少年并没有被线上社交完全奴役，仍试图找回重建社会生活的主动权。报告还提到，05后对于“边界感”及“价值交换”等新兴的社交观念情有独钟，反映出当代青少年更加灵巧又不失务实的社交策略。

在具体操作层面也可以看到青年群体正在回归线下的、户外的、物理的社交模式。音乐节、艺术展、骑行、徒步、攀岩、球类运动、剧本杀、密室逃脱、健身，年轻人正在通过丰富多元的活动充实自己的生活，他们不再局限于网络世界虚无缥缈的泡影，转而走向更加具体且可触碰的场景和关系。相信在这些青年生力军的引领下，中国未来的整体社交生活面貌将发展得更平衡、更健康。

本文原载于《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原题为“The Anti-Social Century”，囿于篇幅，有所删减，供读者参考。

电视机，美国社交生活

衰落的罪魁祸首？

二十世纪上半叶，美国社会呈现出显著的社交属性。1900年至1960年，教堂成员数及工会参与度均激增；结婚率达到了二战后的最高点，举世闻名的“婴儿潮”也在那时出现；各种各样的社团雨后春笋般发展，包括读书俱乐部和志愿者团体。大萧条时期的新政使美国的总分馆制图书馆系统趋于成熟，全国各地的社区和开发商打造剧场、音乐厅、游乐场，以及各式各样的聚会场所。

但是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进入了一段收缩期，正如政治学家罗伯特·D·帕特南（Robert D. Putnam）在他2000年出版的著作《独自打保龄》（Bowling Alone）中所描绘的那样。一些凝聚社会的制度，如婚姻，逐渐走向衰落；另一些则迅速瓦解：自1985年至1994年，市民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程度将近腰斩。收缩期的影响非常广泛，波及到了帕特南关注的所有社交活动和每一人口群体。

70年代究竟发生了什么？社会学家克里南伯格（Eric Klinenberg）认为，彼时的政治事务重心发生了转变：政府极大地减缓了建造公共场所的速度，“用于锚定社区生活的场所，比如图书馆、校园健身房和工会大堂，变得难以进入或是被彻底关停。帕特南则将原因部分归结于道德和价值观方面的变化，例如推崇和倡导脱缰一般的个人主义。但他发现当时最重要的因素是两件广泛普及的科技产品：汽车和电视机。

从二十世纪下半叶开始，美国人开着他们的车彼此越搬越远，这助推了郊区的扩张，随之而来的是人们“缩”进了后院露台、私人泳池和更加个人化的生活中。下了汽车后，美国人又将自己“钉”在电视机前。1965年至1995年，普通成年人每周拥有6小时的消遣时间。他们本可以将那些时间（一年300小时！)贡献于社区服务、篮球、阅读、编织等等活动。但是他们只是将几乎全部的空闲时间倾注在看电视上。

电视机改变了美国人的室内装潢、人际关系乃至整个社会。1970年，仅有6%的六年级学生在其睡房装有电视机；至1999年这一比例上升到77%。在90年代，夫妻之间每周一起看电视的时间接近其交谈时间的四倍。把电视视作主要娱乐方式的人，对于所有帕特南定义的社交活动不太上心：志愿行动、教堂礼拜、晚餐派对、野餐、献血，甚至是寄送贺卡。如同《妙探寻凶》（Clue）中的一宗谋杀案，美国社交纽带的“死亡”背后有诸多“嫌疑人”。但是归根结底，笔者相信最有可能的“罪魁祸首”显而易见——就是那位在客厅里抱着电视机的法恩斯沃斯先生（电视机发明者）。

菲洛·泰勒·法恩斯沃斯，发明了以阴极射管及光电管为讯号来源的电子电视（图源：维基百科）

智能手机如何模糊了

独处与聚众的界线？

如果说汽车和电视机这两项二十世纪代表性的技术开启了美国的孤独时代，那么二十一世纪最“臭名昭著”的硬件设备则继续加速和助推了全国性的反社交潮流。数不清的文章、书籍和新闻已经警告过美国人，智能手机对心理健康的负面影响，特别是对青少年的伤害。但是，考虑到智能手机对我们意识经验产生的巨大冲击，上述各种媒介的探讨还是太保守了。根据一项研究，通常情况下一个人每天的清醒时长大约有900分钟，而美国的儿童和青年在工作日平均每天花270分钟使用手机，周末则是平均每天380分钟。按照这项数据，手机时间占他们总清醒时长超过30%。

这些手机使用时间中有一些勉勉强强称得上是社交，但是与面对面互动相比，分享视频或者给朋友发信息只是一种苍白、拙劣的模拟。比起担忧年轻人用手机做什么，其实更令人担忧的是他们没有做什么。相比起数十年前，现在的年轻人已不再对考驾照、约会、拥有超过一位密友感兴趣，甚至根本不会跟朋友们出门玩耍。上世纪90年代至今，声称自己几乎每天都会在课余时间与朋友见面的男孩和女孩减少了将近五成，其中最急剧的下滑发生在2010年代。

外出社交的衰落不能被轻描淡写地视为一种良性的代际变迁，类似于喜欢喇叭裤胜过紧身牛仔裤之类的偏好变化。心理学家乔纳森·海特（Jonathan Haidt）在其著作《焦虑的一代》（The Anxious Generation）中提到，放眼整个自然界，人类的童年包括青春期都是非常敏感的阶段。尽管人类大脑在5岁时已发育至成年大小的90%，但其神经回路的成熟却需要很长时间。我们冗长的童年可能是自然进化安排好的一段学徒时光，让我们通过玩乐去发展社会性。最好的娱乐是到户外去与其他孩子一起进行身体性的玩耍，让他们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试探自身能力极限，学会处理冲突和忍受痛苦。但是如今，年轻人的注意力都灌注进了各种电子设备中，抽离出了他们的身体，剥夺了他们所需的物理世界教育。

青少年焦虑和抑郁已经接近历史峰值：2023年政府对大学生的调查显示，超过五成的女孩称他们感到“持续的悲伤或无助。”这些数据令人震惊，但是也丝毫不令人意外。幼年的老鼠和猴子如果没有经历玩耍，会面临社交和情绪障碍。如果我们这些自称是“群居动物”的人类在这一点上有所区别，岂不是太奇怪了。

社会性发展不完善的童年几乎必然导致社交障碍的成年。Tiktok上曾出现过一类热门视频，视频中二十来岁的青少年用充满创意的方式庆祝他们的朋友取消了聚会计划。这些青少年的理由往往是他们太疲劳或是焦虑以至于无法出门。这些小视频的确看起来非常有趣，而且其中传达出的情绪可以共情，毕竟我们都知道忙里偷闲的滋味。但是这类视频的数量庞大到令人不安。如果说有谁应该感到孤独并极度需要真实世界的社交，你会觉得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毕竟他们仍在疗愈疫情几年带来的创伤。但是许多个夜晚，这些美国最被孤立的一代人甚至完全没有打算走出家门。反之，他们打开摄像头向全世界宣告不出门是多么愉快。

澳大利亚社交媒体禁令禁止全澳洲数以千计16岁以下的孩子，包括Facebook、Instagram和TikTok在內的十个平台（图源：BBC）

如果年轻人感到被真实社交附带的情绪代价淹没，并且倾向于与密友也保持一定距离，说明手机不仅重塑了青春期，还重新定义了友谊及相关的心理。

上世纪60年代，心理学家欧文·奥特曼（Irwin Altman）与其同事共同提出了一种以亲密度递增为特征的“友谊公式”（friendship formula）。在友谊的早期，人们相互寒暄分享无关紧要的琐事。随着信任的建立，他们的对话内容会更深入，包括一些私人信息，直到最终袒露心迹变成轻而易举的习惯。奥特曼随后增加了一项重要提示：朋友之间既需要亲密，也需要界限。独处的时间对于恢复精力和维持健康关系至关重要。

Phones mean that solitude is more crowded than it used to be, and crowds are more solitary.

然而手机的存在意味着独处时间比起过去更加嘈杂了，而人群却变得更加孤独。作家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告诉笔者：“独处与身处人群中曾经是泾渭分明的，界线帮助了我们。你可以同朋友们愉快地玩耍，然后在独处时休息和思考。可是现在，我们出去社交时总是想着别处可能正在发生更加有趣的事情，而我们的独处时间则被各种朋友、同事、陌生人和敌蜜的朋友圈和消息所侵染。

如果卡尔是对的，那么现代科技持续的对外连通使得恢复精力难上加难，许多人因此陷入慢性疲劳，如同一节行走的低电量电池。在一个健康的世界里，花大量时间独处的人理应感受到那股古老的生理性冲动：我孤单寂寞，我应该去社交。但是我们的世界反之，抬手可得的居家娱乐、信息过量的网络，还有发育不良的社交技巧，共同催生出一种诡异但普遍的现象：我孤单寂寞，疲惫不堪，感谢上帝聚会都取消了。

衰败的“村落”

与仇恨滋养的政治

以家庭为基础、以手机为媒介的文化，可以说巩固了我们最亲密和最疏远的关系——由血缘和亲密关系绑定的内圈（the inner ring）家人和挚友，以及由共同爱好连接的外圈“部落”（the out ring of tribe）。但是，这种文化氛围正在大肆破坏处于中间一环的社会关系。学者邓克尔曼（Dunkelman）称之为“村落”（village），即那些生活在我们周围的“熟悉但是并不亲密”的人们。“他们是你的邻居、你镇上的居民，我们曾经非常了解他们但现在不了”，邓克尔曼说。

然而，“村落”恰恰是我们练习建设性分歧和妥协的最佳场所。换句话说，“村落”是我们践行民主的舞台。正因如此，与“村落”衰退相伴而生的是一种怪异的政治，每一次选举都如同生死存亡的战斗，必须铲除内部的敌人方可罢休。过去五十年里，研究美国选举的相关机构邀请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为对立党派评分，以“好感温度计”为比喻，从0（冷淡/不看好）到100（非常热情/看好）。2000年，仅有8%的党派支持者给对方党派打0分。到2020年，打0分的比例上升至40%。2021年的一项民调显示，几乎三分之一共和党大学生称他们甚至不会与一位民主党人约会，而民主党学生中则有超过三分之二对共和党人持相同态度。

2024年特朗普赢得总统选举存在诸多因素，包括通货膨胀以及对拜登政府的失望。但是特朗普成功可能还有一个原因，他代表了一种“部族”主导、消灭“村落”的表演型对立。他挑起阵营对立与仇视，煽动那些完全无法容忍政治分歧的选民。特朗普在拉票过程中就曾称民主党人为“民主的敌人”，称新闻媒体为“人民的敌人”，并承诺“根除那些像害虫一般生活在我们国家，窃取选举果实的极左翼暴徒。”

本文作者

Derek Thompson

《大西洋月刊》撰稿人。

本文评译者

罗行健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国际事务研究院研究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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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覃筱靖

排版｜许梓烽

初审｜周宇笛

终审｜冯箫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