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一,新年的钟声没有带来祥瑞,反倒敲响了大明的丧钟。
李自成在西安正式称帝,定国号为大顺,改元永昌,摆明了要取大明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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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消息以惊人速度传回北京,驿站体系早已残破,全靠地方接力传递,仅两天就抵京。
紫禁城大殿内,瞬间炸开了锅,满朝文武一片哗然,却只剩嘴炮,全无对策。
各路言官争先恐后上疏,痛骂李自成是反贼,批判大顺政权毫无合法性,全是空话。
等到这群人吵得精疲力尽,户部尚书黄景昉才站出来,拿出奏折细说时局。
他刚开口,就被崇祯不耐烦打断,此时的崇祯心急如焚,根本听不得长篇大论。
黄景昉只得挑明两条活路:要么放开地方团练,让各地自行练兵北上勤王;要么急调关宁铁骑回京。
这两条路,都是大明最后的救命稻草,可崇祯的顾虑,却让满朝文武哑口无言。
他既怕放开团练,重蹈唐末藩镇割据的覆辙,日后尾大不掉;又怕调回吴三桂,辽东彻底沦陷,无颜面对列祖列宗。
既要保住江山,又不肯舍弃半分颜面,这种两难的偏执,注定了大明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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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路不敢走,旧招不愿丢,崇祯只能寄望于派重臣前往西线督师,妄图力挽狂澜。
他当庭发问,满朝文武却鸦雀无声,谁都清楚,此时去西线,无异于送死。
此前历任三边总督,杨鹤、洪承畴、孙传庭等人,鲜有善终,这个位置早已是催命符。
崇祯环顾四周无人应答,直接点名兵部右侍郎余应桂,命他即刻西行督战。
余应桂当场跪地痛哭,坦言自己是文人,不懂兵事,实在担不起如此重任。
崇祯勃然大怒,斥责他当初升任兵部侍郎时,为何不推辞,如今遇事却百般推脱。
余应桂被逼无奈,只能硬着头皮接下差事,临走前苦苦哀求,恳请朝廷拨付粮饷。
崇祯从内库拨出五万两银子,这点银两,对付百万大顺军,不过是杯水车薪。
君臣二人都心知肚明,这不过是互相糊弄,苟延残喘罢了。
正月底,余应桂磨磨蹭蹭启程,一路拖延不前,他清楚,此去必是死路一条。
二月初二,他刚踏入山西境内,噩耗传来:平阳沦陷,李自成大军已渡过黄河。
西安至京师,黄河是第一道天险,如今天险失守,太行山便成了最后一道屏障。
消息传回京城,朝堂上下依旧是假意慷慨的表演,喊着誓死抗敌,却无一人付诸行动。
崇祯不谋御敌之策,反倒先将兵部尚书张国维下狱问罪,拿重臣开刀泄愤。
张国维靠同僚凑钱求情才保住性命,脱险后立刻请缨南下江浙,头也不回逃离京城。
此时的大明,只剩打、降、逃三条路,投降是崇祯绝不肯接受的,打仗又无粮无兵。
有大臣献策,效仿李自成搜刮富户充军饷,崇祯点头赞许,却始终不肯动用内库私银。
左中允李明睿趁机上疏,力劝崇祯南迁南京,连两条出逃路线都规划妥当。
崇祯心动不已,可他极好颜面,不肯背负弃都逃亡的骂名,又怕重蹈唐玄宗马嵬兵变的覆辙。
他私下威逼李明睿保密,稍有泄露便治其死罪,吓得李明睿再也不敢提南迁之事。
吏部侍郎李建泰假意挺身而出,自称能募饷百万、招兵数万,崇祯大喜,为他隆重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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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李建泰招募的全是地痞无赖,每日行军仅三十里,还未出京,大同、宣府接连失守。
大臣们再提南迁,分作两派,一派让太子留守、崇祯南下,一派让崇祯留守、太子南下。
朝堂投票表决,十九人反对,仅八人赞成,南迁之事彻底告吹,大明彻底失去生机。
崇祯这才急令吴三桂、唐通等人回京勤王,唯有唐通率军抵达居庸关。
可崇祯亲信太监杜之秩主动开城投降,唐通走投无路,只得归顺李自成。
居庸关失守,京城彻底无险可守,吴三桂的援军还在半路,一切都已经来不及了。
九天之后,崇祯帝在煤山自缢,身边仅有太监王承恩陪同,大明276年基业,彻底崩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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