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准唯分数论，那“好老师”谁说了算？

来源：市场资讯

（来源：电脑报少年派）

近日，教育部印发《关于开展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行动的通知》，其中“严禁以升学率或考试成绩对学校进行考核排名，对教师进行排名、奖惩”的禁令，再次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这已是继2024年“规范管理年”、2025年“规范管理提升年”之后，教育部持续加力整治基础教育违规行为的关键举措，负面清单数量也从12条增至20条。

当长期悬于教师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升学率排名被明令禁止，一个根本性问题随之浮出水面：不排名了，我们该如何科学、公正地评价一位老师好不好？

01

终结“唯分数论”

教育部一系列以“严禁排名”为核心的政策，并非孤立的管理条款，而是对中国基础教育长期存在的“唯分数论”评价体系发起的一场深刻而系统的变革。

“唯分数论”的本身是一种教育的“单一简化”。它将学校丰富的育人活动简化为智育，再将智育简化为知识记忆，最终将知识记忆简化为考试分数。这根扭曲的“指挥棒”导致了系统性的弊端。

对于学生，它制造了持续的比较与焦虑，研究显示长期处于排名底端的学生焦虑水平显著偏高；对于教师，其职业价值被窄化为“提分能手”，潜心育人、教学创新的内在动力被外在排名所抑制；对于学校，办学行为容易趋向功利与短视，重知识灌输轻素养培育，背离了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更宏观地看，它强化了社会对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高低分野，使“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在现实中难以真正落地。

因此，教育部的禁令，其核心是“破唯”。

它要破除的正是这种将教育异化为“分数竞赛”的短视行为和功利化倾向。这标志着中国教育评价体系开始从“结果导向”的“育分”逻辑，坚决转向“成长导向”的“育人”逻辑。这场变革的深层目的，是切断通过排名制造的心理伤害链，将学生从“考海”中解放出来，把本应用于探索、思考与身心发展的时间还给他们，从而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奠定基础。它不仅仅是在解除一道“紧箍咒”，更是在尝试扭转一整套已经固化的教育观念与社会心态，为构建一个更加健康、多元的教育生态清扫基石。

02

替代性评价体系的多元探索

“严禁排名”只是第一步，真正的挑战在于禁令落地之后——建立什么样的新评价体系，才能真正识别、激励和成就“好教师”？

从国家层面看，《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已经指明了方向：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并强调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提高评价的科学性和专业性。这“四个评价”构成了教师评价改革的总体框架，同时也给出了替代排名方案的系统性思路。

增值评价，是其中最受关注的路径。 增值评价的核心逻辑，不是看学生的绝对成绩高低，而是看学生在教师教学期间取得的进步幅度——包括学业成绩的增长，也包括综合素养的提升。这一评价理念规避了生源差异带来的不公平，真正聚焦于教师的教学贡献。

目前，湖南省长沙市在这一领域走在了前列。据《中国教育报》报道，长沙市目前已建立起包含师德修养、专业能力和教学效能三大维度的教师评价体系，其中教学效能维度赋予学生学业增值以相应权重，具体包括学生各学科能力组增值率、不同能力组变化比例等指标。

为保障这一评价体系的科学性，长沙还综合运用现代测量模型、本土增值分析模型和多因素归因分析模型，以数据驱动评价的精准化。这种从“一个分数”到“一幅图谱”的转变，让教师评价从“审判”走向“诊断”，从“标签”走向“导航”。

过程评价，则是对日常教学行为的持续追踪与反馈。 在《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的指导下，一些地区和学校已经开始探索将课堂教学、作业设计、命题能力等多个二级指标纳入专业能力的评价范畴。

更前沿的探索则体现在技术赋能上：在一些智慧校园中，AI智能终端可以全程采集课堂信息，从教学目标达成度、课堂互动有效性、教学策略适配性、核心素养培养等六大核心维度，实现基于80余个观察指标的精细化分析，使评价从“经验判断”走向“实证诊断”。

这些探索表明，替代排名评价的方案并非空白，而是在多个维度上正经历着从碎片化到系统化的演进。然而，挑战同样不容忽视。

03

禁令何以落地维艰

政策的初衷可嘉，但禁令的落地远比想象中复杂。

当用人单位仍以名校学历作为招聘门槛，当“唯学历”的用人导向尚未根本扭转，家长对升学的焦虑就必然转化为对学校的应试诉求。只要高考“指挥棒”没有根本性改变，只要社会评价体系仍以学历和分数为核心参照，教育系统内部的“唯分数”倾向就难以彻底根除。

正如有评论指出的，“只有配套改革到位，中高考改革、教育评价多元化，社会逐渐形成‘不以分数论英雄’的共识，家长才有可能从‘唯分数’转向对孩子全面健康成长的关注。”

同时，部分地方政府仍将北大清华录取人数、升学率作为考核高中校长的核心指标。在这种自上而下的压力传导下，校长不得不将教师推入“分数竞赛”的战车。政策文件的要求，在地方政绩的现实考量面前往往显得苍白无力。

而“严禁补课”“不准排名”等规定清晰有力，但如何科学替代却缺乏配套方案。学校面对“不能做什么”的禁令时，常陷入“不知该怎么做”的迷茫。这种“堵”而不“疏”、“禁”而不“立”的政策模式，使许多学校在执行过程中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一方面必须遵守上级禁令，另一方面又没有可操作的替代方案，最终导致禁令在执行中变形走样。

值得一提的是提前开学、假期补课本质上是“囚徒困境”的典型体现——单个学校违规会获取竞争优势，而守规矩者反而吃亏。在监管问责不够有力的背景下，违规成本远低于违规收益，这使得禁令的执行陷入了“人人喊打、人人不打”的尴尬境地。

更有分析者尖锐地指出，教育规范的本质是重构生态，但若只“堵”不“疏”、只“禁”不“立”、只“问责”不“赋能”，再严格的规定也会在执行中变形走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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