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周楠：从“拒绝”到“共舞”，一个传统导演的AI实战记

编辑| 晶晶

排版| 苏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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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发布初始时间：2026年4月2日

谭飞：跟周楠是一年多没见了，我才知道周楠也43了，但是他在我感觉中就是永远在潮头浪尖的一个青年创作者。听说你最近在带领团队深度研究AI创作？

周楠：对，刚才也给您看了《敲门THE KNOCK》这个片子，这个片其实是为了一碟醋包了一大桌饺子。

谭飞：跟姜文老师想法是一样的。

周楠：有点像。最早是高晓松老师为奈飞版的《三体》做了执行制片人，同时他也为《三体》这本小说写了一个音乐专辑。他说，能不能给《三体》专辑中那英老师唱的一首歌做一个MV，用AI，说你最近不是在研究嘛。我说行啊，就开始写了一个叙事性的MV，后来把这个故事写得有点复杂了，三分钟讲不完。我说干脆做一短片，做短片的过程中，又自己决定要带着团队一起尝试用AI做一些工业级的内容，所以索性我就把这个短片作为我们整个团队练兵和学习AI的过程。

谭飞：等于一鱼多吃了。

周楠：对。

01 是算出来的，还是导出来的？

谭飞：因为确实我们是从传统影视走出来的，现在面对AI有焦虑感，都在谈AI，好像不谈就跟不上时代。我就是想问，这个短片是算出来的，还是导出来的？

周楠：我们花了一万块钱用来算，花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用来导，所以它其实是人的脑力和电脑的算力加在一起的结果。它不是我们传说中的那种一键生成短片就能做到的事。我们也确实在整个过程中，把我自己十几年的从业经验——包括在东方梦工厂和好莱坞跟一些团队合作的经验——都统到了这个项目的制作里面，相当于找到了一套自己和AI工作的方式。所以它是一个特别在这个时代、在电影和AI之间还没有找到彼此身位的时代的一次尝试。所以我说我这个五分钟的片，用了三十天的时间，但是刚刚给您看的另外一个五分钟的片，其实我就只用了三天。

谭飞：登山的。

周楠：对，一个登山的短片。

谭飞：等于那个登山的是发生在你们做这个之后，熟练了之后。

周楠：是的。我们从21号开始做这个登山的片，从剧本开始写，一共只用了三天的时间用来生成它。但就像我说的，之前我们在练兵，在做自己工作的一套规则体系，甚至包括软件。所以我们就有了一套自己的方案，能够在三天之内做出一个精度几乎同等质量的短片。

谭飞：你刚才也提到了成本一万块。我们也听到前不久江湖谣传的《霍去病》，据说是很便宜。当然现在坊间也流行叫“211模式”，就20天制作周期、10个人、10万预算，但你这个只花了一万。你讲讲这个AI成本，给大众也介绍一下，因为很多人觉得这水太深了，到底是多少啊？

周楠：明白，我先澄清一下。这一万块钱是我们用来做一件事情的，有个词叫“抽卡”，也就是说我们真正去调用大模型的算力，不管在这个过程中是我们希望大模型帮我去写一首歌，还是我和大模型聊一个问题，包括这样的事实性考证，包括如果我们用亚光速旅行，到那个星球要多远——所有这些文字的交流，和我们最终生图、生视频的所有成本，大概是一万块钱左右。但这其中就不包括别的。比如说我和两位导演朋友，我们三个人所有的工作时间，几乎是从下午六点半下班以后，一直到半夜一点，没有停止一刻地工作。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自己也在做AI团队的创业，我把这个片子放在收工之后做，因为我正常的上班时间是在做一些其他的内容，包括培训我们的小伙伴们。所以我们就把这个放在了下班。

谭飞：等于实际上这一万没包含人吃马喂，没包含员工工资，也没包含你们的付出。

周楠：是的，也没包括兄弟累了请他喝顿酒。

02 从技术焦虑到亲自下场跳舞

谭飞：当然我对周楠的认知是，周楠这个人从来没有展现过一种电影人常有的那种特权感。你讲讲你跟AI接触的全过程，就是说一开始是不是也是焦虑紧张，觉得AI会不会取代导演……你讲讲你跟它接触全过程这个心态，心路历程有变化吗？

周楠：其实还算是比较稳定，因为我本身对技术一直挺热衷的。您记得咱们刚认识的时候，我之所以能够参加当年的那些比赛，是因为我是第一个拿起5D2拍故事片的中国人。后来慢慢地，我对每一代新技术都有一种迷恋。所以这次AI浪潮袭来，我接触得还比较早。我第一次和AI打交道的机会，是前年的金鸡电影节。那一年我在担任金鸡创投的科幻单元评委。

谭飞：2024年。

周楠：对，当时有幸被指派说我们有一个短片，能不能用AI来做一下，做一个demo。我和阿里万相的小伙伴们一起做了一个这样的短片。但那是第一次，在AI还没有解决一致性、没有解决画风的任何问题的情况下，硬生生搓出来的一个短片，那是最早的一次。紧接着，我有一个中学时期的好朋友，他创业做了一个大模型公司，我就参与了这个大模型公司的培训，包括后台技术、视听语言、美学方面的一些探讨，大概花了一年左右的时间，尝试着理解AI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它能生视频、能生图、能做这些东西。甚至我自己把斯坦福李飞飞教授的课也上了一遍。然后到了去年的11月底，我开始用AI。其实这两年我一直用AI做各种各样的影视项目的PPT、预告片，就是那种预览片，都在做。但是到那个时候，忽然我自己做了几个镜头，我被那几个镜头打动了。我觉得这几个镜头，我不再介意画面是否清晰，我在意的是这个人的眼睛有没有跟我说话。我就说，这个事儿好像可以开动了。其实这比很多团队要晚。

谭飞：当你觉得AI拥有了技能，显得有人味和生动的时候，你才觉得可以跟它合作。

周楠：我才觉得可以合作。

谭飞：可以跟它共舞了。

周楠：对。然后我就开始说，我们是时候了。于是我和多年来的好朋友差不多用了一周的时间做了这个决定，我们两个一起就在这个地方成立了这样一个小团队，到现在大概三十人左右。

谭飞：那你自己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影视创作跟AI的关系，你会怎么说？

周楠：我觉得一定是有您刚刚提到的焦虑和害怕在里面的。因为过去的这几个月，从春节前到春节后，大家都在说一些新闻标题，比如说“每个人都能当导演了”，我觉得这是个好事，说“不再需要导演了”，还有人这样说，或者说“影视行业要翻天了”，然后“一个人在家一个晚上就能做一个电影了”。所有这些东西袭来的时候，我觉得作为一个导演还是会焦虑的，还是会担心两件事。第一件事，是不是真的这样，是不是我十几年的这个非遗手艺就没了，或者说白学了。

谭飞：白读大学了是吧？

周楠：然后第二件事就是担心，如果这件事不是真的，但它对我们行业的影响实际上是巨大的。你会遇到很多人，比如说像您刚提到的《霍去病》，我在这个创业过程中就有人给我发消息，转发这个消息，一句话不说，但我知道那里面有句潜台词是“你看看人家”。

但是实际上，当一些消息被鉴定为假，当一些东西被沉淀下来之后，你会发现那些东西都只是工具而已。就像从胶片过渡到数字的阶段——你不用再去配光了，不用再去那种剪辑台上剪辑了，这个东西确实为创作带来了便利。但与此同时它也会沉淀下来，确实有的团队可以用城市化的工作流，一键一个月生成一万分钟的内容，去大大削弱整个影视行业的人的注意力，这都是存在的。

03 与AI共舞，先要了解它的边界

谭飞：对，刚才我们闲聊的时候你也提到一个概念，叫人要与AI共舞，怎么理解这个共舞？

周楠：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我也一直在不断地尝试几乎所有能找到的工具。每个工具和模型都有自己的限制，都有自己的所长。所以了解你使用的工具是必不可少的一环，了解它能够拓展你什么，也要了解它在限制你什么，那个边界在哪里。

所以我所说的共舞的状态，更像是如今我这个小地方，其实接待了几十位导演、制片人，业界的精英都会过来看看我，因为听说我在做这件事，他们还会问我：你是All in了吗？你是放弃了吗？我说没有，但是我给自己留了半年时间的gap，我说在这段时间内，我想知道我到底能和它协作到什么地步。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明白了怎样把AI当作自己的一个伙伴，让它帮我拓展我自己原来做不到的事情。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重要。其实AI已经超越了工具属性。

我前段时间特别喜欢的一本书叫《艺术的慰藉》，它里面讲到一个点，就是说人类发明工具，是延伸了人类行为的可能性。比如说我个子不够高，我发明了梯子，我的手不够长，我发明了棍子。但艺术则不然，艺术弥补的是人类心灵上的那个“不能够”。比如说我们的记忆是短暂的，所以我们发明了画，发明了照相术，让我们的记忆变得更加隽永，让我们的形象不会变得那么速朽。AI在这个事情上，我觉得它确实在两方面都有一定的价值。它一方面是延展了我们的能力，另一方面其实是加速了，或者说放大了、扩充了我们想象的可能性。这是我最大的感受，可是你必须学会跟它对话，才能做到这一点。

更多的身边的朋友，比如说有些影视公司，他们会成立自己的AI团队，会请一些技术人员来帮拓展一些东西。或者说也有导演朋友会请个助理、请个年轻人过来看一下怎么回事，讲一讲。但是你不真正下场去跳这个舞，我觉得是没有用的。所以我在做两件事。第一个就是我自己下场跳舞，我想知道这舞怎么跳。第二件事，我也在尝试把我自己这么多年来的一些工作经验、感受和方法逆向工程，相当于我把自己变成AI的工具，一个叫作Agent的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可以和很多导演、我们的伙伴们一起使用。现在也有其他的导演，也有像摄影指导、视效指导、美术指导参与到我们中，他们可以完全用我的工具，用他们习惯的工作方式去工作。这就是我所说的共舞的方式。

谭飞：相当于你是带着一点教练性质。我刚刚看到一个长发的、帅气的男摄影指导，原来也是做常规电影的，在你的共同熏染下，现在慢慢学会了与AI共舞。他们的感受你了解吗？

周楠：我觉得首先一定是新鲜和不适应。像刚才这位摄影指导老师，在我的《敲门THE KNOCK》这个项目里，他做了四个镜头，用了差不多十天的时间。

谭飞：还不如他自己拍是吧？

周楠：不如，我们只剪进去两个。但是在刚才您看到的攀登的这个项目《如山》里，他几乎承担了一大部分的镜头创作工作，因为他很快就适应了。从我们这个行业进入AI创作这个行业，因为我们的视听、我们那些传统的手艺是有的，所以学技术是很快的。但是从技术的角度进到我们行业，进到影视行业里，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的浸淫。所以我希望的是把那个门槛，把我们行业的人的门槛降到无限低，让每个人都能把AI当作创作过程中的一部分——比如当年有一段时间咱们一直在流行3D电影，一个传统导演去拍3D电影，只要搞清楚几个数据的概念，马上就能干活，其实就是这个东西。

谭飞：第一部戏两个镜头花了十天，第二部一下就上手快，说明他还是有一个适应过程。

周楠：有，要有适应过程。所以我说你不碰这个东西，你是不知道。比如说我就在拍您这儿，我只需要把镜头转90度，AI是很难做到完全保证一切时空的连续性的。但是当它掌握了这个技巧之后，我们发现有别的方法可以做。它就特别像我们在拍电影的时候，这屋就两面墙，但是我需要拍出第三面墙的感觉来，我们用什么办法？我们的经验就是很快地把这个东西变为在规定时间、规定预算之内完成的东西。所以我们在传统行业里的这些经验和应变能力，就又回到了我们的生产逻辑中。

谭飞：那么你给观众也分享一下，因为很多人可能也不知道我们AI电影应该如何拍。它有没有分场、分镜头的脚本，跟常态的有什么区别和共同点，你跟大家讲一下。

周楠：其实整个AI的创作过程，并不像网上那些消息说的，一键就生成了一部电影。我觉得它可以让每一个人，只要你有一个故事想要讲，就可以做出一个70分以上的片子。真的可以做到，这是AI很神奇的地方。但那个片子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和别的片子可能会有些像。当这个东西量大了之后，你会发现它感染人的概率会降低。

谭飞：就是流水线式的感染人的模式。

周楠：对，是的。它会有一点工业味，有点像您刚刚提到的。

谭飞：工业糖精味。

周楠：预制菜的感觉。而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流程，就属于老手艺的流程。首先，剧本必须扎实。然后我们会去做分场、做分镜，再把每一个镜头按照我们的需求，加上我们设计的人物、造型、场景、道具、资产，共同构成一个关键帧，再用这个关键帧去延伸成一段可动的画面。简单说来，就是把最后时间线上的那个大家看到的画面，用AI的方式生成。

但这里面存在一个特别大的挑战。在很多刚刚入这个行业的小伙伴们看来，那个挑战我们都称之为“一致性”。去年一年里，跟很多大模型公司的人或技术人员聊天，都在说“一致性”，人脸的一致性能不能解决。

谭飞：对。

周楠：只要能解决，仿佛电影就OK了。所以从去年开始，某些大模型解决了“一致性”的问题，这个狂欢就开始了。可是这个“一致性”在我们现在看来，它没有那么重要，或者它只是重要环节中的一小环。您刚看到登山那个片里面其实有好几个镜头，那个演员的脸是有点变了。

谭飞：对。

周楠：但是我相中那个表演了，我就把它留下了。因为我们就算在实际的拍摄中，也特别容易出现昨天晚上演员喝大酒了，今天早上来他胖了。

谭飞：或者大小脸了，或者是大小眼了。

周楠：对，可能眼睛肿了，或者哪儿出问题了，所以这点其实我们没有那么在乎。反而另外有两个点是现在没有人提的问题。第一个是表演和时空的一致性。这一点上，我经常跟团队的年轻人说一件事：门口有两个人在打架，比如狗咬狗也行，你去拿手机拍，你都拍下了一个连续的真实发生的时空。你就算没有你的视听语言，你也拍下了一个我一看就相信的事，因为它时空是连续的。

但在AI这个环节里则不是。我们一旦要换一个角度，一旦要推上去给一个特写，很多情况下它是由两个画面构成的非连续的时空。那件事只有发生在你的心里才行。所以这是第一个问题，就是它的这种连续性、一致性是不存在的，你需要在心里面把它实现出来，这是对于很多人来说的挑战。

那么第二件事更严重。就是每一个人，因为我们不可能是一个人做一个100分钟的东西，甚至我们可能是这几个镜头一个人做，那几个镜头一个人做。

谭飞：怎么保证一致性？风格的一致性。

周楠：对，风格的一致性。每个人对于表演的理解不一样。

谭飞：认知不一样。

周楠：比如“他静静地看着”“他若有所思地走了”“他微微地笑了”，人有人的理解，模型有模型的理解。你要非常精细地去调整你的提示词，非常精细地去调整每个人对这件事情的理解是什么样子的。所以我们才会在整个环节中说，研发我们自己的工作方式，就变成了一个由我作为导演，给所有的工作人员，像我们在剧组时剧本围读一样讲戏，一场一场戏地去讲，一个镜头一个镜头去分析。

谭飞：其实还是质量把控。

周楠：要把控，而且要让每个人都在一个语境下。所以我们这个团队就和很多那种百人团队、千人团队不一样。我们的团队不大，但是大家在共享这一套课程，一套视听语言的逻辑，一套我们自己能够彼此交流的语汇。

谭飞：包括审美上是不是也要有一个一致的标准？

周楠：是的。我们会把整个流程分为两块。一块是我们所说的资产上的，包括我们的人物、造型、道具、场景。当然，它可能没有像传统的那种资产，哪怕我做一个3D的模型都很贵，现在这个东西很便宜了。

谭飞：便宜。

周楠：但是你必须把控好它的质量，再用这些质量到生产端去延伸，把它变成一个一个的画面、一个一个的镜头。这两者之间是缺一不可的。那么导演就是负责在这两者之间不断去寻找那个统一性。因为只有时空统一了，表演统一了，人物统一了，我们才能做到真正让观众先相信，然后他相信了之后，才能够走到说我愿意为这东西付出我的时间、感情和更多东西的那个地方。

谭飞：实际上周楠说得可能是很重要的一点。特别是普通观众会认为好像AI做一个东西很容易，但其实如果没有质量把控的话，很难成为一个作品，更难成为一个商品，对吧？意味着它就没有价值，甚至就没有价格。还是在技术把控下，由专业人士把关下，这样的作品可能才真正有市场。

周楠：是的。其实说到一个商品，我觉得它背后有一个逻辑，我称之为“安全感”。有另外一个词我们很熟悉叫“恐怖谷”。比如说一个东西长得很像人，但是它就是有那么一点点不像人，当它超过了一个阈值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东西很恐怖——它太像，以至于我们反而怕它了。

其实我们做一个商业作品的时候，也在避免这种恐怖谷或者观众的那种厌恶的心理。我希望我们的作品经过这种专业地把控，经过我们这样的流程之后，能够成为一个完整的、流畅的东西。其实传统的剧也是一样的，我们是不希望观众感觉到导演在哪里、摄影指导在哪里，会想这个摄影机在哪、旁边哪个电线杆子穿帮了。我们是希望给观众提供一种沉浸于其中的安全感。这是我觉得我们团队或者说和我一样的很多小伙伴、很多导演朋友们，我们希望做到的事情。我们是用AI讲故事，它只是手段，那我们讲出来的故事能不能给人提供安全、抚慰和快乐？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谭飞：对，其实很多人讨厌预制菜，可能这个AI加持的影视作品也有这个问题。就说这个人太完美了，或者说他的法令纹怎么对称得一模一样，可能观众反而会因为这个小细节反感这件事。

周楠：的确会有这种感觉。我们在平时的制作过程中会管这个东西叫作“塑料感”。因为现在的AI模型，还是基于大语言模型的基础来做的，而大语言模型是基于概率、向量这些事情来产生的。简单来说就是大家都喜欢、大家都觉得好，或者说人们给它最高评价的东西，它就会拿出来。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的AI作品，现在里面的男女主角的长相很像某些我们都喜欢的明星。

谭飞：可能是三四个大众熟脸混到一起的。

周楠：是的。这是它在经过大量数据训练之后，觉得这就是你们人类喜欢的东西，或者这是我能得高分的东西。但这些东西一旦走向完美的时候，它进入的甚至未必是那个恐怖谷效应，但它会进入那种工业化的感觉，就是有点工业时代生产出来的标准件的感觉。可是我们真正喜欢的更多的东西，是每个人、每个创作者、每个欣赏创作的人与创作者共同创作那个过程，是在找自己和那个东西特别不一样、与众不同的共鸣感。

谭飞：对。

周楠：所以这也是我们在面对这个时候，会主动往这里面加入很个人化的东西。

谭飞：甚至略有瑕疵的。

周楠：略有瑕疵的，甚至我觉得叫作“偏见”也无所谓的东西。就是我认为这个故事它讲的就是这个，那么我们就要在这个环节中去杜绝那些一碗水端平的全面的完美的东西。

谭飞：所以它需要很多人性的、包括审美方面的自我的认知，而不是完全是一个机器下的大一统的认知。

周楠：是的。每个人自己走过的路、吃过的饭、摔过的跤都不一样，它们共同构成我们的人格。当我们幸运的时候，这个人格能够引起更多人的共鸣；当我们不幸的时候，我们也能用这种人格去找到那一个与我们臭味相投的人。我觉得都是好事。但千万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趋同，变成一个我们大家看这个东西都觉得还行，那实际上我们就失去了自己。

04 AI给的惊喜，比我想得更好

谭飞：当然你刚才也提到一个专业名词叫“抽卡”。这个跟你在原来拍真人电影这种常态电影时的NG，就是一个镜头不行再来一遍，它的区别在哪？也给大家解释一下。

周楠：我们一开始接触AI的时候，其实都被一个东西震撼了。就是我竟然可以用10块钱的算力，解决一个原来要花可能100万才能拍到的镜头。那是第一轮震撼我们的东西。然而再接下来，其实很快我们就会冷静下来——这个镜头对我们的叙事、对我们的抒情、对我们的表意有用吗？如果没有用，它就是多余的，因为它只值10块钱。第二个更重要的是，其实我在多年来的导演经历中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有的项目会把控得很严，我告诉演员说只能这么演、只能这么演，或者我跟摄影指导说我这个镜头就这么想的。有的时候它可以出来很理想的东西，但有的时候当我去更尊重我们的合作者，与演员共舞、与摄影指导共舞、与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共舞的时候，他们会给我新的惊喜，甚至那个东西比我想的远远更好。所以说跟AI的工作和这个很像。一方面，我会在大部分的情况下，有导演自己对于这个项目的把控感和统一感。但另一方面，当AI给了我特别牛的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我更像是那种状态——当它也可以内嵌到这个故事本身里面，并不喧宾夺主，并没有影响叙事的时候，我会欣然地接受那些比我想的更奇迹般地出现的东西。因为AI是会给你这些惊喜的，有的时候是我们想不到的。

谭飞：它也能启发你的某方面。

周楠：没错，它是启发我的。所以说我们面对这个事儿，是传统的经验给了我这个经验和教训，给它一定的松动量。做导演是做选择，做导演不只是做把控。

谭飞：或者这么说，原来我们老说一个大场面戏需要预拍，因为怕浪费钱嘛。但AI实际上就是让你几乎很低成本地一直在预拍，然后从预拍中找一个实拍版本，是这意思吗？

周楠：在大多数情况下没有那么盲目。因为实际上除了我们投入的成本是算力，还有时间，还有每一个项目都有一个规定的窗口。我们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时间窗口，你必须要在什么时候做出来。所以我们经常做的事情是，如果我们走这条路走不通了，就像我们在传统拍摄中等一个景等不动了一样，我们就直接换方案。我在做《敲门THE KNOCK》的时候就是这样。我们一开始本来做的最后的那个大场景是一个太空船内部的主驾驶舱。后来我们怎么生都生不出来，越生越看起来像卡通，失去了真人感。我就马上当天晚上改剧本，把整个故事的20%改掉了，改成了一个鱼雷艇，一个小宇宙飞船，我去重新做这个东西。

这跟传统的状况是一样的。所以我们不是盲目地在尝试，也不是在奔着一个方向跟AI死磕，我们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有所思考。

谭飞：明白。

周楠：尊重AI的边界在哪里，把这场戏的那个表演抠得更好。这个边界可能会越来越松动，AI的能力会越来越强。我们的团队有一个共同的共识，就是可能每二十天、每三十天，我们就要重新讨论一下。

谭飞：迭代得太快了。

05 跟AI“谈恋爱”，得先定规则

谭飞：当然，你曾经说过一句话，你说导演其实就像翻译。可能在传统语境下，这个意义没有想得太透，但是在AI语境下，好像你这个越来越准确了。其实导演有时候就是要驱使AI工作，但是AI一定听你的话，或者AI一定能理解你吗？你们怎么形成这种很好的合拍呢？

周楠：其实现在都还是在谈恋爱的过程。

谭飞：因为我刚才看你在那个机器上，你就给它说一些话，它给你把一些其他的加在一起，给你衍生成新的更专业或者更具体的话。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什么经验跟大家也分享一下？

周楠：其实是有的。这些经验在很多的平台上大家都在不断地分享。比如说你在跟AI聊天的时候，有一种方式是我们按照跟AI聊天，先定义对方的角色。比如说有的时候跟AI说你帮我做一个镜头的时候，我先告诉它：你是一个优秀的电影摄影师。实际上就是我们先给AI定一个角色。其次你要想好你跟它交流的每一句话之间的权重座次的问题。什么是最重要的？比如说我们生图的时候，你先跟它强调的是画风，还是先强调的是一个人的样貌，还是先强调的是一个人的行动，不同的大模型都有不同的规则。我们自己写了一些工具，就是把这种规则本身内化到这个工具里面。那我跟我的工具聊天，工具把我的语言翻译成对不同模型有效的座次表，再传给它，那么AI就会更听话。所以这些东西就是亲自下场做，你才能找到的一些小办法。而且还是要不断地迭代，可能过一个月，这些规则又全部失效了。

谭飞：等于说你要不停地跟AI交流一种规则，让它明白你的所思所想。

周楠：对，你要尊重它的规则。

谭飞：那些软件包括大模型，它们分别适合——比如即梦，包括其他的一些OpenAI的——适合用多少字来跟它们沟通，有没有经验跟大家也聊聊。

周楠：其实是这样，不同的模型它都会有自己的用户手册。比如一个生成视频的模型，它的手册上面写的是，500字是它的理解上限。如果超过500字的话，那么剩下的文字它会随机地提取一部分。所以我就会在我的软件里面规定它：你要写这段话，只能限制在500字以内。这样它给我的东西就不会丢失我想要的东西。但是别的模型，它可能会没有字数的要求，或者说它可能要求是300字、200字，然后让我的工具再去帮我格式化就好了。

谭飞：其实周楠确实有天生这个优势。因为我认识你这么多年，我觉得你整个说话是很准确的，包括打的字，没什么废话、套话或者歧义。这个是不是对AI的驱使者来说是很重要的？讲讲你跟AI在掌控它的时候有些什么秘诀？

周楠：我觉得两件事吧。第一个就是文学素养，是一个人对于你的母语掌握的深度，这件事情一定在未来是有用的。也许将来会有脑机，也许会有别的，那我们人和机器交流的带宽会变宽，但人和人呢，我们真的用脑机交流吗？

谭飞：你本身的能力还是要具备的。

周楠：要有的。所以这是一种语言的理解和传达能力、审美能力，这一点决定了你的交流的上限，你可以聊得很有意思。

还有一个就是下限的问题，就是人的工科思维，就是理性，相当于你思考带不带理性。

谭飞：逻辑思考。

周楠：对。你能不能把自己的需求按照轻重缓急，一、二、三、四地梳理出来。如果能够的话，那么对于AI的理解也很重要。所以我觉得我很期待的是，我们每一个跟AI想要交流的人，要在这两个方面都努力和进步。不是跟AI说一个模棱两可的愿望，而是要该量化的时候量化，该动人的时候动人。

谭飞：但那些文艺电影导演可能也会很难受，他们怎么去给AI输出那个洋酒香气、雪茄氤氲的感觉？他怎么去描述这种所谓的临界状态下的文艺感？这个又怎么去配合呢？

周楠：这个问题有点问到我了。因为我一直希望我能够传达出更准确的需求，甚至有的时候对自己有点过于苛刻了。但我确实也在做一些程序，因为现在Vibe Coding很简单，你用自然语言就能编程了。所以我在跟别的导演朋友对接的时候，我有帮他们开发一些接口，我可以让他们说得更天马行空一些，就是我只是想要一个感觉。那么AI会回过头来问你问题，你说这个感觉是A、B、C、D哪几种？当然这个东西它有可能都不对，对吧？然后还可以再去问问你。因为AI不知道疲惫。我觉得每个人只要愿意交流，而且我觉得问题本身也是一种启发，所以慢慢地经过这个交流的时候，那个导演的意图是可以浮上水面的。

谭飞：他等于也把自己搞清楚了。他可能说之前自己也不清楚，通过AI交流他也具象化了是吧？

周楠：是，其实这也是跟AI共舞的一种方式。我是希望我和AI的，或者我们导演和AI的关系也像是一个特别棒的策划，对吧？还是一个特别棒的朋友。我们在聊天的过程中其实是获得了启发，获得了更明确的方向，甚至可能是获得了与出发点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但是它更有意思了。这个交流是可以做到的，AI是可以做到的，因为它就像我刚才说的不知疲倦，它有它自己的一些长处。

谭飞：所以其实AI可以完成一个从模糊到具象、从具象到具体、从具体到实操的这么一个节奏。

周楠：是的，它其实在每一个环节中都可以对我们传统的流程进行一定的加速和一定的启发。只是说这种加速和启发，我们究竟是想说一切就靠这个了，还是说可以让我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别的事情上？我经常举一个例子，还是回到工具的例子——你给我一根棍子，有的人用它去登山了，有的人是还躺在床上，但用它去挑一个远处的饼放到嘴边上。它是不一样的。你面对工具的心态不一样，你就能抵达不同的地方。

06 从拒绝到拥抱，把AI研究到祛魅的地步

谭飞：那你觉得你的经验结论讲了很多了，教训上有没有呢？因为人不可能每一次都踏得那么准。这个过程中有没有反复，或者说你也很抓狂，简直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有没有这种阶段？

周楠：有，其实有蛮多。随着AI模型能力的进步，可能这种抓狂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当然也是自己对它的认知越来越多了。每天都有新的技术产生。我最希望的不是了解技术，我最希望的是克服技术，希望的是这个技术对我来说不重要，我还能回到创作本身。可是又会在我们正常生产的这件事情上，需要投入一定的精力去让我们的工作流、让我们的这些工具变得更好用，能够让更多人把它用好。

所以在这点上我觉得时间不够。我要更早点去学这个、学那个，可能更好了。我觉得这是AI时代给我们每个影视从业者带来的一个必要的规则。就是除了你需要像我们以前的影视人一样，真的大家都很能吃苦，我们没有休息日，我们没有那些外国从业者们的那些要求。但是有一点就是中国人很擅长的，就是终身学习，不断地进步，不断地拥抱新东西。因为你只有先拥抱了它，你先知道了它，你才能克服它，你不被它吓倒，你也不让它成为一个障碍。

有人问我说这个AI能不能让中国再拍出更好的电影来？我说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我们现在把一个IMAX摄影机也放在中国，你随便用了，我们把世界最先进的设计放在中国随便用了，我们能拍出世界上最先进的电影吗？如果不能的话，AI也不能。但如果AI能够让我们从一些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那就能。

所以我说我的教训就是在这一点上。我曾经面对AI的时候，是有一点点拒绝的。那个拒绝是在于我不相信这玩意能取代我，我不相信这玩意能那么好，我不相信，我不能碰这个，我一碰这个，该没有人找我拍戏了。

谭飞：是。

周楠：但我现在不这么认为。因为首先自己还在做着戏，但更重要的是我觉得我索性就把它研究到可以祛魅的地步，学习到祛魅的地步，索性就拥抱它，索性就昭告天下。那我还是我自己，我作为导演的那些创作的东西并没有因此而失去，反而有了更多的机会。因为在如今的环境下，谁给你机会随时随地可以同时开三四部片子？但不管它是100分钟的，还是10分钟的，我现在可以持续不断地每周出一个片子。

谭飞：每周出一个？

周楠：就像刚才的那种五分钟的小片。

谭飞：产量太高了。

07 AI时代，主动性就是导演的护城河

谭飞：那么你同意一句话吗？就是说今后真正的影视圈的王者，是很善于跟AI交流、很准确地能传达自己想法的创作者。

周楠：我觉得好像影视圈中一直以来的王者都是那种。

谭飞：只是原来跟演员和编剧。

周楠：对，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多人协作的东西，它和一个人做一个作家不一样。所以说我觉得这点是没有问题的，只不过AI它真的就是一个新的工具，我只不过是开始拥抱它了而已。

至于说AI这个时代会不会像电影有了声音、电影有了色彩、电影有了特技一样，给影视行业带来一个特别大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我首先是相信它会有的，但是究竟它会对这门语言带来多大的挑战和多大的机会，我觉得现在谁也没看到。

谭飞：不太好预测。

周楠：对。未来它和游戏和互动和XR，或者AR/VR之间，究竟会产生多深远的影响？究竟我们人的闲暇时间会有多久沉浸在一些宇宙中、一些别的小宇宙中？我们是不知道的。

谭飞：那技术平权时代，你作为一个科班出身的导演，你认为你最大的护城河，在AI时代是什么？除了专业能力，审美上还有什么？

周楠：主动，就是主动。

谭飞：拥抱它。

周楠：对，就是主动本身。甚至包括任何一个传统的影视项目找到我，我一般都会在可能对方还没有意识到我会投入时间和精力的时候，我就已经去深入地看它了。这个主动的感觉是用来弥补这个行业永远的不稳定感的。但同时我觉得也是一种我们能够和它共舞的时候的一个特别重要的属性，就是我不要等到非要学了的时候才开干，而是我现在就先来，我先动起来，我能失去什么呢？

谭飞：就把“危”真的转化成“机”。危机不是说危险，而是也代表着机会。

周楠：对，我期待它是一个。

谭飞：但是现在确实我们这个行业极其焦虑。包括最近也有公司签了AI演员，你也听说过AI要取代什么编剧、导演，各个的腰部演员全部会取代，头部因为它有明星价值，有他自己的脸，不会被取代。那你怎么预测AI跟影视嫁接的未来？会很多人失业吗？

周楠：我觉得娱乐这件事情，我的感受是会有更多的方式，会出现更多的新的名词、新的定义。所以影视产业它本身的行业历史也就一百多年，可能在人类整个文明史上是非常短暂的。也许再往下走一步，我们可能都叫作某种新的概念了。我们大家一起再创造一些可以让更多人一起进来、一起去娱乐的虚拟宇宙，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它不见得减少了我们的工作机会，甚至它有可能增加了。而工作机会背后它真正代表的东西不是工资，而是工资代表的那个购买力、代表的那个价值感。所以我是觉得我们每一个从业者，我们既有的经验也好，我们既有的学识也好，它未来无非是我们需要想到一个方法，把它转化为我们个人的价值感。因此您要是说到未来我们怎么看待这个行业的失业也好、什么也好，它其实很像马车转汽车。

谭飞：对，车夫该怎么办，那可能当司机去了。

周楠：对，可是没有想到还要修路，对吧？那时候还有别的东西。所以我们的主动性就在于一定往前多看一步，而不是说不行，我就是传统的从业者，我要把我这老手艺变成非遗，那也是一个办法。

谭飞：还是得去积极主动拥抱。

周楠：是的。因为有些话我觉得有点荒谬的。就我刚跟您说的，大语言模型出来四年了，为什么没有人说作家可以被取代？为什么没有人说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作家？因为我们跟文字很近，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边界在哪里。可是我们跟影视，有的时候它很神秘很远。因此我们一键做出了一个70分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欣欣然的快乐。那我觉得这快乐是好的。我非常高兴地看到有很多原来默默无闻的从业者，他们做出了一个五分钟、十分钟特别棒的东西，甚至我们也在联系这样的人，都很有创意。但是最终能不能嫁接进一个让更多的人得到抚慰、得到安全感的创作中，还是我们上次说的，我觉得还是带着一点高尚情操的理念。

08 AI爱我们比我们爱它多

谭飞：但你个体不担忧一件事吗？就是当大量用AI，它的预制菜感越来越重的时候，观众还会为该作品买单吗？会去电影院吗？会消费AI作品吗？

周楠：在有声电影出现的时候，人们也在拒斥有声电影，说这个东西它如果有个声音，那还讲什么故事？现在我们听起来很荒谬。

谭飞：原来都靠字幕讲，默片。

周楠：对，包括色彩。因为原来电影是具有文学性的。

谭飞：是。

周楠：然后感觉有了声音。

谭飞：破坏了文学性。

周楠：包括电视的出现，包括很多技术的出现，人们都会产生第一轮的恐惧，但是它会诞生新的物种。我是觉得AI目前我们所看到的所谓完美的预制菜感的东西，它还是一个过程。我期待的是看到新的物种。所以我觉得现在它在一个过程中，它只是一些声音不好听的演员演了有声电影，只是一些色彩没有调好的胶片拍了有色电影——说人脸是猪肝颜色。它是这种情况，但是它最终会走向一个填补人内心中的那个空洞、填补人与人之间交流时的那个共同的社交语汇的东西。它仍然是我们的一些共同的记忆。

谭飞：那在你的实践语境中，你觉得目前的AI最大的短板是什么？因为我们看了一些影像化AI，可能我个人觉得你这个牙齿弄得太失真，不像人的牙齿，法令纹太对称，或者这个纵深感里面，近景跟远景一样的清晰。你觉得你自己这个实践过程中，目前AI还存在着短板，最大的是哪些方面？

周楠：先从专业创作的角度来说，AI目前对于专业词汇也好、非专业词汇的理解，还不够像我们在现场时那样得心应手。

谭飞：百分之百准确。

周楠：不够得心应手。以及它对于空间的想象，其实还是时空的连续性、一致性的这件事情，它还会让观众有所分心。

谭飞：跳戏了。

周楠：对，跳戏，这点确实还不够好。当然，现在在大语言模型的旁支，还有一个叫世界模型的领域，也在不断越来越成熟。它会更好地理解世界是什么样子的、物理规律是什么样子的。那么这个模型与AI模型、大语言模型的共同发展，会让这一点很快就消失掉，但是此刻确实是它的短板之一。那第二个短板，我觉得可能更严重一些。大语言模型是基于规律的，是基于概率的。

谭飞：或者基于过去的经验。

周楠：对，但这其实是我们的优势。我们不是基于概率在创作，我们不是一味地在讨好。我们有的时候是在做一件没有人知道他们想要什么的东西。所以这一点上是我们创作者生存的那个狭缝。但确实是AI的短板，它会给我们更多讨好型的概率性的答案。那么这个东西我觉得也许它会变，变了之后我们也要有新的身位、有新的舞姿去跟它一块玩。但是此刻，这确实是它的另外一个问题。

谭飞：从人格的角度，现在的AI还处于讨好型人格阶段。等它真正放飞，变成独立自主创造型的人设的时候，可能它就真的无敌了。

周楠：创造的时候也许我们还有机会。比如说AI是没有生老病死的。

谭飞：对。

周楠：AI是没有对于时间的恐惧的。我们有，而且这是所有人类共同的上万年的记忆。那件事情不了解我们的人，它无法打动我们。或者说它如果打动我们，它也只不过是在装作是我们，就像质子一样。所以我觉得人永远是有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哪怕未来有了具身智能，哪怕未来我可以触碰到这个AI，我也觉得人与人的交流是可贵的，甚至未来可能是奢侈的。人与人的心灵交流也是这样。也许未来会像现在一样，你可以看到在银幕上打开一个视频网站能看到一部话剧的录播，但是你仍然会去那个现场，仍然去看那个活生生的人。你甚至仍然看三场、看五场，想看它这一场有什么瑕疵，那一点会让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活着。我觉得这个可能永远不会消失。

谭飞：人味和人之间的交流是永远不会消失。

周楠：以前有句话说，我们喜欢对方也要喜欢他的缺点。可能我们以后会把这句话改一改，会变成：我喜欢对方，是因为他有缺点。

谭飞：对，因为古语叫“人无癖不可交”。你得有各种癖好，甚至是怪癖。比如说你这人夏天得穿很厚，那可能说明这人很可爱，很有个性。那你觉得从技术上讲，现在的AI处于一个什么阶段？小学、幼儿园、初中、高中，还是大学？

周楠：我现在觉得它还蛮像一个幼儿园的孩子，因为我孩子就正在上幼儿园。你会发现它其实，我觉得它爱我们比我们爱它多。

谭飞：它更离不开人，是吧？

周楠：对，它离不开人。然后它也会无条件地去讨好我们、去怎么样。而我们的指令它有的时候听不懂，它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是有限的。它不明白什么是死亡，它不明白什么叫作反打。但是另一方面，它也很可怕，它会一日千里的长大。它就会像每一个儿子，忽然有一天发现父亲比自己矮了。

谭飞：对。

周楠：都有可能会存在的。可是我也期待人类永远能够给AI一个它意想不到的依托，一个家，一个像父亲给我的那些东西。可能这个比喻很微妙，掺杂自己的感受在里面。但的确，我非常期待看到人类和AI一直这么共舞下去。我希望大家能够在这种疯狂的发展中，也找到规则、边界，以及相处的方式。不是说一定谁要取代谁，谁比谁强。不是一个弑父的逻辑，也不是一个我跟儿子老死不相往来的逻辑。我甚至期待和猜测，中国人对AI的接受度和相处的融洽度会很高，因为中华文明几千年没断过。

谭飞：对，海纳百川的一个东西。

周楠：对，是一个充满了无数记忆的东西，称之为文化语码，那就是中华文明的提示词。就比如我们说月亮，我们会想起李白；说酒，我们会想起苏轼，当然也会想起李白。但这些东西就是我们每个人都背着一个巨大的语料库，背着一个记忆库，背着一套蒸馏过的AI系统。所以我们和那些记忆和共同的那些东西相处得很融洽。我们每个人的姓氏里面都有好多的故事可讲。我觉得在这个基础上，我去想象和AI之间的关系。就是我们能够在这个里面找到自洽的东西，找到我们和父辈和所有的记忆载体相处的时候，我们既不完全信它，又不完全背叛它的那个东西。我们甚至拥抱它，我们拥抱自己的中华文明，这个关系我觉得很好。我们和AI这个庞大的记忆库能不能这么相处呢？我期待是那个样子，我自己现在在做的也是这样的一件事。

谭飞：好，谢谢。

「四味毒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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