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象征、天人话语与神圣地理

《投龙》，［法］沙畹 著，巫能昌 译，商务印书馆2025年出版

继2024年出版《泰山：一种中国信仰专论》之后，商务印书馆又于2025年11月将法国汉学巨擘沙畹的《投龙》推送到中国学人面前。1919年，沙畹的遗作《投龙》第一次将一种冷僻的中国道教仪式带入西方汉学的视野：“公元7至14世纪，道教中有一种仪式，旨在向洞穴、隘谷或泉水投掷铭刻于金石之上的祈愿告文，再由金属制成的小龙充当使者，将这些告文呈递给神明。我们打算研究的便是这种被称为‘投龙简’的仪式之实践。”作为对“投龙”这个悠久祭祀活动进行系统考察的首部论著，《投龙》更像是一篇丰富的论文资料汇编，因此，对于已有关于“投龙”多种考证研究和实物出土的中国研究者来说，我们更感兴趣的是，该书的章节顺序是按投龙简、投龙碑、道教洞天考证、投龙仪和结论来安排，这其中体现了沙畹怎样的思维方式和观念？这些碑刻拓片和历史资料的汇聚和整理，对今人来说又有何种学术价值？

投龙之金龙，江苏金坛薛埠镇东进村采石场出土

全书分为两部分，每部分包括两章。第一章聚焦投龙简：从沙畹对唐玄宗738年在衡山投递的铜简和吴越王钱镠928年在太湖投递的银简（包括玉简）的考证中，我们关注到他很强调投龙简的材质和金龙的信使功能。第二章是沙畹对多个投龙碑所拟定的目录，对碑刻的内容进行了逐一呈现。由于沙畹曾两次亲临泰山并关注封禅活动，因而对泰山岱岳观碑文的着墨篇幅最长，对泰山各种碑刻的录入也最为丰富。沙畹在这一章对各种相关碑刻做了较充分的历史地理考证，这些投龙碑所涉及的空间跨度为山东、河南、陕西、江西、北京，所涉及的山脉和水系包括泰山、华山、嵩山、大房山、云门山、麻姑山、济水，时间跨度为公元7世纪到14世纪，历经唐宋金元多个朝代。两章的共性在于，沙畹运用实地考察、拓片收集和金石文献相结合的“多重证据法”，对投龙简、投龙碑的目的、缘起、内容和出处详加考证，且特别留意道士在投龙仪式中的作用和象征性。第三章沙畹以道士杜光庭的《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和清代《古今图书集成·洞天记》为底本，对道教两个系列的洞天（即十大洞天和三十六洞天）进行了考证，解释了“洞天”一词的出处、含义以及公元500年左右盛行于东南的历史，并注意到投龙仪式与道教三十六洞天的关联。此外，值得强调的是，他将杜光庭的作品纳入“宗教地理学”，体现了他切入这一仪式考证和研究的重要视角。第四章则以杜光庭的《太上灵宝玉匮明真大斋言功仪》为底本，对其中所记载的投龙仪式的过程进行了细致全面的注释和说明，涵盖的范围从老子、天师到道教的仪式、著述、常识、观念，指出投龙仪式的目的是告祭天地水三官。北京大学李零教授在前言中说道：“沙畹把投龙放进道教洞天的谱系讲，关注点是唐以来的道教。”我们从第三、第四章可以看到，从《泰山》到《投龙》，沙畹的探索从国家层面的山川祭祀转向了道教对这项传统的吸收与转化，具有非常合乎逻辑的延续性。

总体而言，《投龙》四章一气呵成：首先是仪式最基础的核心构成投龙简，其次是提到投龙仪式的碑铭即投龙碑，再次考察投龙仪式与道教圣地的关联，最后通过道士杜光庭对投龙仪式的文字记录详细揳入其发生的全过程。除了体现考证本身由点到面、再到立体维度层层深入的链接，还容纳了时间、空间的多重交织，而这个交织的中心，是投龙仪式所承载的象征性。那么这一象征性究竟被赋予了何种富饶内涵？

沙畹在另一部代表作《泰山》中开门见山地指出：“中国的山川俱为神明。她们被看作受崇拜的自然的力量，有意识地作用着，因而能够通过祭祀获致祯祥，她们也会为祈祷所打动。”又在结论中论述：“泰山、黄河或者北斗等景象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所引发的联想是雄伟壮丽和永恒持久……”在沙畹看来，中国的山川具有一种神圣的性质，且被赋予精神载体或符号的涵义。从聚焦给他无限灵感的《史记·封禅书》开始，沙畹就观察到山水对中国文化中天人关系的“中介”作用。但这个“山水”并不是纯粹的自然。以泰山为例，通过帝王的封禅活动，使泰山成了连接神圣与世俗、天命与王权的合法通道。封禅作为“天子”与“天”的对话，实为向神圣的高处宣告天子统治符合政治秩序，他的帝国是合理的甚至理想的宇宙模板，而封禅也意味着帝王的权力获得了天的认可，是其统治合法性最高级的认证仪式，成为至高权力的象征和天人之间的“契约”。事实上，李零、汲喆、舒瑜、李俊领等学者在《泰山》的评论与研究中已较深入地触及沙畹认识中国的角度、他的历史意识、他对中国人山川崇拜的切入以及他对于这种信仰的通透与隔膜。译者巫能昌在译后记中概括了两部作品的实质：“若说《泰山》是神圣地理学方面关于某个特定圣地的研究，《投龙》便是对特定圣地谱系的考察。”

泰山岱岳观西碑南面第一层拓本碑文记录了武则天时期（698年1月19日）投龙

我们可以把《投龙》中沙畹的思维结构分为两大板块：其一在于沙畹对这一承载权力的仪式及其象征空间的不断扩张过程的论证。从“封禅”到“投龙”，从“五岳四渎”逐渐向道教的“洞天福地”蔓延，从而使这些地方也被灌注以权力符号的象征色彩，形成一个丰富、广大、具有精神和宗教色彩的空间网络，达成帝国中央集权对地方体系的同化和掌控效果。沙畹尤其关注投龙仪式中的“法器”：金龙成为“邮差”将简牍运往天地水三官，投龙仪式及其承载的书写成为由皇权垄断的隐秘祭祀话语，而泰山封禅和投龙仪式的核心在于如何通过神圣空间、神圣时间和神圣人物建构一套等级化的宇宙政治秩序；其二在于依托道教典籍，对投龙仪式与道教的密切关系在时间上和细节上进行考证，重点关注权力仪式如何与道教产生深入连接和融合这一问题。简言之，《投龙》揭示了“山川祭祀”如何作为一套隐秘的权力语法，完成了对中国古代的政教关系及象征仪式从观念到地理的逐步落实。

沙畹的治学方法偏向实证与考据，以论据和事实说话，但他的思维是社会学的，他把涂尔干学派的观念付诸实践，从中国文化的幽微细小入手，试图获取打开中国集体意识和权力秩序的钥匙。受沙畹惠泽的学生和研究者们不胜枚举。如沙畹从空间角度理解中国精神深层逻辑的方式直接影响了葛兰言，从道教仪式和国家祭祀入手的研究角度启发了马伯乐，从社会学和哲学的角度思考则启发了佩特鲁奇对艺术的诠释，至于语文学背景、实地考察和金石文献互证的方式，则深深影响了伯希和的跨文化建构。而《投龙》作为汇编式的作品和李零笔下“没讲完的故事”，给后继学者们留下了诸多可以探索的留白之处。随着投龙简的不断出土和相关展览的举行，今天的中国学人拥有了更加丰富的一手资料。沙畹关注的重要论题如权力与仪式的关系、祭祀的天人内涵和神圣地理的变迁等，对今天中国的政治、宗教和传统文化研究仍具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