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时轮上将豪爽仗义，但晚年却不肯跟一老上司来往，为何如此？

开国上将宋时轮，军事生涯功绩显赫，红军时当过28军军长，解放战争中更是陈粟麾下的主力第9兵团司令员，此后还入朝打了著名的长津湖战役。将军性格豪爽仗义，七十年代任军事科学院院长期间，曾把多位处境不佳的老战友，点名要到军科保护起来，并出任政委、副院长等职务，情况明显改善，他们对宋时轮无不感激。

不过宋时轮有一位战争年代的顶头上司，建国后和他一样都被评为上将，这二人的关系却始终不怎么融洽：宋时轮长期不肯跟他来往，让家人也不要提他，矛盾直到晚年也没化解开。这是怎么回事呢？

跟宋时轮有过摩擦的将军，就是开国上将萧克。有人可能感到奇怪，萧克什么时候直接领导过宋时轮？还真是有这样一段经历，但时间非常短，并且合作的结果出人意料。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后，八路军主力在华北地区积极布局活动。宋时轮很受重用，1938年跟邓华一起领导了冀东大量抗日部队、声势很壮，总人数竟一度达到10万人之巨。不过农民武装普遍缺少正规战术训练和组织，战斗力比较一般，再加上日军不断在冀东进行扫荡，宋时轮不得不暂时率部退往平西整训，期间兵力折损大半。

为了加强统一领导，打开冀热察抗战局面，1939年初延安决定新建冀热察挺进军，由120师副师长萧克担任司令员。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宋时轮成为了萧克的直接下属，他出任挺进军十二支队司令，受到萧克指挥。

宋时轮的情绪并不好。因为前段时间部队损失大，现在又被组织上派来了直属领导，他不能继续独当一面了。但这并非宋时轮跟萧克出现矛盾的主因，起初宋时轮很尊重资历过人的萧克。真正直接导致二人关系恶化的，有两件事情。

一是冀东抗联领导人高志远，多次要求带部队离开平西、回老家冀东打游击战。因为农民子弟普遍思乡，转移到平西后不好控制，并且高志远本人也是很想回冀东的。萧克坚决不同意，一来二去他对执拗的高志远，有了不小的意见，认为高志远不服从领导，没有大局观。

后来有人举报高志远“通敌”，引起了挺进军司令部高度重视，萧克司令员主张处决高志远。宋时轮闻讯大惊，表态说万万不可：高志远是农民武装领导人，本就不是我党内部人员，只是军事上受到挺进军领导指挥。这批农民官兵思想有局限性，但性情十分淳朴，都是真心抗日的。宋时轮认为所谓高志远通敌一说，是遭人诬陷子虚乌有。

一向沉稳冷静的十一支队司令员邓华，同意宋时轮的看法，认为高志远只是有自己的抗战主张，对待这种问题，不应当贸然上升到敌我矛盾的高度。然而宋时轮和邓华的话语权，当时还是相对有限，最终经投票表决，高志远还是被冀热察挺进军内部处决了。暴脾气的宋时轮，对这一结果当然是极为愤怒。

第二件事情，则是不久后在板城村发生的对峙。原冀东抗联官兵，在高志远死后基本自行离队回乡了，影响很恶劣，挺进军实力自然也受到削弱。宋时轮也因为高志远事件，对萧克的治军及管理方式产生了很大意见，经常进行反驳，上下级关系变得很紧张。

1939年板城村会议，萧克准备将宋时轮停职，由挺进军参谋长程世才接管第十二支队。本来就情绪极大的宋时轮，怎么可能接受这样的处置？他在会场与萧克公开对峙，双方争执非常激烈。在邓华、程世才等挺进军干部的努力劝解下，才没有发生进一步冲突。

但宋时轮离开板城村后，说什么也不肯继续跟着萧克干了，他决心离开冀热察挺进军，回延安学习。从组织程序来说，宋时轮的做法是有些问题的，但延安方面还是接纳了他，一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他都留在后方的马列学院和中央党校，没有再执掌八路军主力部队。至于冀热察挺进军，因生存发展困难，1942年撤番融入了晋察冀军区。

作为一直以来备受器重的统兵将领，离开前线五年多没有建树，宋时轮心里能没有怨么？几乎是不可能的。不过解放战争中他又获得证明实力的机会，成为华东战场的主将之一、并且屡建功勋，把失去的军事履历基本追了回来。

建国后，这对昔日的上下级都被评为上将军衔，但具体从事的工作没什么交集，于公于私基本不来往。两人也都不愿再提抗战时的那段不愉快经历，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二位将军终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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