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老韩，今年六十二了。现在在东莞一家小五金厂看大门，一个月三千块，管住不管吃。没人知道我以前是干啥的，我也从不说。
因为我是东北来的。更准确地说，我是从沈阳铁西区来的。那个曾经让全中国都羡慕的地方，那个号称“共和国装备部”的地方。
可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是东北人。
劳模的辉煌
1997年之前，我是沈阳重型机器厂的八级钳工，连续三年厂级劳动模范。
我们厂有多大？三万人，三个大车间，机器一开，整个铁西区都在震。我十七岁进厂，师傅手把手教我。我脑子灵，肯钻研，不到三十岁就成了车间技术骨干。厂里进口了一台德国设备，没人敢碰，我带着两个徒弟，三天三夜没合眼，硬是把它摸透了。从那以后，全厂都知道“老韩那双手，值一辆奔驰”。
那时候，我胸前戴过大红花，上过厂报头版，过年过节厂长亲自来家里慰问。我住的是厂里分的三居室，暖气烧得穿单衣都冒汗。我闺女在厂办小学读书，不用交学费。我老婆在厂里做质检，两口子一个月工资加起来一千多，在那个年代，那是多少人眼红的日子。
我以为我这辈子就这样了。干到退休，把技术传给徒弟，然后拿着退休金，在沈阳养老。
1998年，厂里开始不对劲了。工资拖了又拖，三个月发一回。车间主任开会，说“大家要理解国家的困难”。理解，我们理解，可家里米缸见底了，谁理解我们？
那一年，我被叫到厂办。人事科长递给我一张表，说：“老韩，厂里困难，你签字吧。”
买断工龄，一万八千块。我干了二十三年，一年不到八百块。
我拿着那张纸，手抖得厉害。我说：“我是劳模，是技术骨干，厂里不能这样对我。”科长不敢看我的眼睛，低着头说：“老韩，劳模也没办法，这是政策。”
我签了。
走出厂门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根一百多米高的大烟囱。它还在冒烟，可我已经不属于这里了。
失业后，我在沈阳待了半年。找工作？没人要。四十二岁，除了看机床什么都不会。工地搬砖，人家嫌我年纪大。超市理货，人家要年轻力壮的。老婆也下岗了，闺女上初中，学费都交不起。
最难的时候，我去卖过血。一次五十块，够买一袋面。卖完血蹲在墙角，头晕得站不起来。
后来一个老乡说，去南方吧，那边工厂多。
我咬咬牙，揣着最后三百块钱，挤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三天两夜，我站着到的广州。
到了东莞，我傻眼了。这里的工厂要的是十八九岁的小姑娘，手脚快，眼睛尖。我一个四十多岁的东北老爷们，站在招聘栏前，像个傻子。
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小厂招机修工，我去了。老板问我：“以前干过啥？”我说：“干了二十三年钳工，八级。”老板笑了：“八级？我们这用不着那么高。你多大？”我说四十二。他摇摇头：“太大了，我们这只要三十五以下的。”
我张了张嘴，想说我是劳模，想说我得过技术比武第一名，想说我会修任何机器——可我说不出口。说了又怎样？人家不要就是不要。
不愿说自己是东北的
后来我在一家塑胶厂找到了一份杂工的活，一个月六百块，住集体宿舍，八个人一间。
工友问我：“大哥你哪儿的？”
我犹豫了一下，说：“山东的。”
我说谎了。我不是山东的，我是东北的。可我不敢说。那时候南方人对东北下岗工人有看法——觉得东北人懒，觉得东北人爱吹牛，觉得东北人不好管。我听过太多风言风语：“东北来的？厂子都倒了才出来，能有什么本事？”
我受不了那个眼神。
从那以后，我改了说话方式，把“咱”改成“我们”，把“啥”改成“什么”，尽量不带东北味儿。我跟谁都客客气气，干活从来不偷懒，比年轻人还能吃苦。老板后来觉得我实在，让我干了机修，工资涨到一千二。
可我心里知道，我是个逃兵。我逃的不是东北，是那个让我抬不起头的标签。
我在南方干了十五年。从这家厂跳到那家厂，当过机修、做过领班、管过仓库。攒了一些钱，供闺女读完了大学。闺女毕业后在深圳工作，嫁了人，生了孩子。
前年我老伴走了，我一个人在东莞，不想回去。
现在我在小五金厂看大门，一个月三千块，够吃饭。偶尔有东北老乡来找我聊天，我不太爱搭理。不是讨厌他们，是一聊就想起以前的事，想起那个大烟囱，想起那枚劳模勋章，想起自己怎么从一个人人尊敬的八级钳工，变成一个连老家都不敢说的人。
有时候晚上值班，我坐在门口，看着马路对面的工厂灯火通明，机器轰隆隆地响。我就在想，那些机器里面，有没有一台是我能修的？肯定有。可现在，我连碰的资格都没有了。
我是东北来的。可我不想说。
不是东北不好，是我觉得，我配不上那个地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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