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1978年12月的一个傍晚，北风刮得腮帮生疼，静海县大邱庄外的滩地上飘着草灰，一群社员围坐在火堆旁。
人群中央，穿厚棉袄的禹作敏用木棍在沙土上画圈：“三年，不富，我自己卷铺盖。”誓言甩出去，火星四溅，大家一片沉默。
那一年他39岁，当过会计，做过大队长，算盘打得噼啪响。农村“大锅饭”让人心灰，他盯上了钢材紧缺的买卖，准备拼一把。
翌春，他先把砖窑改成土炼钢炉，拉来废铁，雇人昼夜烧。烟尘滚滚，铁水哗啦流进模具，第一炉十几吨合格钢锭卖了好价钱。
钱尝起来甜，禹作敏干脆把生产队改名“大邱庄实业公司”，社员统统变“股东”，干多少拿多少，人们的腰杆立刻硬了。
有意思的是，股份不是按人口分，而是按“听话”分。亲戚朋友成了股东里的大户，普通农户要挣钱，只能拼命加班讨好管理层。
到1984年，乡镇企业像雨后春笋，静海县的指标排不过来，禹作敏却靠“分厂”办法钻了空子——一家母厂拆成十几家小厂，税收优惠全揽。
1987年报表公布，产值二点一亿元，税后利润四千万。媒体连篇报道，外地干部参观排队，禹作敏得意地说：“土办法，也能出大数字。”
荣耀背后，权力悄悄异化。他给派出所配车，给工商所买空调，逢年过节红包塞得鼓鼓。镇里笑称：“禹书记开口，我们闭眼盖章。”
官商交融让他胆子越来越大。1990年春，司机因一句牢骚被拖进小院，棍棒伺候。几天后，人服毒死在宿舍。乡亲们却只敢低头。
“说我不对？行，出去！”禹作敏在会议桌上拍案，桌边噤若寒蝉。公司设置“纠察队”，黑棍、手铐、皮鞭一应俱全，私刑成常态。
1992年夏，总经理李凤政突然暴毙，三亿元债务像炸雷。禹作敏怀疑核心骨干贪污，下令就地“审讯”，十八名干部没熬过那个酷暑。
天津市里坐不住了。1993年2月21日凌晨，四百名全副武装警察抵达庄外，卡车排成长龙。但村口土墙背后，民兵端着步枪。
“想进庄，先过我！”扩音喇叭里传出禹作敏的喊声。警方权衡火力，不得不在一公里外设指挥所，先派二十名侦查员试探进入。
僵持三昼夜，外围同时抓人取证。证据链捋顺后，公安调集增援，多点突入。3月2日清晨，禹作敏被铐上手铐，押往天津市局。
同年8月4日，天津市中级人民法院宣判：故意伤害、非法拘禁、挪用巨额公款等数罪并罚，有期徒刑二十年。昔日“首富村”风光就此止步。
往后，大邱庄企业拆分重组，部分工厂易主，村民重新回到田间。那座被称为“小中南海”的二层小楼，如今只剩风在走廊里呼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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