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么交人，要么坐牢：特朗普与“泄密”记者的法理无间道

2025年4月6日，白宫新闻发布厅。特朗普站在聚光灯下，面色铁青。就在两天前，美军一架F-15E战斗机在伊朗上空被击落，两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当第一名飞行员被秘密救回时，消息泄露了——在第二名战友仍在敌后挣扎求生之际。

"那个泄密者……把那个人置于巨大危险之中，"特朗普的声音低沉而冷酷，"我们会去找那家媒体公司，告诉他们：'出于国家安全考虑，把人交出来，否则就去坐牢。'"

他顿了顿，"那个写报道的记者如果不说出消息来源，就会进监狱。而且这不会持续太久，我想每个人都会明白这一点。"

这不是特朗普第一次对泄密者发怒。但有趣的是，这位以"法律与秩序"自居的总统，对另外两位著名的泄密者——朱利安·阿桑奇和爱德华·斯诺登——却曾流露过某种近乎同情的理解。

2016年，他在竞选集会上高呼"我爱维基解密"；2020年，他公开表示"肯定在考虑"特赦斯诺登。

同一种行为，不同的态度。这背后藏着怎样的法理逻辑？当我们把视野拉远，横跨太平洋，对比中美两国刑法对泄露国家秘密的规制，一幅关于"国家、个人与信息"的深层价值图谱将逐渐浮现。

一

F-15事件：风险优先的刑法观

让我们先回到那架坠毁的F-15E。

特朗普的愤怒绝非表演。泄露发生时，第二名飞行员正躲藏在伊朗境内的某处山区。CIA精心设计的欺骗行动——在七个不同地点部署飞机以迷惑伊朗军队——因媒体报道而功亏一篑。伊朗革命卫队随即发布悬赏，"重金奖励任何抓到那名飞行员的人"。

在特朗普的价值天平上，这是一次清晰的成本核算：一边是媒体获取独家新闻的"知情权"，另一边是一名美国军人的生命安全。当泄密行为直接、即时、不可挽回地危及特定个体的生命时，新闻出版自由必须让路。

这种风险导向的刑法观，在美国《反间谍法》（Espionage Act of 1917）中已有体现。

18 U.S.C. § 793惩罚"故意向未经授权者传递国防信息"的行为，其核心要件之一是行为人明知该信息"可能被用于损害美国"。注意这里的措辞——不是"已经损害"，而是"可能损害"。美国刑法在此展现了一种预防性逻辑：惩罚的不是结果，而是风险本身。

但特朗普的立场比法律条文更激进。他威胁惩罚的不仅是泄密者，还包括拒绝透露消息源的记者。这触及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核心地带。

自Branzburg v. Hayes（1972）案以来，美国最高法院承认记者没有"绝对特权"拒绝作证，但要求政府证明信息"至关重要"且"无法通过其他途径获得"。

特朗普的"要么交人要么坐牢"主张，显然跳过了这些程序性保障，将国防安全作为限制新闻自由的阻却事由。

这引出了我们的第一个追问：当国家秘密尤其是军事秘密与生命权直接冲突时，刑法应当如何站队？

二

阿桑奇与斯诺登：知情权的地平线

现在让我们转向特朗普态度谱系的另一端。

2013年，爱德华·斯诺登向《卫报》和《华盛顿邮报》披露了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棱镜计划"——一个秘密监控全球互联网通信的大规模项目。

170万份机密文件，涉及美国公民被政府秘密监视的宪法第四修正案问题。没有即时的作战风险，没有特定人员的安全威胁，有的是一个系统性、历史性的宪政危机。

2016年，维基解密公布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电子邮件，揭露党内运作和媒体关系。没有军事机密，没有情报来源，有的是政治过程的暗箱操作。

特朗普对这两类泄密的"同情"，不能简单归结为政治机会主义。更深层的逻辑是：当泄密行为揭露的是政府自身的违宪或腐败行为，且不以即时人身风险为代价时，公民知情权获得了道德正当性。

这里的关键区分在于信息的时效性与风险性。

F-15事件中的信息是战术性、实时性、高风险性的；棱镜计划和DNC邮件是战略性、历史性、系统性的。

前者关乎一个具体士兵的生死，后者关乎亿万公民的自由。

美国《反间谍法》的百年历史，恰恰未能清晰区分这两种泄密。18 U.S.C. § 793将"收集、传输或丢失国防信息"一网打尽，不问动机、不问后果、不问信息性质。

斯诺登和泄露F-15信息的军方内部人员，在法律条文面前是

同等的罪犯——都可能面临最高10年监禁，间谍罪指控下甚至可达终身监禁或死刑。

这种形式理性的僵化，正是特朗普试图用"实质理性"填补的空白。他的"双重标准"——对斯诺登的同情与对F-15泄密者的愤怒——实际上是在追问：法律惩罚的究竟是行为本身，还是行为的后果与动机？

三

太平洋彼岸：中国的保密秩序

现在，让我们把视线转向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98条规定了泄露国家秘密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违反保守国家秘密法的规定，故意或者过失泄露国家秘密，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关键差异立即显现：中国刑法不区分主体。第398条第二款明确规定："非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前款罪的，依照前款的规定酌情处罚。"

这意味着，无论你是政府雇员还是普通公民，只要你知道这是国家秘密并予以传播，就可能构成犯罪。

更深层的差异在于法益保护的对象。美国法保护的是"国家安全"——一个需要证明"可能损害"的结果性概念；中国法保护的是保密秩序本身——一个形式化的、状态性的概念。

在中国法下，国家秘密一旦确定密级，就产生了一种绝对义务：任何知悉者都有责任维护其保密状态，无论该秘密的内容是否合理、无论泄露是否实际造成损害。

第111条更为严厉："为境外的机构、组织、人员窃取、刺探、收买、非法提供国家秘密或者情报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这里没有"可能损害国家"的限定，没有"国防信息"的窄化。

国家秘密的范围由《保守国家秘密法》界定，包括"国家事务的重大决策中的秘密事项"、"国防建设和武装力量活动中的秘密事项"、"外交和外事活动中的秘密事项"等九大类。

一旦信息被依法定程序确定密级，它就进入了刑法保护的绝对领域。

二次传播的问题在此尤为关键。

在中国司法实践中，一个人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处听说国家机密后向外传播，通常会被认定为泄露国家秘密罪。

这与美国法形成鲜明对比——在美国，New York Times v. United States（1971）案确立的原则保护媒体接收并传播已泄露机密信息的权利，只要媒体未参与非法获取过程。

中国法制的逻辑是：秘密被泄露后，它仍然是秘密。不会因为被说出来而失效，它只会因为被更多人知道而变得更危险。保密义务不因泄露而解除，反而因知悉而转移。

这是一种链条式的责任分配：每个环节的知悉者都是保密秩序的守护者。

有趣的是，这种"知悉即义务"的逻辑，在影视作品中早有夸张呈现。

周星驰主演的《国产凌凌漆》中，枪毙现场有一段经典桥段：一个被押赴刑场的犯人高喊冤枉，声称自己是"文盲"，根本不识字，却被指控"偷看国家机密"而判处死刑。

这个荒诞情节虽然夸张，却精准戳中了中国保密法的立法思维——国家秘密的知悉本身即构成危险，无论知悉者是否"应当"知悉、是否理解其内容、是否具有主观恶意。

当保密秩序成为绝对价值，连"文盲"的不知情抗辩都显得苍白无力。

四

法理目的的位阶：安全、自由与秩序

现在我们可以清晰地勾勒两国刑法的价值优先序。

美国：自由优先的安全观

美国《反间谍法》的百年历史，是一部自由与安全拉锯的历史。1917年立法初衷是打击一战期间的间谍活动，但很快被用于镇压反战言论——社会主义领袖德布斯因反战演讲被判刑，挑战该法的Schenck v. United States（1919）案确立了"明显且现实的危险"标准。

但美国法的演进方向是收紧国家安全例外、扩张言论自由保护。New York Times v. United States（1971）案阻止政府禁止出版五角大楼文件，Bartnicki v. Vopper（2001）案保护广播非法获取的录音——只要广播者未参与非法获取。

第一修正案逐渐构建起一道防火墙：政府不能以国家安全为由，对进入公共领域的信息进行事后惩罚。

这种自由优先的立场，根植于美国宪政的怀疑主义传统——对政府权力的不信任，对公民监督权的珍视。

斯诺登式的泄密，在这种传统中被重新诠释为宪法救济的替代机制：当国会监督失效（FISA法院99%批准率）、司法审查缺位（国家秘密特权）、内部救济渠道堵塞时，体制外的披露成为"必要的恶"。

但F-15飞行员信息遭泄密事件暴露了这种立场的边界。

当泄密直接、即时、不可挽回地危及特定生命时，自由优先的位阶开始动摇。

特朗普的威胁——无论其法律可行性如何——代表了一种实质主义的反弹：在生命权面前，程序正义和言论自由必须让步。

中国：秩序优先的治理观

中国刑法的保密制度，体现的是一种秩序优先的治理逻辑。国家秘密不仅是信息，更是权力运行的基础设施。

保密秩序的维护，关乎政府决策的自主性、外交谈判的筹码、军事行动的有效性。

在这种逻辑下，泄密者的主观恶性是次要的，客观危害是推定的。

刑法第398条甚至惩罚"过失"泄露——一个美国法难以想象的规定。

你不需要故意损害国家利益，不需要明知信息会被敌人利用，只需要"应当预见而因疏忽大意没有预见"——保密义务是一种严格责任。

二次传播的入罪，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绝对秩序观。

信息一旦定密，就进入了一个闭环系统：只有授权人员可以知悉，任何未经授权的传播都是对这一系统的破坏。至于信息内容是否合理、是否已经泄露、是否实际造成损害——这些都不影响行为的违法性。

这种秩序优先的立场，在中国语境中有其功能性解释。一个处于复杂国际环境、面临多重安全挑战的大国，需要确保决策空间不被外部干预，需要维护战略模糊性以保留谈判弹性。保密秩序是国家能力的基础设施，其破坏成本难以估量。

但代价同样明显：公众监督的萎缩。当所有政府信息都可以被纳入"国家秘密"的范畴，当揭露腐败或滥权的行为可以被轻易定性为"泄露国家秘密"，刑法就从保护国家安全的红线变成了权力自我保护的盾牌。

五

结语：泄密者的辩证法

回到特朗普的愤怒。他的威胁——惩罚拒绝透露消息源的记者——在美国现行法下几乎不可能实现。

第一修正案、司法部内部指南、各州盾牌法，构成了多层次的法律障碍。但特朗普的真正目的，或许不在于实际监禁记者，而在于制造寒蝉效应：让媒体在报道国家安全议题时，多一分忌惮，少一分锐性。

从机械主义法学的视角看，特朗普的实质主义冲动——以具体情境的风险评估取代一般性法律规则——确实构成对法治的威胁。法律必须一般化、形式化、可预期；它不能问"这个泄密者是不是好人"，只能问"这个行为是否违反了禁止性规范"。

在这种框架下，总统的个人价值判断无论多么"合理"，都是对法律安定性的侵蚀。

但从自然法与价值法学的框架审视，特朗普的立场呈现出另一种法理正当性。

自然法传统并非仅关注"恶法非法"的效力问题，更核心的是法秩序的终极价值根基。

当两种受保护的利益——新闻出版自由与将士生命权——形成不可调和的冲突时，自然法要求回溯至更高的正义原则进行权衡。

阿奎那的经典区分在此具有解释力：法律不仅需符合"自然理性"（lex naturalis），还需符合"实践智慧"（prudentia）对具体情境的判断。

F-15飞行员信息被泄密事件中，第二名飞行员的生命处于紧迫而危急的状态，保密义务的违反直接、即时、不可挽回地危及这一具体存在。

此时，优先保障生命权而非抽象的新闻出版自由，不是对法治的背叛，而是对法秩序终极目的（保护人类生命与尊严）的回归。

菲尼斯的"基本善"理论进一步支持这一排序：生命、知识、友谊、审美体验、实践合理性、宗教——这些"基本善"不可通约，但在实践冲突中，生命的存续是其他一切善的前提条件。

没有生命，新闻出版自由无从附着；但缺乏新闻出版自由，生命仍可延续。

这一存在论优先性为特朗普的"双重标准"提供了自然法基础：斯诺登揭露的是对"实践合理性"（公民自主决策）的系统性侵犯，而F-15泄密危及的是"生命"这一更基础的善。

德沃金的"原则-政策"区分则提供了另一种论证路径：新闻出版自由是一项原则（要求某种价值被最大化实现），但原则之间存在分量上的差异。

当生命权与新闻出版自由冲突时，不是简单的一方压倒另一方，而是在具体情境中衡量哪一方的分量更重。

F-15事件的独特情境——实时作战、人员失踪、敌方悬赏——使得生命权在此刻获得了压倒性的分量。

特朗普对阿桑奇、斯诺登与披露F-15飞行员信息的记者的不同态度，并不是一种双标，而是一种朴素的直觉：泄密者的道德地位，取决于其行为的风险-收益比。当收益是公民对违宪监控的知情权，风险是抽象的"国家安全"时，泄密者可能是英雄；当收益是媒体的独家新闻，风险是一个具体将士的生命时，披露泄密信息的记者就是共犯。

美国法的自由优先模式，在保护公民监督权的同时，也不得不承受偶尔的国家秘密被泄露的代价；中国法的秩序优先模式，在维护国家能力的同时，也面临着权力自我遮蔽的风险。

两种模式都是特定历史传统、政治结构与安全环境的产物，难以简单评判优劣。

但这并不意味着相对主义。最低限度的共识仍然存在：当泄密行为直接、即时、不可挽回地危及具体生命时，任何法律体系都应当允许——甚至要求——对绝对化的言论自由进行限制。特朗普的直觉，无论其表达方式多么粗糙，触及了这一普遍法理。

这恰恰揭示了泄密问题的结构性困境：在一个信息高度流动的时代，国家秘密的边界日益模糊。技术让大规模泄露成为可能，社交媒体让信息传播瞬间全球化，而法律——无论是美国的自由优先模式还是中国的秩序优先模式——都在努力追赶这个变化的世界。

中美两国刑法的对比，最终指向一个共同的问题：如何在保障国家安全与维护公民自由之间找到那个微妙的平衡点？

没有完美的答案。只有永恒的权衡。而泄密者——无论是斯诺登、阿桑奇，还是报道F-15事件坠机飞行员信息的记者——都是这场权衡中最尖锐的探针，刺穿着国家与公民、安全与自由、秩序与正义之间的模糊边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