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孔子到孟子，儒学由此再出发——孔孟思想解读”讲座：高海波教授主讲《孔孟论理想人格》讲录概要

近日，由孟子研究院联合山东老年大学、济宁老年大学、曲阜文化建设示范区推进办公室、济宁市文化传承发展中心、邹城市委宣传部共同主办的“从孔子到孟子，儒学由此再出发——孔孟思想解读”讲座在山东老年大学进行录制，特邀清华大学哲学系长聘副教授高海波作了《孔孟论理想人格》主题讲座。

讲座围绕儒家理想人格的演变与内涵，系统梳理了“儒”的起源，并深入阐释了孔子、孟子对理想人格的层层建构：孔子侧重“士”“君子”“圣人”，孟子则在此基础上提出“大丈夫”概念。这一建构过程展现了儒家在个体修养与社会担当之间的深邃思考。以下为讲座主要内容整理。

一、说儒

汉代扬雄在《法言》中说：“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可见，儒在中国古代的境界是很高的。最初，儒是一种特殊的身份，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人部：“儒，柔也。术士之称。从人，需声。”近现代人对“儒”的来源发表过不同看法，根据陈来教授总结，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一、史官说，认为儒家出于祝史，章太炎、郭沫若持此说；二、术士说，认为儒家出于术士，徐中舒、杨向奎、傅剑平持此说；三、职业说，认为儒家出于职业，傅斯年、钱穆、冯友兰、侯外庐持此说；四、地官说，认为儒家出于司徒，何新、刘忆江持此说。

最初的儒是一种特殊的职业和身份，有的学者认为儒是古代的神职人员，即巫史；有的学者认为儒是掌握特殊技能的术士。徐中舒指出，“儒在殷商时代就已经存在了，甲骨文中作需字，即原始的儒字”“整个字象以水冲洗沐浴濡身之形”，他认为这是古代儒士主持礼仪前浴身斋戒，体现出儒者的神职特征。胡适曾写《说儒》一文，认为儒是殷商的后代，殷亡后沦为周人的奴隶，用其掌握的礼仪宗教知识服务周人，表现出柔顺的性格。也有学者认为儒最初来自掌管教育、教化的官员，如《汉书·艺文志》认为“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

儒家在孔孟之后，作为一个学派，其核心精神却远远超出了上述限制。段玉裁在“柔也”下注曰：郑目录云“儒之言，柔也；能安人，能服人。又儒者，濡也，以先王之道能濡其身。”儒家从思想来源上继承了上古以来主流的政治思想、礼乐文化，即传承了“先王之道”，其理想是“修己安人”。《周礼》说“儒以道得民”，这个“道”就是先王之道，重在道德教化。从更高的维度来看，儒家不限于精通人事，更需要把握天地之道，能够沟通天地人，参赞天地之化育。

二、孔孟的理想人格

儒家从一个特殊的群体变成一个学派，是在孔孟的时候。《韩非子·显学》中说：“世之显学，儒墨是也。”儒家传承“先王之道”，《汉书·艺文志》说：“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尧、舜、周文王、周武王就是儒家认定的古代圣王，也就是柏拉图所说的“哲学王”。哲学家为王，或者圣者为王，是儒家的理想，但现实是，孔子也是有德无位，所以汉代人为了抬高其地位，称其为“素王”，用今天的话说，即无冕之王。但这并不妨碍孔孟对于理想人格的想象，在他们的心目中，理想的人格是圣王，周武王之后，现实的君主就没有一个可以称为“圣王”。所以从孔子之后，圣王就成了一个政治理想，而儒者所更为关心的是如何成圣，因为是否可以成为王，这并不是他们可以决定的。

孔孟处在中国历史早期，封建制解体的阶段，大批贵族知识分子身份下降，甚至失去了贵族的身份，转为平民。孔子的祖先就是宋国贵族，但到孔子的时候，身份已经很低微，所以在《论语》中，孔子曾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子罕）孔子也是第一个开启私人讲学的人，后人称其为“至圣先师”。春秋末、战国时期，大批贵族知识分子从体制中游离出来，或主动或被动四处周游，寻求出仕的机会，或从事教学传播知识，这也培养了更多的士人。钱穆先生说春秋时期是“士的时代”。孔孟对士抱有特别的期待，如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泰伯），孟子也说“士尚志”（尽心上），孔孟等期待儒家的士人能够成为社会的中坚，以此来领导社会、改造社会。宋代周敦颐在《通书》中提出“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对儒家的士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儒家知识分子，应该追求成为圣贤，成为圣人才是最高目标。退一步讲，成不了圣人，也要做个贤人君子。

（一）士

士的本义是低级贵族，周代爵禄制度中，士处最底层。孔孟之后，士成为读书人的代名词。按照孔孟的说法，士要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即曾子所谓“任重而道远”，要有高远的志向，即“士尚志”。士的最高志向是求道、行道。孔子说：“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里仁）也就是说，士应该以弘扬儒家之道为目标，而不是关心私人的物质生活。在《论语》中，孔子还指出，真正的士人要有强烈的道德感，“质直而好义”（颜渊）“行己有耻”（子路），同时能够造福家国，担当家国重任。贪图个人的温饱，不能叫士，孔子说：“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宪问）士的道德责任感是第一的，为了道德理想，甚至应该“杀身成仁”，成为“烈士”。“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

孟子时期，士的自觉意识更强。钱穆曾指出，孔子所重为君臣上下之礼，而孟子所重则为士的出处进退之礼，这正是士阶级得势的体现。《孔丛子》中记载子思的话：“时移世异，人有宜也……伋于此时不自高，人将下吾，不自贵，人将贱吾。”子思明确说出了他为什么和孔子对待诸侯王的态度不一样，孔子是“君命召，不俟驾”（乡党），而他则明确主张“自高”“自贵”，不能对诸侯王低声下气，摇尾乞怜。孟子引用子思的例子：鲁缪公想与子思交友，子思拒绝说，以位分而论，自己是臣，不敢与君交友；以德行而论，君主应向他学习请教，岂能称友？连交友都不可得，更何况随意召见？孟子借此表明，齐王若要见他，也应当依礼主动拜见，而不是以召见的方式。

在孟子看来，真正的士，应该有高尚的情操，不为权势所屈服，坚持以德抗位，诸侯王如果待之不以礼，也绝不将就，因为在孟子看来，士人的理想是行道。孟子说：“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见於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尽心上）也就是说，真正的士人应该坚持道德理想，并且应该有强烈的社会责任。这是孟子对理想士人的要求。

（二）君子

虽然儒家的理想是成为圣人，但在孔孟看来，成圣极为艰难，理想的儒者首先应成为君子。孔子曾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述而）孔孟以“君子”寄托其道德理想与社会理想，即“人人君子，比屋可封”。

在孔子之前，“君子”主要指“君之子”，泛指贵族青年，是社会身份的称呼。孔子则将其转化为德性高低的标志。梁启超曾在清华演讲时指出，君子与西方“gentleman”意涵相近，最初指社会地位，后转变为对道德高尚者的称谓。这个工作实际上是由孔子完成的，在孔子眼中，理想的君子应具备以下品质：

第一，君子坚持道德原则。“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里仁）君子无论做什么，都以道德为标准，而小人则主要关心个人私利。君子并不排斥富贵，但不仁不义的富贵，君子视之如浮云。“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卫灵公），能够固守穷困，坚持道德理想。

第二，君子反求诸己。君子注重自我修养，凡事在自己身上找原因，而不是首先指责别人。孔子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卫灵公）这就是儒家的为己之学。

第三，君子内心坦荡，不忧不惧。因为君子坚持道义，时常自我反省，所以内心坦荡，见义勇为，无所畏惧。而小人则相反，时常患得患失，内心愁苦。“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述而）“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颜渊）

第四，君子言行一致。孔子认为一个仁者，一个有真情实感的人，往往表现得更为木讷，“刚毅木讷近仁”（子路）。君子说到做到，知行合一，“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君子在观察人的时候，也是先看他做了什么，而不是先看他说了什么，“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为政）。

第五，君子修己以安人。君子的道德修养不仅仅是为了自我完善，更在于“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宪问）。修己与安人，自我修养与关心他人是一体的。可见君子绝非独善其身的“自了汉”，而是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第六，君子和而不同。君子易共事，但坚持原则，绝不结党营私；小人则相反，以利益为纽带，常结党营私。孔子说：“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为政）“群而不党”（卫灵公）。君子对人也不求全责备，抱有宽容态度：君子“易事而难说”（子路），取悦须以正道，用人则“器之”；小人“难事而易说”，取悦虽易，用人却“求备焉”。不仅如此，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颜渊），且能“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卫灵公）。

第七，君子文质彬彬。君子有真实质朴的道德情感，同时重视礼乐的学习与实践，情真意切又温文尔雅，“文质彬彬，然后君子”（雍也）。如果只有质朴而无礼乐熏陶，就会显得粗野。

第八，君子好学不倦。君子终身追求道义，不断自我提升。“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学而）

总之，孔子理想的君子是充满道义感、具备道德勇气、时常自我反省、富有同情心与社会责任感，既能坚持原则又包容他人，文质彬彬且终身好学的人。

孟子继承了孔子对君子的看法，并进一步深化。他认为君子以追求道义为终极目标，坚持原则是因为道德应当如此，而非为了自身好处。

第一，君子行法以俟命。孟子曾说：“经德不回，非以干禄也。言语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尽心下）也就是说，君子按照规则做事，不考虑自身利害，将个人得丧视为命运而坦然接受，不怨天尤人。孔子也说，“君子居易以俟命”（《中庸》）“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尧曰）。

第二，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孟子以性善论论证道德来自天命，是内在的本性。实践道德就是实现本性，也是实现天命。“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告子上）他将道德本性称为“天爵”，外在权势无法赐予或改变。君子坚持道德，是因为自觉到这是自己的天性。长期践行道德，会由内而外表现出温润气象，“四体不言而喻”（尽心上）。

第三，君子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继承了孔子君子爱人，修己以安人的人道理想，将其转化为一种仁政理想和要求。孟子说“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尽心下）。也就是说，君子修身的目的最后是为了实现天下太平。不仅如此，孟子还将孔子的仁爱思想推广到宇宙万物当中——“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尽心上）

第四，君子行有不得于心，则反求诸己。与孔子一样，孟子认为君子与普通人的区别在于存心良善，以仁爱人、以礼敬人。在爱人敬人时，若受到不公正反馈，君子不会直接指责别人，而是首先反省自己的善意是否有问题、是否存在私心、行为方式是否难以接受。“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诸己。”（离娄上）这种“反求诸己”的精神，被后世儒家视为核心工夫。

第五，君子有三乐。在君子看来，亲人健康平安，家庭和谐;不做亏心事，心安理得，无所愧疚；能够聚集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这就是人生三大乐事。君子的快乐不在于外在的权势地位，因为那些都不是我们的性分，君子能够认识到道德是自己的性分，只有充分满足实现自己的性分，才是人生最大的快乐，所以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尽心上）。也就是说，尽自己对天下的道德责任，毫无亏欠，方为最大的幸福。至于外在的毁誉，境遇的顺逆，都不足以改变这种快乐。

可以看出，孟子继承了孔子对于君子的看法，更加突出了君子践行道德的人性基础和内在自觉，以及君子对天下的社会责任。当然，在孟子的理想人格中，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即“大丈夫”，这是孟子的专有名词，孔子不曾说过。

（三）大丈夫

相比于孔子的温润平和、不露圭角，孟子的人格呈现出壁立千仞、刚大不屈的气象。这既与他的性格有关，也与他“善养浩然之气”的修养工夫密不可分。宋代理学家评价说：“仲尼，天地也；颜子，和风庆云也；孟子，泰山岩岩之气象也。”

孟子所处的时代，诸侯争霸愈发激烈，各国急需延揽人才，士人阶层鱼龙混杂。与那些只求利禄的“混子”不同，孟子对士的身份有着高度自觉，处处表现出以德抗位的意识。他曾描述见梁襄王时的情景：“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梁惠王上）这种姿态在秦汉以后是不可想象的。孟子甚至公开表示对当权者的藐视，根本原因在于他相信自己掌握了先王之道，故能不羡慕权贵荣华，内心无所畏惧。

孟子初到齐国时，齐宣王托病召见，孟子也托病不往，次日却去吊丧。面对质疑，他借曾子之言指出：天下有“达尊三”——爵位、年龄、德行。孟子认为自己年长于齐王，德行亦尊于齐王，三者占其二，齐王理应礼贤下士，亲自拜访。这种以德抗位的勇气与自信，正是孟子人格的鲜明体现。

孟子所推崇的理想人格是“大丈夫”。在他看来，“丈夫”不仅指成年男子，更应有独立精神与高尚人格，不能唯利是图、毫无原则。当时有人羡慕纵横家公孙衍、张仪，认为他们是“大丈夫”，因其“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明确反驳：这不过是“妾妇之道”，以顺为正，缺乏人格独立性。真正的“大丈夫”应当“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滕文公下）。他们坚守仁义原则，不为外物所动，胸怀天下万民，而非只为个人功名富贵。

孟子在齐国做客卿时，齐宣王表面尊敬，实则不愿行仁政。孟子最终决定离开。他本对齐王寄予厚望，离开时特意停留三日，希望齐王能回心转意，追他回去，以施行仁政、造福天下。他批评那种君主不接受建议就忿然作色、决绝而去的人是“小丈夫”，只顾个人面子，不顾百姓福祉。后来齐王又邀他回去，许以高俸，只需做士人榜样。孟子断然拒绝，认为那是“垄断”市利的“贱丈夫”所为，表明自己绝不因富贵而丧失原则。

弟子公孙丑曾问孟子：若得相位、成就霸业，是否动心？孟子答：四十岁就不动心了。其方法一是“持志”，内心坚定以控制体气；二是“养气”，通过“集义”——在每件事上坚持做正确的事，逐渐积累，培养出“浩然之气”。这种气“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需要与道义相配合，内心无亏欠才能充盈。达到此境界者，已超越小我，通身道义，无所畏惧。

孟子的“大丈夫”人格，本质上是一种胸怀天下、顶天立地的气魄。它破除了小我的自私计较，坚守道义而不为功名富贵、权势武力所动摇。这种境界正如文天祥在《正气歌》中所咏叹的天地正气，人禀赋之则表现为气节，超越个人生死，实现与宇宙正气的一体不朽。这正与孟子“浩然之气”的境界、“大丈夫”的人格一脉相承。

（四）圣人

孔孟的最高理想是圣人。在孔子那里，圣人很难企及，他自言“若圣与仁，则吾岂敢”（述而），认为博施济众乃圣人方能做到，尧舜犹有遗憾。至孟子时，各家都有了自己的圣人，孟子推尊孔子为儒家的圣人。他借孔门弟子的话称赞孔子：宰我说孔子“贤于尧舜远矣”，子贡说“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说孔子“出类拔萃”（公孙丑上）。孟子认为孔子具备“仁知合一”与“时中”的品质，是“圣之时者”。在《万章下》中，他将伯夷称为“圣之清者”，伊尹为“圣之任者”，柳下惠为“圣之和者”，而孔子是“集大成”者，“金声而玉振之”。

孟子认为“圣人，人伦之至也”（离娄上），尧舜是人伦典范。他“道性善，言必称尧舜”（滕文公上），既为伦理提供内在根据，又树立典范。同时，孟子强调“人皆可以为尧舜”（告子下）“圣人与我同类”“圣人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耳”（告子上）。他一方面凸显圣人的伟大与神圣，另一方面又突出圣人与人类的同类性，鼓励大家努力向善，向着成圣的目标前进，开启了后来阳明学“人人都可成圣”的道路。

三、总结

在孔孟的理想人格中，社会的中坚首先是士。孔孟认为士应追求道义、关心公益，“修己以安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种责任感至今影响着中国读书人和官员。孔孟同样重视君子，他们对士与君子的要求多有重合，故有“士君子”之说。君子以道义为追求，反求诸己，胸怀宽广，和而不同，能成为君子即是贤人，即“士希贤”。至于最高理想圣人，孔子认为这是人格的最高境界，常人难以企及，亦不以此自居。孟子则推尊孔子为集大成者，同时强调“人皆可以为尧舜”，指出圣人与普通人同具道德本心，鼓励大家努力向善，即“贤希圣”。此外，孟子提出大丈夫人格——具有坚定的道德立场、责任感与勇气，心怀家国，一身正气；其终极境界是忘记小我、与宇宙合一，这是培养浩然之气的结果。中国历史上无数大丈夫为纲常伦理，为国家民族，勇于牺牲，勇于奉献，不断激励中华儿女勇敢前行。

整理：朱文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