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有一别，爱有回响

死亡是我的启蒙老师，

让我懂得了医学的有限；

死亡也是我的终身伴侣，

让我知道珍惜时间，要跑得更快；

死亡也是我的终极战场，

让我知道要和死神争夺每一个生命。

近日，在第八届北京大学清明论坛现场，“人民英雄”张定宇的这段话，让在场许多人陷入了沉思。

本届论坛以“死亡与爱”为主题，汇聚医学、医学人文、文学、社会学、艺术及公益实践领域的思考者与实践者，探寻“以爱面对死亡、超越死亡”的共识——生命有限，而挚爱可越生死；医疗有涯限，然大爱绵延无疆。

01面对死亡 爱是希望

韩启德

爱是生死议题不可或缺的元素

有爱，死亡才可能多彩与美，才可以温暖，才能有尊严。反过来，因为人会死，才让人更加体会爱，更加珍惜爱。

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是清明论坛的发起人。今年，他的发言为“死亡与爱”这个宏大命题注入可感的温度。他指出，爱与死亡之间存在深刻的共生关系——爱不是死亡的对手，而是死亡赋予生命意义的镜像。正因为知道生命有限，我们才更要在每个当下思考，该如何去爱。

韩启德将理念转化为三个清晰的实践方向：“安宁疗护让人们在爱中迎接死亡，器官捐赠让死亡成为爱的延续，丧葬礼仪完成爱与死亡的完美衔接。”这三者共同构建了本届论坛的精神框架。

爱，因此不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安宁病房里的轻声细语，是器官捐献登记表上郑重的一笔，是告别仪式中充满敬意的凝视与道谢。正因为生命有终点，我们才要学会以爱回应；正因为时间有限，爱才必须具体、扎实、可触及。

毕淑敏

爱是永远的昆仑

十八岁那年，我在昆仑山上第一次懂得死亡。

著名作家毕淑敏在分享时回忆道。作为西藏阿里军分区第一位女兵班班长，她曾为一位二十岁的战友收殓遗体。战士口袋里那张四寸黑白照片上，乡下姑娘的脸上点着水彩画出的红晕；而从照片向下二十公分，是腹部巨大的伤口。此时，爱与死亡的距离，不过是二十公分。

正是这段经历，让她在昆仑山上立下誓言：“如果我活着回到平原，一定要用文字让战友们再活一次。”多年后，当她面临脑部血栓威胁生命的紧急状况时，她平静地说：“那时我刚写完《昆仑约定》最后一字，我已无所畏惧。”

汶川地震后，前往北川中学支援的毕淑敏曾问一群失去亲人的孩子：“谁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没想到孩子们齐声回答：“我们！”一个孩子解释道：“那么多人都死了，我们还活着，这就是幸福。”毕淑敏在会场分享了这段故事，感慨道：“是死亡，教会了他们什么是爱。” 从昆仑山到汶川，她用四十年时间，探寻生死之间的距离。

唐熠达

生死线前，从未静默

抢救成功，是我们的胜利；但当医学的边界清晰呈现时，如何帮助一个生命有尊严地抵达终点，或许是另一种更深刻的职责。

作为一名心脏科医生，北京大学医学部副主任唐熠达常年站在生死博弈的前沿。技术不断拓疆，为生命争取更多可能，但他常自问：在全力追逐“生”的光亮时，我们是否也为“死”的必然，留出了一盏温暖而不刺眼的灯？

医生，或许是离生命两端最近的行者。临床现实从不似理论那般分明，当具体的人被推至抉择的隘口，少有真正的“洒脱”。医学训练赋予医生“解题”的思维与工具，但在生死这门终极课题前，医学显然不能回答所有的问题。家属那句“不惜一切代价”的请求，内核是决堤的不舍与爱；病人沉默背后，是湍急的恐惧与未尽的牵挂。生死之间，所有的对话都应继续，医学人文或者说生死观是医疗的根本，人到最后是所有医疗行为的基石。

汪海涛

生命尽头的回响

杭州市道德模范、器官移植受者汪海涛的生命，因一次无声的馈赠而被重新点亮。2015年夏天，急性肝衰竭让他的生命进入三天倒计时。躺在病床上，他望着苍白的天花板，那些未竟的梦想、未说出口的告别，在脑海中不断回放。就在他准备与世界作别之际，一个陌生人在生命最后一刻选择器官捐赠的决定，让他重获新生。受限于器官捐献的双盲原则，他不知道对方是谁，更无法对恩人道一声谢谢。面对这份无以为报的恩情，他许下一个承诺：“不能报答一个人，就去温暖整个世界。”

2017年起，汪海涛走上公益之路，走进社区、高校、企业，用自己的故事讲述器官捐献如何让生命延续。一年后，他登记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他说：“这是对陌生恩人的回响，也是对生命最后的温柔。”不止于此，他发起成立“茉莉公益”，从经济帮扶到心理支持，从送医送药到助农义卖，脚步跨越16个省份，温暖了100多户困难家庭，为270多名山区儿童带去长期陪伴。

这是一场关于爱的循环。汪海涛用他的故事证明：爱从来不是消耗品，而是可以不断传递的光。

02面对诀别，爱是力量

张定宇

以死亡铸刻，以爱重生

死亡可以摧毁我的肉体，但是无法摧毁我的精神。

死亡是残酷的、有限的，却也带来思考与成长；离别是伤痛的、冰冷的，却也蕴含着力量与温度。当我们知道自己即将“去到很远的地方，再也不回来”，我们又该何去何从？“人民英雄”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张定宇给出了回答。

在张定宇的生命中，死亡如影随形。20岁时哥哥去世，23岁时父亲离世，55岁时自己确诊绝症。但正是死亡的沉重，教会他生命的重量。他在汶川地震时主动驰援、参加“无国界医生”提升急救水平、推动器官捐献与无偿献血、在疫情期间坚守武汉抗疫第一线——他选择在有限的时间里，让爱延续。他用坚定有力的行动向我们证明，死亡可以终结生命，但无法终结爱。

景军

AI时代的反向关怀

技术真的能带来对死亡的解构吗？死亡只能是悲伤的吗？告别只能是遗憾的吗？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景军在演讲中提出问题：在AI时代，我们如何面对死亡？“网络祭祀”让逝者在数字世界“复活”，也可能沦为被黑客操控的“数字幽灵”，造成二次伤害。然而，技术终究是工具。在生死面前，最核心的依然是人在告别时的情感连结。

景军教授在论坛中提出了“临终反向关怀”这一观点。在生命终点，被关怀者往往能以其特有的方式，反过来关怀、安慰生者。景军教授进一步将这一观点置于当代技术语境中。面对AI技术对死亡体验的重构（如“数字祭祀”“网络通灵”），他强调技术本身无法替代在临终时刻人与人之间真实的情感连结与关怀传递。在生死面前，最核心的依然是爱——那种广博的、平等的、既能消融痛苦也能承载托举的爱。

这不仅是对告别方式的重新理解，也为我们如何看待技术、生命与死亡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充满人文温度的观察视角。

黄轩

珍惜当下，爱是生命永恒的底色

我想表达爱，想分担恐惧，想聊聊那场即将到来的告别，但却被我们文化中厚重的沉默所阻隔了。

演员黄轩在三年内送走五位至亲，那种“爱在心头口难开”的沉默，让他深感遗憾。“当爱因对死亡的避讳而无法言说，生命的终点便可能失去温度。”直到他遇见一位阿姨。她把癌症确诊看作“收到移民邀请”，把住进安宁病房比作“登上飞机”，将生命落幕描述为“抵达新世界”。她的从容，让死亡变得像日常一样平静，也为黄轩带来对死亡的全新认知。“那一刻，我意识到回避死亡的话题不仅是一种文化的禁忌，更是对生命末期爱的表达的剥夺。”

“如果病危到了最后时刻，是选择ICU还是安宁病房？”懂得生死的理念并不难，但是黄轩深知，所有人会面临这样的难题。因此，他发起成立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三时六度慈善基金和公益团队一起推动安宁疗护。最悲伤的地方，最需要注入人文的温度；最沉默的时刻，最值得用爱打破。黄轩用自己的行动证明，生命末期的情感表达值得被看见、被满足，更具疗愈效果的志愿服务值得被全力打造。

03追思过往，爱是答案

创办于2018年的北京大学清明论坛始终坚守着“弘扬生命价值，推动生死教育”的初心，汇集了医学、人文、生死学等诸多领域的专家学者，也凝聚着医疗、殡葬、公益等行业从业者的力量，并吸引了患者和家属的参与。

在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院长郭莉萍看来，历次论坛通过各位分享人的讲述，慢慢打破了关于死亡的避讳与禁忌，让死亡从不可触碰的话题慢慢成为启迪生命的重要议题。“本届清明论坛的主题是‘死亡与爱’。生命终将走向落幕，爱如何成为跨越生死的力量，让告别不再冰冷，让消逝拥有温度。”

从直面绝症的医者，到投身志愿的演员，从审视离别的学者，到用文字穿越生死的作家，再到因陌生人馈赠而重生的普通人——他们用各自的方式，试图回答同一个问题：当生命的终点无可避免，我们要如何面对？

爱，或许正是那个答案。它让离别的时刻仍有温度，让逝去的生命留下回响，也让活着的人懂得如何更好地活着。生命总有终章，但爱则可以穿越生死。

来源 | 北京大学融媒体中心、北京大学医学部宣传部、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

文字 | 勇登自勉、来家君、朱玺格

图片 |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视觉中国

排版 | 刘芮佳

责编 | 曹梦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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