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麒元对话温铁军：当资本收益远超劳动所得，税源流失有多严重？

卢麒元：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之前，基本上所有的盈利性资产都是公有的，掌握在国家和集体手中。

温铁军：对，那个年代确实没有私营企业。

卢麒元：其实早在80年代初，关于如何建立税收制度的讨论就已经开始了，财政部当年推行的“利改税”不正是出于这个目的吗。

温铁军：大概是在1982年左右吧。

卢麒元：是的。核心就是如何构建起一套完整的税收体制，其实从1978年算起，大约过了十年，到了1988年左右，我们已经拥有了数量达到千万级别的私人企业。这套体制实施的条件已经初步成熟了。

温铁军：当时迅速出现了2000多万家乡镇企业，其中大部分其实都属于私人个体经营。

卢麒元：对，就是这千万级别的私营主体，他们手中已经掌握了一部分盈利性资产。当时我们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包括我自己在内，大家对税收的理解其实是非常肤浅的，甚至都达不到后来研读《盐铁论》时的那种认知水平。

我就觉得我们古人在思考问题时往往看得比较透彻，而我们当时并没有充分意识到盈利资产主权的变化，以及这些资产形成收益的规模，在未来10年和20年以后究竟会演变成什么样？当时完全没有做出这样的预估，也没有意识到即将发生的税源的巨大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税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温铁军：这种情况也很正常，因为那个时候，且不说财税金这三家不分，我们当时实行的仍然是以上缴利润为主的财政收入体制。财政是先把利润收上来，然后再进行分配，并没有多少“收税”的概念，所以您说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储备，其实更多是经验不足，还没开始。

卢麒元：后来这件事在1989年搁置以后就一直没动静，但到了90年代，盈利性资产的结构其实正在发生迅速的变化，无论是它的主权、资本利得，还是整体的规模和结构，都在剧烈变动。

后来我们自己做了测算，高盛等机构也有过测算，主要就是关于中国劳动所得和资本利得之间的增长关系。以前我们的资本利得占比是很低的，劳动所得占大头。但到了2002年，其实已经是各家各占半壁江山了。

而到了2012年的时候，比例已经变成了“二八开”，即劳动所得只占20%，而80%都是资本利得。在极端情况下甚至达到了“一九开”，而我们的税收体系却还停留在针对那10%的部分征收，剩下的90%既不收也不管，导致大量税源流失。

温铁军：说白了，这也是在社会结构发生了相对深刻的变革之后，这就迫在眉睫地要求我们必须提出税制改革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