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已犯案的铁道部副部长张辛泰，协助中央办案期间继续犯案

说来讽刺，这位1937年10月出生于河北深州农村的“红二代”，曾是很多年轻技术干部心中的偶像。父亲早年参加八路军，战功赫赫，1949年将母子接进军营，算是给了张辛泰最初的荣耀感。1955年，18岁的他考入唐山铁道学院，主修桥梁工程，成绩年年名列前茅。留校后又参与设计南京长江大桥，技术底子硬，讲课时常把课堂变成工地现场，深受学生敬佩。

转折出现在1963年。组织体恤夫妻劳燕分飞，将他调至铁道部大桥局。1966年，他随专家组赴越南修复被炸桥梁，在炮火里搭脚手架，用麻袋垒起沙包，整整七个月没离开工地。回国后又在坦赞铁路工地一干两年，辗转非洲荒野，凭实绩被火线提拔为大桥局副局长。1982年，他携“最年轻”“学历最高”“外援功臣”多重光环，跃升铁道部副部长，年仅四十五岁。那时的他，出差扛挎包，住宿吃大食堂，一天批阅文件到深夜，秘书回忆他“像一台上紧发条的机器”。

人们没料到，机器的齿轮悄然生锈。1987年国庆前后，一次部机关茶话会上，听到老同学在合资公司拿分红，张辛泰打趣说：“我们也要跟上时代，不能总当清教徒。”言者无意，听者心惊。就在同年夏天，他向某下属单位借走空调一台，理由是“父亲年迈怕热”。对方拆下招待所里仅有的那台进口机，连夜送到张老先生家，还附赠两名工人上门安装。张辛泰留了张“借条”，却再没提归还。

尝到甜头，底线开始松动。1988年至1989年，他在上海太湖疗养院住院调养，连人参皂角、海参、洋参茶都打入公账；出院后又拉着医生司机顺道杭州“考察”，住宿西子湖畔，一周花掉六千多元公款。那段时间，熟人圈里流传一句话：“张部长爱桥，也爱桥牌，更爱全票出行的潇洒。”这虽是调侃，却把他把公家机票当“福利”的习惯戳得透亮。

1989年夏天，罗云光案爆出。中央成立联合调查组，铁道部需派一名副部长统筹纪检、公安、监察三条线。多方权衡后，看上去“老资格、讲原则、懂办案”的张辛泰被选中。出发前，部党组专门提醒：“此行事关全局，你得行得正坐得端。”张辛泰当面表态“保证完成任务”，转身却盘算另一笔生意——如何利用驻郑州之便继续捞取好处。

9月上旬，他第一次秘密返京。当天夜里，情妇李某带着新款VHS录像机敲开了他家的门。“这玩意图啥？”他压低声音问。李某轻笑：“领导家里怎么能用旧货？票据我都备好。”张辛泰沉吟几秒，伸手接过，“那就先放着。”三天后，他带着秘书回郑州，口袋里多了一张写好“私人购机”字样的发票。

此后两个月，他借汇报工作之名接连往返北京三次。李某送来高档探戈音箱、进口组合音响、名牌摩托，连红酒都配好年份。总价近三万元，在当时足以买下一套筒子楼。她真正的目的是让张副部长批准一笔“破解铁路运力紧张”的特别计划，将山西煤炭绕道押运湖北，为其囤煤套利开绿灯。张辛泰在批文上签了名，还叮嘱机要员加盖北京铁路局公章，“刻章就别麻烦了，真章更保险”。

然而，天网渐收。1990年初，中纪委收到多封举报信，其中不乏实名。李某率先被经济稽查部门控制时，还以为“有副部长撑腰”无须担心，依旧强撑淡定。可在狱中仅熬了十天，她就把“电器几台摆在张家客厅”一五一十说出。

5月，办案组约见张辛泰。他习惯性地走进会议室，扣好中山装纽扣，先发制人递上说明：“这些东西是她送来的，我妻子不收。我一心办案，没顾得上处理。”字里行间想强调“不知情”。然而，调查员手里的车票记录显示，张某所谓“没在场”的关口期间，实则人在北京，并非在郑州埋头办案。铁证摆在眼前，辩解瞬间失效。

紧随其后，司机被采取强制措施，供出回京押送电器的全过程；审计小组也查明太湖疗养院、杭州公款旅游账目，金额与时间节点严丝合缝。此时的张辛泰开始失眠，一连几夜，灯不敢关。有同事听见他在走廊自言自语：“我怎么会走到这一步？”

7月下旬，铁道部党委作出建议，中央批示同意，免去张辛泰副部长职务，同时暂保级别等待进一步调查。8月，他被责令留置审查；同年冬天，被取消副部级待遇。1991年4月，张辛泰到最高检投案，如实供述受贿二十八万元、挪用公款十余万元的事实，主动退还部分赃款。

庭审记录里有一句他的独白：“我曾亲手修过大桥，可后来自己却把桥锯断。”这句话没有多少悔恨的修饰，却道尽一个技术干部在权力、金钱和私欲面前的沉沦。法槌落下，刑期与罚金并罚，往昔的荣光随即覆灭。多年后，南京长江大桥仍横跨江面，列车轰鸣如旧，而桥上再无他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