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5条红线划定行业边界，2026版人身险负面清单升级背后的监管逻辑与行业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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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观潮财经）

从52条到105条，七年扩容近乎翻倍。

近日，金融监管总局人身保险监管司下发了《人身保险产品“负面清单”（2026版）》，各人身险公司的总精算师、产品开发和合规部门迅速进入密集对照排查状态。

这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份禁令清单，更是人身险产品开发和监管的年度风向标。自2018年首版发布至今，监管机构已连续多年对这份清单进行修订扩容。从52条到近百条，清单扩容的背后，是监管维度从粗放到精细、从定性到定量、从后端惩戒到前端规范的持续深化。

2026版负面清单延续了原有的四大框架——产品条款表述、产品责任设计、产品费率厘定及精算假设、产品报送管理，但在具体条目和表述上有多处增删和调整，折射出当前人身险行业面临的深层矛盾和监管应对思路。在经济下行周期、利率中枢持续走低的宏观环境下，这份清单的指向性尤为明确。

理解这份清单，不仅要看其内容本身，更要读懂监管在多重约束条件下引导行业规范发展的深层逻辑。

01

核心内容与时代背景

2026版负面清单在整体框架上延续了产品条款表述、产品责任设计、产品费率厘定及精算假设、产品报送管理四大板块的格局。这一框架自2021年定型以来，监管始终围绕产品开发全链条进行闭环管理——从条款表达是否通俗易懂，到产品设计是否偏离保障本源，从定价假设是否科学审慎，到报送材料是否完整规范，四个维度覆盖了人身险产品从构思到上市的全生命周期。

根据公开信息，2025版负面清单共计103条，2026版在此基础上有增删和调整。从过往扩容的节奏来看，2026版清单的核心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在条款表述方面，2026版进一步强化了“消费者看得懂”的硬性要求。条款文字冗长、重点不突出、不通俗不易懂等问题被排在清单之首，体现出监管从源头上减少误导销售的明确导向。

值得注意的是，健康保险的“既往症”定义在2025版中已明确为“指在本合同生效日之前被保险人已患且已知晓的疾病”，其中“且已知晓”为当年新增的关键表述。这一表述在2026版中被延续和固化，意味着监管对既往症定义的标准化要求已从“试点”转为“常态”——保险公司不能再以模糊的“投保前存在的健康问题”来规避理赔责任。

在产品责任设计方面，延续了对产品异化行为的穿透式打击。继2025版明确禁止“年金保险、两全保险比照增额终身寿险的增额形式设计”之后，2026版在防止产品“换汤不换药”方面继续加码。增额终身寿险曾是人身险市场的绝对主流，但其“保额递增”的设计本身存在利差损风险——当预定利率与市场利率持续倒挂，保险公司实际投资收益低于承诺给客户的保额增速，就可能出现亏损。

监管禁止年金险和两全险“增额终身寿化”，实质上是防止风险在同类产品间蔓延。与此同时，万能保险追加保费条款的规范化要求进一步细化。2024年以来，随着市场利率下行，多家公司宣布部分万能险账户暂停追加保费，引发消费者不满。

这一问题在2025版负面清单中被首次纳入，2026版则进一步强化了对追加保费条款描述清晰度和管理机制的要求。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精算科技实验室主任陈辉曾指出，万能保险可以追加保费是消费者的一项权利，如果条款描述不清晰，极易引发纠纷。

在费率厘定与精算假设方面，“报行合一”依然是2026版负面清单的重中之重。2025版新增的9条内容中，有5条与“报行合一”直接相关。2026版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了费用管理要求，包括：交费期间10年及10年以上的长期险，预定附加费用率集中在首年或前两年被明确禁止；银保渠道部分保险期间和缴别下佣金手续费比例较高被列入禁令；备案材料中未列示总预定附加费用和总可用费用水平成为禁止行为。

此外，“利润测试费用、销售费用、总可用费用高于定价费用，各种费用缺乏内在逻辑一致性”也被列入负面清单，这意味着保险公司在产品设计层面必须实现费用假设的内在自洽。

在产品报送管理方面，2026版强化了对报送材料完整性和合规性的要求。2025版已将“销售渠道同时报送‘个人代理、互联网代理、银邮代理、经纪代理’中的多个”认定为不符合“报行合一”要求。2026版在这一领域继续织密制度网，对存量产品清理不及时、对“僵尸”产品清理力度不够等问题提出了更高要求。

变化背后的时代逻辑：三重约束叠加

2026版负面清单的变化绝非孤立现象，而是宏观经济、利率环境和政策框架三重约束叠加下的必然产物。

第一重约束：利率中枢持续走低，利差损风险逼近。自预定利率与市场利率挂钩的动态调整机制建立以来，普通型人身保险产品预定利率研究值经历了持续下行。2025年1月为2.34%，4月降至2.13%，7月降至1.99%，10月降至1.90%。到2026年1月，这一研究值进一步降至1.89%。

与此同时，分红险演示利率也在经历系统性下调——2026年初，人身险行业就调降分红险演示利率达成共识，拟进一步降低至3.5%，以防范销售误导与利差损风险。

在利率持续走低的环境中，保险公司面临的核心矛盾是：定价利率下调的速度跟不上市场利率下行的速度，存量高预定利率产品带来的利差损风险不断累积。增额终身寿险之所以成为监管打击的重点，正是因为其“保额递增”的设计在利率下行周期中放大了利差损风险。

2026版负面清单对“其他产品增额终身寿化”的坚决禁止，本质上是在为行业从固定收益类产品向浮动收益类产品转型扫清道路。

第二重约束：“报行合一”从政策倡导走向制度刚性。所谓“报行合一”，是指保险公司在产品销售时实际使用的手续费用取值范围和使用规则必须与其上报至监管部门的保持一致，产品手续费报了多少就要按多少执行。

自2023年8月开始，监管在银保渠道、经代渠道等全面推动“报行合一”落地。从执行效果看，全行业相关渠道平均佣金水平较之前降低30%。

但政策落地过程中暴露出新的问题：部分公司虽然形式上做到了“报行合一”，却在精算假设和费用率设计上动脑筋。例如，将长期险的预定附加费用率集中在首年或前两年，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或者将总预定附加费用和总可用费用水平隐藏在备案材料之外，规避监管审查。

2025版和2026版负面清单连续两年对这类行为进行精准打击，意味着“报行合一”已从渠道端的费用管控，深入到产品设计层面的精算假设和费率厘定，监管的颗粒度正在不断细化。

第三重约束：经济下行期消费者权益保护压力加大。2024年我国人身险业实现保费收入4.26万亿元，占据保险行业绝对大头。庞大的保费规模背后，是数以亿计保险消费者的切身利益。

当经济下行、居民收入增长放缓时，消费者对保险产品的“看不懂”“理赔难”“条款陷阱”等问题更加敏感。2026版负面清单从条款表述的通俗化、理赔材料的简化、等待期的合理设置等细节入手，持续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导向。

对保险公司的新要求：从合规经营到精细管理

2026版负面清单对保险公司提出的新要求，可以概括为三个维度：

一是从被动合规走向主动合规。负面清单不是一份案头文件，而是保险公司产品开发、条款设计、费率厘定和报送管理的全流程“红线”地图。监管明确要求各公司总精算师要切实履职尽责，持续提升专业性、独立性和职业道德，做好产品的全周期管理。

二是从粗放定价走向精细定价。利率下行周期中，保险公司必须建立更加科学的定价机制，避免通过调整附加费用率系数倒算、偏离实际水平的预定死亡发生率等方式人为干预费率水平。这意味着精算部门在公司治理中的地位将进一步提升。

三是从销售驱动走向产品驱动。“报行合一”的深入实施，意味着过去靠高佣金抢渠道、靠高收益抢客户的粗放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保险公司必须通过产品创新和服务质量提升来打造核心竞争力，推动业务量小、专业能力较低的渠道从业者加速剥落。

02

发展历程与制度演进

负面清单制度的演进，是人身险监管从被动整治走向主动规范、从粗放管控迈向精细治理的缩影，其不断扩容与调整的动态历程，深刻映射了行业风险的变迁与监管思维的升级。

缘起：2018年，从专项整治到制度建立

2018年，对于中国保险监管史而言是一个特殊的年份。4月，原中国银监会与原中国保监会合并组建中国银保监会，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拉开大幕。新机构成立不足一个月，一场针对人身保险产品的专项核查清理工作便迅速启动。

2018年5月，银保监会办公厅发布《关于组织开展人身保险产品专项核查清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对行业所有在售存量产品的合法合规情况进行全面核查清理，并将各公司已备案但不使用的“储备”产品和已停售但计划重新销售的产品也列入核查清理范围。

此次核查清理聚焦四种行为：一是违规开发产品、挑战监管底线的行为；二是偏离保险本源、产品设计异化的行为；三是罔顾公平合理、损害消费者利益的行为；四是以营销为噱头、开发“奇葩”产品的行为。

值得关注的是，银保监会首次公布了《人身保险产品开发设计负面清单》，列明了52条禁令，涉及产品条款设计、产品责任设计、产品费率厘定、产品精算假设、产品申报使用管理五个维度。

为什么要在2018年推出这份负面清单？直接触发因素是销售误导和产品乱象的愈演愈烈。2017年，原保监会及各保监局共接收涉及保险公司的保险消费投诉93111件，其中保险合同纠纷投诉91002件，占比高达97.73%。消费者主要反映夸大保险责任或收益、隐瞒保险期限和不按期交费的后果、隐瞒解约损失和满期给付年限、虚假宣传等问题。

在这背后，是消费者面对几十页冗长且晦涩难懂的保险合同的无奈——而这份清单的第一条，就是“条款文字冗长，重点不突出，不通俗、不易懂，不便于消费者阅读理解”。

更深层的背景，则与2016年以来一系列监管文件形成制度闭环有关。自2016年起，原保监会先后下发了多个文件来规范人身险产品经营，包括《关于规范中短存续期人身保险产品有关事项的通知》《进一步完善人身保险精算制度有关事项的通知》《关于强化人身保险产品监管工作的通知》《关于规范人身保险公司产品开发设计行为的通知》等。

2017年，原保监会又发布《保险销售行为可回溯管理暂行办法》，要求保险公司、保险中介机构销售保险产品时，必须通过录音录像等技术手段采集视听资料，实现销售行为可回放、重要信息可查询、问题责任可确认。2018年的负面清单，正是对这一系列制度的总梳理和再升级。

发展阶段：从年度通报到“活”的制度

第一阶段（2018—2020）：从专项清理到通报制度。2018版负面清单发布后，银保监会在2019年进一步建立了人身保险产品通报制度。此后，银保监会先后多次通报人身险产品问题，对问题产品的违规点进行点对点披露，使负面清单从一份静态的文件逐步变为动态监管的抓手。

这一阶段的标志性特点是“发现一个问题、列明一条禁令”——负面清单的内容随着监管实践的深入而不断充实。

第二阶段（2021—2022）：清单定型与快速扩容。2021年1月，原银保监会正式下发2021版人身险产品“负面清单”，确立了产品条款表述、产品责任设计、产品费率厘定及精算假设、产品报送管理四项内容框架，共73条。这一框架沿用至今。2022版清单进一步增至82条，扩容速度明显加快。

这一时期恰逢人身险行业产品结构剧烈调整——2019年开始，普通型人身险产品预定利率不断下滑，但增额终身寿险等固定收益类产品仍占据主流市场地位。监管通过负面清单的快速迭代，对市场热点问题进行精准纠偏。

第三阶段（2023—2024）：扩容速度放缓，精细化调整。2023版清单增至90条，2024版增至94条，增速较前一阶段有所放缓，但对存量清单的调整和细化程度加深。2024版新增内容重点集中在产品费率厘定及精算假设部分，新增了4条禁止内容，包括保险产品通过调整附加费用率系数倒算、备案费用假设与实际费用不一致、同一产品在不同渠道精算假设差异明显、养老年金保险采用明显偏离实际水平的预定死亡发生率等。

这一时期监管开始从“粗线条”禁令走向“精细化”管控。

第四阶段（2025—2026）：制度成熟期，全链条穿透。2025版清单首次突破百条，达到103条，新增9条内容中5条与“报行合一”直接相关。2026版在此基础上的调整，标志着负面清单制度进入成熟期。

从最初的52条到现在的百余条，负面清单的扩容本身就是一部人身险产品监管的微观史——它记录了产品异化、销售误导、费率虚高等行业痼疾的演变轨迹，也见证了监管从后端惩戒向前端规范、从粗放管控向精细治理的制度演进。

各阶段的行业与政策背景

2016—2018年：中短存续期产品风险暴露期。这一时期，万能险、投连险等中短存续期产品快速膨胀，部分公司通过“长险短做”规避监管、通过高结算利率抢夺市场份额，积累了巨大的流动性风险和利差损风险。

原保监会先后出台多个文件遏制中短存续期产品规模过快增长，2018年的负面清单正是这一轮监管收紧的集大成之作。

2019—2021年：预定利率下调与产品转型期。2019年，普通型人身险产品预定利率上限从4.025%下调至3.5%，拉开了人身险产品定价利率持续走低的序幕。此后几年，预定利率经历了从3.5%到3.0%、再到2.5%的多轮下调。

在这一过程中，增额终身寿险凭借“保额递增”的设计成为市场主流，但也暴露出利差损、销售误导等深层风险。负面清单在此期间不断扩容，正是监管对市场热点产品的持续纠偏。

2022—2024年：“报行合一”从试点到全面铺开期。随着银行代销保险业务规模的快速扩张，渠道佣金水平畸高问题日益突出。2023年8月起，监管在银保渠道率先推动“报行合一”，随后扩展至经代渠道和个险渠道。

负面清单在这一时期的新增条目，大量集中于费用率设定、精算假设、报送管理等方面，与“报行合一”的制度推进形成同频共振。

2025年以后：利率下行常态化下的精细监管期。随着预定利率与市场利率动态调整机制的确立，普通型人身险预定利率已降至2%，分红险凭借“低保证+高浮动”的收益结构成为市场主流。

在利率下行常态化的新环境下，监管的重心从“防过热”转向“防风险”——防止利差损风险累积、防止费差损风险蔓延、防止产品异化风险扩散。2025版和2026版负面清单正是这一监管思路的集中体现。

03

结语：一条制度演进的清晰脉络

此人身保险产品“负面清单”制度自2018年创立以来，已经走过了七个年头。从最初的52条禁令到如今的百余条，从专项整治的权宜之策到常态化监管的制度工具，这条演进脉络清晰地反映了中国保险监管从“运动式治理”向“制度性治理”的转型。

更深层的变化在于监管思维的转换：过去监管关注的是“后端”——产品卖出去之后出现了什么问题，然后被动纠错；现在监管将更多精力投向“前端”——在产品设计、条款撰写、费率厘定阶段就划出红线，从源头上减少问题产品的产生。负面清单正是这一“源头治理”理念的核心载体。

2026版负面清单的发布，正值中国经济进入“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保险业在低利率环境下寻求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当分红险取代增额终身寿险成为市场主流，当“报行合一”从渠道管控深入到精算假设，当消费者权益保护从口号变为可量化的条款要求，负面清单所承载的制度意义已经远超其文字本身。

对于保险公司而言，这既是一次压力测试，也是一次能力检验。那些在产品设计上真正具备专业能力、在合规管理上真正形成制度优势的公司，将在新一轮行业洗牌中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

而对于保险消费者而言，一份越来越精细的负面清单，意味着他们所购买的每一份保单，都经过了更严格的审查——这或许才是这份清单最大的制度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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