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盖亭诗案激化新旧党争，以诗构罪、打击异己，加速北宋衰亡。

车盖亭诗案，为元祐年间新旧党争之极峰，亦为北宋开国以来打击面最广、打击力度最大之文字狱案，发生于宋哲宗元祐四年（1089年）。此案之发端，可上溯至元祐更化之始。

车盖亭诗案

元丰八年，神宗崩，哲宗幼冲即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尽黜新法，召用旧党，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等入主朝堂。新党领袖蔡确自元丰五年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元祐元年二月被罢相，出知陈州，次年坐弟蔡硕事夺职，徙知安州，再徙邓州。

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尽黜新法

蔡确既失势，郁郁不得志，在安州任上尝游安陆县西北车盖亭，山色清幽，乃赋诗十首，题曰《夏日登车盖亭》，抒发胸中块垒。诗云：“纸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抛书午梦长。睡起莞然成独笑，数声渔笛在沧浪。”又云：“矫矫名臣郝甑山，忠言直节上元间。钓台芜没知何处，叹息思公俯碧湾。”

游安陆县西北车盖亭，山色清幽，乃赋诗十首

凡此十绝，本为寻常遣兴之作，然蔡确与知汉阳军吴处厚有旧怨，处厚早年曾从蔡确学赋，及确为相，处厚欲求进用，确无汲引意，处厚衔恨在心。其后处厚以推治舒亶狱为确所怒，两人益相仇隙。

处厚欲求进用，确无汲引意，处厚衔恨在心

会汉阳吏至安州，处厚得其诗，遂笺释上奏，谓内五篇皆涉讥讪，而二篇讥讪尤甚，上及君亲。其最甚者，乃第八首用唐上元年间郝处俊谏高宗欲传位武后之事，指斥东朝。处厚释曰：郝处俊封甑山公，上元初曾仕高宗，时高宗多疾，欲逊位武后，处俊谏止，今蔡确以此事入诗，实以武后比拟太皇太后，语尤切害。

处厚得其诗，遂笺释上奏，谓内五篇皆涉讥讪

又以第二首“睡起莞然成独笑”句，谓方今朝廷清明，不知蔡确所笑何事，以为心怀怨望。又指第五首“叶底出巢黄口闹”句为讥刺朝廷启用新进之人。其说捕风捉影，随意曲解，无限上纲，然奏疏既入，旧党言官遂群起而攻之。

旧党言官遂群起而攻之

谏官吴安诗、刘安世、梁焘等相继上疏，论确诗怨谤，乞正其罪。右正言刘安世言“确罪状著明，何待具析”，谏议大夫范祖禹亦言“确之罪恶天下不容”，台谏交章，声震朝堂。高太后得奏，召见宰执，语及蔡确诗事，怒形于色。

相继上疏，论确诗怨谤，乞正其罪

初，神宗病危时，蔡确与邢恕等尝有异谋，欲立神宗同母弟雍王颢或曹王頵为储，事未成，反诬高太后与王珪有废哲宗之意，自谓有策立大功，高太后深衔之。及是，谓宰臣曰：“元丰之末，确自谓有定策大功，妄扇事端”，“吾不忍明言，始托讪上为名逐之耳。”又曰：“办蔡确之罪，只为此人于社稷不利。”

办蔡确之罪，只为此人于社稷不利

高太后之意，不在诗之讥讪与否，而在借机彻底清除新党势力。元祐四年五月，诏蔡确具析，确上辨疏甚详，自陈无讥讪之意，然诏令已下，贬确为光禄卿，分司南京。台谏论之不置，范祖禹言确尚以列卿分务留京，未厌众论，执政议置确于法。

确上辨疏甚详，自陈无讥讪之意，然诏令已下，贬确为光禄卿

中书侍郎范纯仁、尚书左丞王存独以为不可，力争之。文彦博欲贬确岭峤，范纯仁闻之，谓宰相吕大防曰：“此路乾兴以来荆棘近七十年，吾辈开之，恐自不免。”吕大防乃不复言。然高太后意决，越六日，再贬确为英州别驾，新州安置。

再贬确为英州别驾，新州安置

英州即今广东英德，新州即今广东新兴，皆岭南瘴疠之乡，当时贬官至此，十死一生。范纯仁又言于太后曰：“圣朝宜务宽厚，不可以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之过，窜诛大臣。今举动宜为将来法，此事甚不可开端也。”不听。时御史中丞李常、中书舍人彭汝砺、侍御史盛陶皆言以诗罪确非所以厚风俗，亦皆坐贬远州。彭汝砺封还词头，曰“此罗织之渐也”，亦贬知徐州。

圣朝宜务宽厚，不可以语言文字之间，暧昧不明之过，窜诛大臣

蔡确既贬新州，朝议汹汹，旧党中持重者多以为过当。范纯仁谓吕大防曰：“岭南之路长满荆棘七八十年矣，今日重开，日后我们难免有此下场。”高太后闻范纯仁之言，不为所动，其处置蔡确之决心坚不可移。

蔡确既贬新州，朝议汹汹，旧党中持重者多以为过当

高太后尝对大臣曰：“山可移，此州不可移。”其决绝如此。蔡确至新州，仅一爱妾名琵琶者相随，又养一鹦鹉，能学人语，每呼琵琶，敲小钟，鹦鹉即呼其名。未几，琵琶死于瘟疫，蔡确不复敲钟。

蔡确至新州，仅一爱妾名琵琶者相随

一日误击小钟，鹦鹉闻声，又呼琵琶，蔡确触景生情，赋诗曰：“鹦鹉声犹在，琵琶事已非。堪伤江汉水，同去不同归。”其后郁郁成疾，元祐八年正月六日，卒于新州贬所，年五十七。

鹦鹉声犹在，琵琶事已非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八十载：“英州别驾、新州安置蔡确卒……天下莫不冤之。”然《新录》辩曰：“确终坐黜，是吴处厚缴诗事……今删去‘确终止冤’之八十四字。”其史料之歧异，正可见当时党争之激烈与后世评价之不一。

史料之歧异，正可见当时党争之激烈与后世评价之不一

车盖亭诗案虽以蔡确一人之贬谪告一段落，然其连锁反应远未止息。元祐党人借机将新党人物名单罗列上奏，蔡确、吕惠卿、章惇、曾布等变法派官员皆被指为“元丰党人”，并称为奸邪小人，其势力被一网打尽。

元祐党人借机将新党人物名单罗列上奏

此后数年，旧党内部亦分裂为洛、蜀、朔三党，互相攻讦，党争愈演愈烈。至元祐八年高太后崩，哲宗亲政，改元绍圣，起用章惇、蔡卞等新党人士，尽复熙宁新法，对元祐党人展开报复，凡参与车盖亭诗案者，如梁焘贬死化州，刘挚贬死新州，苏轼、苏辙、吕大防等皆流放岭南，其酷烈程度，较之元祐年间有过之而无不及。

尽复熙宁新法，对元祐党人展开报复

新旧党争由政见之争演变为意气之争、权力之争，乃至生死之争，车盖亭诗案实为转折之关键。有论者谓：“乌台诗案只打击了苏轼一个人，而旧党借车盖亭诗案却放翻了新党全体所有人。”此案一开，党争遂入不可收拾之境地，北宋之亡，虽不尽由此，然元气之耗损，实深矣。

新旧党争由政见之争演变为意气之争、权力之争，乃至生死之争，车盖亭诗案实为转折之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