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我从造纸厂捡回了大学梦

我叫老王，是1977年恢复高考的亲历者和受益者，也许没有高考，我只能是车间里的一名操作工，这次高考，我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变化，命运在中断了十一年的高考中发生了改变。

我是1965年9月上的小学，那时杭州的梧桐叶子还郁郁葱葱。谁也没想到，这条求学路让我走出十二年的曲折。

小学原本该读六年，偏巧遇上“秋季改春季”，我多读了半年小学。升初中时，五年级和六年级合并成一届，我是六年级，稀里糊涂就上了中学。初中三年还算完整，可到了该升高中的1975年，又碰上“春季改秋季”，只得在家闲待了半年。最后高中只读了两年。

这样算下来，从背起书包到高中毕业，竟用了整整十二年。母亲有时打趣：“红军长征才走了两年，你读书走了个抗战加解放战争。”我苦笑了，这十二年的收获，总觉得轻飘飘的。

上高中时，教物理的老师是个实在人，第一节课他就搬来一台小型旧电机，把它放在讲台上说道：“从今天起，我们通过它来学力学、热学、电学。”

我们围着那台锈迹斑斑的机器，看着老师拆开它的外壳，老师指着线圈讲电磁感应，指着轴承讲摩擦力学。课本上的公式写在黑板的一角，老师把电机的结构图用蘸了墨的粉笔画在报纸上，挂在黑板的另一侧。

“紧密结合生产实际。”老师总把这句话挂在嘴边。我们学会了绕线圈、换碳刷，知道什么样的电动机省电，但却说不清楚牛顿定律的准确表述。每次考试，题目总是“简述电动机的工作原理”或“画出简单电路图”，最多涉及一两个公式。

化学课更直接，学校后面有块学农试验田，我们测量土壤酸碱度，计算每亩该施多少化肥。至于元素周期表，老师摆摆手：“那个背了没用，知道氨水怎么配就行。”

1976年10月，学校安排我们去杭州一家国营造纸厂学工。我们这群高中生被分到各个车间，我学的是钳工。

工厂很大，空气里飘着纸浆的味道。午饭时，我们和老师傅们蹲在车间外头吃饭盒，吃完饭后，我们几个同学凑在一起玩。也不知谁提起：“听说原料仓库里堆的都是收废品收回的书本，什么书都有。”

我的心跳了一下。

几天后的中午，几个男生离开车间，我们假意去厂区另一头上厕所，绕到了仓库后面，爬上仓库后窗，轻轻地推开没有扣紧的一扇窗户。

仓库里堆着小山般的废纸，扑面而来的霉味刺得嗓子发痒。潮润昏暗的仓库内，纸堆像是被岁月遗忘的坟茔。

大家都散开“淘宝”，有人找到几本连环画，有人翻出过期画报。我在最里的角落，发现一捆用麻绳捆扎的一摞书。绳子已经腐朽，用力一扯就断了。

最上面是一本1963年版的《代数复习》，下面的一本是《物理高考指南》，1964年印的。还有一本化学参考书。三本书都很厚，边角有破损发霉，好在内页还算完整，旁边还散落着几本《收获》杂志。

“你拿这些干嘛？”同学凑过来，“死沉死沉的，还没用。”

我没吭声，脱下外衣，把三本书贴身揣在怀中，用裤腰带固定好。重新穿好衣服后，腹部鼓鼓的，走路时书脊硌着皮肤有点疼。

从窗口钻出仓库，门卫大爷正在听收音机。戏曲声咿咿呀呀，他闭着眼打拍子。我屏住呼吸，蹑手蹑脚地从门口经过，裤腰上的重量变得滚烫。

1977年10月，杭州的梧桐叶已泛黄，报刊和广播传出了恢复高考的消息，杭州城一夜无眠。

我们学校设有高考报名点，每天报名点都排起了长队，队伍里有插队回来的知青，工作几年的工人，退伍军人，还有像我一样的高中毕业生。有个戴眼镜的女同志排着队，手里还拿着一本手抄的数学笔记看着。

这时我才明白那三本书的分量。它们不属于“紧密结合生产实际”的教材，而是系统完整的知识体系，这三本书恰恰是十多年里被拆散、被稀释、被遗忘的东西。

备考只有一个多月，白天我还得去学校上课，那时学校也为备考学生组织复习，收集资料，但由于高考中断时间长，资料少而零乱，缺乏糸统性。每天晚上，我便摊开那些书页发黄的“偷”来之书，用父亲拿回来的记账纸抄重点，做习题。帐纸正面是工厂的流水账，反面就成了我的笔记本。

杭州的梧桐树叶子已枯黄，飘落的枯叶随风在行人道上飞扬窜动。高考考场设在我所在的中学。这天早上，母亲给我煮了两个鸡蛋，让我补补脑子。

考场里，我右侧的大哥额头上已有皱纹，左侧的女生扎着麻花辫，像下乡归来的知青。监考老师分发试卷时，手微微发颤，后来知道，他的儿子也在别的考场参加考试。

数学卷子发下来，看着函数题和几何证明题，我深吸一口气，想起仓库里指尖触到书脊的瞬间。那些在电机旁学到的一知半解，此刻在我的笔下写出了一串串严密的推导。

这年我考上了，“77级”，一个被历史标记的群体。后来知道，那年全国570万人报考，录取27.3万，我是敲开幸运之门的27.3万人中的一员，命运眷顾了我。

去年整理旧物，又翻出那三本书。纸页更脆了，字迹已经淡去。孙子很好奇地翻看着：“爷爷，这书怎么这么旧？”

我告诉他，曾经有段时间，知识被送到造纸厂；也曾经有段时间，有人从纸浆边偷回几本，揣着它走向一个未知的考场。

“您是偷盗……”孙子欲言又止。

我摸摸他的头，没有回答。有些问题，或许需要另一个十二年来理解。

窗外的杭州，梧桐叶黄了又枯了。那些走出1977年秋天的人们，带着不同的故事，走进同一场考试。他们试图在一张试卷上找回失去的青春。

而我知道，当我用裤腰带绑紧那三本书时，绑住的不仅是一个少年的未来，还有一个时代仓促转弯时，不小心掉落的、最珍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