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三大案之“哭庙案”

清顺治十八年，公元1661年2月4日，苏州一百多名秀才聚集在文庙，于孔子画像前哭诉，是为“哭庙”，是苏州地方流传的一种地方习俗。此地繁荣富庶、文风鼎盛，许多秀才都来自于富裕之家，社会地位较高有着一定的社会影响力。在遇到地方政府的不法行为时，他们往往会集合起来，在文庙中孔子画像前哭诉，并以此号召民众向上级官府告发。

他们这次指向的矛头是当时的苏州吴县县令任维初。任维初于1660年12月1日出任吴县县令，上任以来以严刑峻法催收钱粮，严刑拷打之下还将一名乡民活活打死。不仅如此，任维初还监守自盗，盗取常平仓的粮食倒卖，以中饱私囊。他的所作所为自然引起了社会大众的不满，于是当地的秀才们策划了这起哭庙活动。

秀才们在文庙哭诉，鸣钟击鼓，大张声势，很快就聚集了一千多人。之后他们浩浩荡荡的进发到江苏巡抚衙门，请求面见巡抚朱国治，递呈揭帖。揭帖《哭庙文》是当时的名士金圣叹所写，在其生花妙笔之下，把任维初骂的体无完肤。只是巡抚朱国治根本不吃这一套，他当即下令驱赶民众，并抓捕了带头的十余名秀才。在几天后，金圣叹等人也被一并抓获。

朱国治于此事非常震怒，一是任维初是秉持他的意思，再者催收政策是清廷极力推行的。秀才们如此行为，明里是针对任维初，实则为针对他，更是对予朝廷政策的一种抵制。因此，无论于公于私朱国治都要给予闹事的秀才们以严惩。因为顺治帝于1月30日病逝，2月1日哀诏到达苏州，此时正是大丧期间。朱国治在江苏巡抚衙门设灵举哀，大小官员等痛哭三日以示哀悼。此时秀才们哭庙，正好给了朱国治一个定罪的机会。

对于哭庙行为，朱国治将其定以“震惊先帝之灵”的罪名，认为此举是对顺治帝的“大不敬”。这个罪名很重，在封建社会时期属于重罪，名列“十恶不赦”之属，处罚很重。其实在审讯中，任维初已经承认了盗卖粮食之事，但朱国治执意为其脱罪，派人篡改口供，同时还伪造了这批粮食的档案记录，意图掩盖罪行。这里面主要是任维初招供之所以盗卖，是因为朱国治索贿太急所致，这就牵连到了朱国治。

如果朝廷知道此事，朱国治难逃严惩，这就让他起了杀心，因此必欲置金圣叹等人于死地。于“大不敬”的罪名外，朱国治还向清廷上疏，称这些秀才们“抗打朝廷命官”、“匿名揭帖”、“聚众倡乱”、“抗纳钱粮”。兵饷之所以收不上来，全赖苏州抗税，而其中吴县尤盛，坚决抗税不缴。而县令任维初严格执法，催缴拖欠钱粮，竟然遭到当地民众的诬陷和诽谤。

非但如此，这些秀才们竟然在为先帝哀悼时肆无忌惮的游行集会、聚众示威，实属罪大恶极。而且县令虽小，却也是朝廷命官，怎么能够任由这些人肆意污蔑诽谤。他们根本是眼中没有朝廷，这是想要造反。对于任维初盗卖官粮之事，朱国治称只有吴县粮仓总管一人口供而并无实据，以此掩饰。最后在奏折中，朱国治请求严惩这些闹事的士子。

在收到朱国治的奏折后，清廷派下来专案组进行调查。但在审讯中奇怪的是，作为被告的任维初根本就没有出庭。在审讯中，一旦士子们提及任维初贪污一事，专案组就说问的是谋反的事，扯什么卖粮的事，对秀才们连连动刑，态度一目了然。最终，专案组和朱国治共议上奏，说秀才们非法集会、聚众闹事、图谋造反，建议将倪用宾、金圣叹等十八人立即斩首；而吴县粮仓总管作假口供，免职并打三十棍；任维初无过，免除调查。

这个报告递上去之后，清廷基本上同意了这个处置方案。任维初官复原职，倪用宾、金圣叹等十八人于当年七月从十三日被处斩。这起事件本身而言，任维初滥用酷刑草菅人命，还盗卖官粮，实属重罪。而朱国治也有牵连，按大清律令死罪也算得上。如此情况之下，清廷对于此事不可能不清楚，这个结果只能是有意为之。

对于钱粮的催收，按照常理来说是无可厚非的。原本是欠钱还钱，天经地义的，但实际情况却要复杂得多。当时拖欠上缴钱粮的问题，在明代就已存在了。对于税收，很多人不愿意交，因为江南为富庶之地，税赋较重。因此为了尽快收上来一些，官府多采取打折收取，余下为欠款。但欠款也不是说就可以永远拖欠，还是要收。可当时一旦催缴的急了，有人就要闹事了，也就是哭庙之类的。明王朝对于这种事情基本上没有办法，最后大多也只能是不了了之。

清廷入关之后，废除明末三饷，宣布以万历年间的税薄为准征收税赋。对于江南等地，为了收服人心，特以半数征收。就是这样，江南士绅们还是如同前明时期那样，打折缴纳，积年下来也是拖欠不少。但地方初定，清廷不想激化事态，姑且采取了隐忍的态度。但在局势稳定后，特别是在郑成功北伐时，江南士绅们态度暧昧，这就让清廷决心解决这个历史的顽疾。

明末士绅们闹事之所以能够取得成效，大多因为官府上上下下很多官员都和他们有着这样那样的关联，因此多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从而使得他们的哭庙活动往往能够成功，也许他们认为在清代可以同样如此。但清廷和明廷不一样，作为异族统治者，他们不必考虑这些。比如朱国治本身就是镶黄旗，深知清廷意图，因此才敢于痛下杀手。或许在此事之后，江南士绅们才真正感受到了亡国之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