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布言：天教本质是上天对平等秩序的教化

宗教与科学是和谐的，因为它们的目的一致，都是要让人性向善。宗教是教化和约束，科学则是方法和路径。墨子看到了这一点，因此墨学一开始就把宗教与科学融为一体，互不抵触，成为墨学的一体两面。天教乃是上帝或上天的教化。其教化内容就是爱。孔子接受西周宗法等级礼制思想，主张教化仁爱。仁爱受制于血缘限度，其原则是亲亲尊尊，倾向于爱长者尊者，有利于长者尊者维持统治秩序和利益向长者尊者单向输送。老子反其道而行之，反对孔子仁义说教，主张慈爱，倾向于长者尊者关爱晚辈和位卑者。老子和孔子都有所不明，故而偏于一面。墨子弃之，遵从上帝兼爱天下人教旨，认定人与人之间应该平等互爱互利，故而主张“兼相爱，交相利”。别墨一派名家则进一步扩展墨子兼爱思想，故而惠施主张“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以上就是天教各派的爱的教化的宗旨。虽然教化内容的广度和深度不同，但都以天或上帝名义实行教化。仁爱和慈爱都包容于兼爱之中予以统一完成。尽管它们包含的各种爱的样式各个不同，但不妨碍兼爱包含它们所具有的全部样式。别墨一派进一步扩展兼爱思想，把爱的对象扩张到天地万物。爱的样式进一步增加，包含了对非人事物的爱的样式。

亚洲臭名昭著的三大种姓文化——儒家的宗法等级礼制、印度婆罗门教种姓制度、伊斯兰宗教等级制——及其等级秩序和制度乃是社会进步的重大障碍。这三者又以印度婆罗门教的等级秩序和制度比较繁复和坚韧。佛教虽然反对婆罗门教，讲究众生平等。但这不是人格及其人之为人的权利平等，而是所有生命及其有情者的六道轮回平等，亦即每个人、动物、生物都处于六道轮回之中，处于轮回中的不同的各生命阶段。不同种姓的人又处于轮回生命的细分阶段。所有的生命都奔向最后的解脱，即进入轮回终止的永恒的涅槃之静寂状态。人世间的修炼无非是加速这一进程，尽早涅槃静灭。所以印度哲学除了追求解脱，无非就是为种姓制度张本和劝说人们认命。人类第一次提出人格和权利平等思想的是墨子。墨子普世平等思想的西传，促进了基督教的诞生，也促进了斯多亚世界和平等精神的产生。《墨子》十论成书于墨子生平活跃期，公元5世纪中后叶，远早于圣经《旧约》。《新约》就更完了，成书已经是公元后的事情了。除了摩西十诫部分内容比较早外，《旧约》和《新约》的一些重要思想例如“爱人如己”（利未记19：18）、“爱邻人如己”（路加福音第10章27）可能来自于墨子兼爱之爱人若己。甚至《创世记》、人与上帝立约也可能受到《墨子 天志》创世和“君，臣萌（民）通约”思想的启发。这种影响可能发生在亚历山大大帝东征之后。亚历山大东征以后，不仅出现了斯多亚学派的世界主义和平等主义思想，还出现了耶稣（耶稣出生木匠世家，而墨子也是木匠大师；耶稣极有可能是墨子的西方再传弟子）的基督教及其爱人如己思想。这绝非偶然。中国人最大的遗憾和悲哀就在于在儒家和佛教无神论思想的冲击和浸染下渐渐忘记了华夏祖先的上帝信仰和辉煌思想，忘记了华夏之端乃天教之始。即，华夏文明萌生（肇始和起源）于天帝教化。

等级固化形成权利不平等的阶级，等级在权利平等（自由）的条件限制下形成人员可上下自由流动的阶层。古代社会不平等秩序下的等级概念与现代自由平等秩序下的等级概念是截然不同的，古代等级内含了权利不平等，在规则和潜规则之下明里暗里或多或少都有某种世袭制或世袭性质，维持等级固化而形成阶级。例如，“封妻荫子”制度是明文规定的公开规则、“朝中无人莫做官”是暗里的潜规则。现代文明社会的等级概念下，人之为人的权利平等，每个人不但先天命运或天命平等，而且根据自身的经验条件和努力可以改变自己的后天命运或时命，从而有机会实现阶层越升，甚至从社会最底层上升到最高层；反之则也有可能从社会顶层跌落底层。而且，古代等级在规则和潜规则的规定下必然形成一种结构性的制度和阶层身份固定后的划分和区别，名为等级制。例如，西周封建社会下礼制或宗法等级制。现代等级只是一种临时的阶层身份的划分和区别，并不因为某种规则或潜规则而形成某种结构性的制度。因此，当我们说等级制时，一定是有所指的，其中必然内含了权利不平等、阶层固化（能升不降）或具有世袭性质的阶层固化的等级。现代社会只有等级概念，没有等级制概念。有人说古代科举制度是一种打破不平等的学酬制度。其实这是缺乏条件思维的表现，完全是脱离历史环境条件的想当然：（甲）首先科举制度的大背景是等级制度和愚民政策（“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与落后的农业经济。能够读书且有经济条件读书的人实在少之又少，也就是那些处于社会上层的富家弟子。例如，1907年清政府为筹备立宪，在《九年预备立宪逐年筹备事宜清单》中计划到1915年让识字率达到1%。而且识字是个极低标准，会写名字或认识几个或几十个字就算识字人口。这部分人虽然识字，却不能读书。另外，1909年学部统计显示全国粗通文墨者约300万人，占总人口0.75%。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文盲率高达85%以上（根据1953年中央扫除文盲工作委员会发布的《关于扫盲标准、扫盲毕业考试等暂行办法的通知》，将文盲界定为‌不识字或识字量少于500字的成年人‌）。而且这还是推翻家天下及其等级制后民国实行几十年义务教育的结果。由此历史一斑，我们足以窥见科举效用的历史全貌。（乙）古代能读的书或能读到的书少之又少，基本就剩四书五经及其衍生物了（老庄可能只有官员可读，而且所读版本是按照儒家思想被删改过的）。像样的哲学、科学、经济、艺术等门类书籍的几乎没有。例如，《墨子》几乎失传、晋鲁胜《墨辩注》佚失。（丙）科学考试内容非常狭窄，几乎就是儒家经典。主要内容不出四书五经。儒术即儒家，是教化之术，教人顺从，服从等级制度下等级秩序及其行为规范。其核心观念是亲亲尊尊，移孝作忠。因此，儒家学说是一种德行伦理，一系列的行为规范，是基于对个人行为符合礼制规范之感性审美的生命情感体验。不需要理性、逻辑和独立思考。没有理性思维超越经验限度诸如血缘、身份、性别的限制，不可能有平等意识。没有逻辑思辨，也不可能对它做出有说服力的论证。没有摆脱人身依附都独立自主精神，就不可能从事独立自主的思考。（丁）科举考试只是投名状，主要用于检验考生对儒家文化的理解，是否有孝忠顺从的真心实意。除了那些擅长文彩诗词歌赋的孝忠者，不可能选拔出人格独立的人才。严格的哲学与科学不是文彩和辞藻见长而是以严谨和逻辑著称的。总之，科举制度并没有给中国带来权利和秩序平等，它因它所拣选出来的所谓的人才反而加剧和巩固了不平等。

历史实事证明，科举制度执行的时间越久，思想意识形态就越狭隘，社会精神面貌就越落后。那些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人才”无一不是奴性十足、孝忠君王的犬儒。这些“人才”是为君主独制服务的，不是为人民权益服务的。这些深谙儒术者从来没有平等与共和精神，从来为平民百姓争取过哪怕丝毫的自由和权利？更遑论系统性的建构和论证民主制度了！即便在明末清初西学东进之际，也不过只言片语地说了几句类似屈君伸民、诸如以理杀人的话而已。关键在于儒家伦理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因为它停留在动物王和血缘本能（基于基因的本能意识）之伦理阶段，其思想观念中没有平等、自由、权利、民主的种子，不可能从它自身中生长出这些异己的胚芽茎叶。除非要么来一场全面持久的先秦思想文化复兴运动，要么遭受一场强烈持久的外来事件及其思想文化的冲击。祖上具有才能，修养好，做出贡献不等于后代必然具有才能，修养好，能够做出类似贡献。如果真是这样，历史上也就不会出现王朝更替循环了；也不会出现名门望族衰落了。

这里要特别强调一点：平等不是经验条件的平均。有些人，要么出于无知，要么出于坏意图，故意用经验条件的平均来曲解平等。平等一般是指先天的或先验的因素或条件的平等。在这个前提之下，平等则包含了经验因素或条件的不可平均。这是人之为人或人格的绝对必然性，包含在人的本质或本性之中。例如，那些作为人的尊严的天赋权利。经验条件的不可平均也包含在天赋权利之中，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平均主义是指后天的不可平均的经验因素或条件也被强行作平均化处理。例如，年龄、阅历和生活经验的多寡、身高、天赋能力、勤奋程度等。简言之，平等是人格和先天权利的平等。其中包含了那些不可平均的经验因素或条件的不得平均的权利。这是人人一致，任何人不多也不少于任何人的。平均是指把那些不可平均的经验条件被强行平均。例如，把凭借劳动和能力的合法收入强行平均。

最近英国议会投票表决废除上议院世袭贵族席位确实是适应了现代社会教育普遍化的形势和状况。几百年前读书和教育机会被少数贵族占有和垄断，使他们具有广阔的知识视野和丰富的人生经验，相比之下比那些缺少读书和教育机会的普罗大众也确实能够拥有一种开明的心态，为社会和国家建设提出更多有见识到意见，做出更多的有益贡献。当然，笼统地说，贵族并不都是于国于民有益的，也做了不少坏事，也有尸位素餐者。如今的现实是，教育已经普及，人人都有读书和教育以及自我教育的机会，应该从更大乃至最大的基数人口中选拔出更具有才华和卓越能力的议会代表来作为代理人直接参与社会和国家治理。同时也体现出人类普遍的人格及其权利和机会平等，让那些最优秀的人才能够有平等机会处于社会和国家的岗位的最上层。某些贵族确实歪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做出了特殊贡献，但不等于其他人在同等机会和条件下就无法企及。历史上，许多出生和身份低贱者一但有了施展才华和抱负的机会，释放出巨大能量，做出重大贡献的不在小数。近现代之所以西方文明成为强势文明，碾压其它文明，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最先萌发平等、自由、权利、民主意识，并最先以这种精神摸索制度建设，最先向所有人包括既有贵族和普罗大众最大限度地开放权利和机会，在各行各业充分发挥专业人才优势，所有人各尽其能各胜其职，最大限度地减少人才和人力资源浪费，使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达到空前的繁荣。独尊绝异以后，中国历朝历代人口众多，地大物博，却鲜有创造性发现和突出的哲学科学人才涌现和重大贡献，实在是思想被禁锢，创造力被扼杀，人才被埋没，人力资源被浪费的必然结果。由此进一步看出，科举制度对社会和民族没有进步意义，只有负面作用：一是因为科举考试内容极其有限，狭隘，负面，只能为统治者选拔忠实奴才；二是科举考试基数人口有限，只有那些衣食无忧的富家子弟才有机会。这两个方面正好是矛盾的。后者阻碍了更加有才能的奴才被筛选出来。科举制度唯一的价值就是它的空洞形式，为后世提供了唯一公平竞争上位的方法和路径。

儒家那种宗法等级礼制所暗含的人格和权利不平等，只需稍加反思分析（换位思考和中立判断）就能将其突显出来。例如，孔子以攘羊而父子相隐为道德（“直”）并加以宣扬（这种事情从血亲情感来看，情有可原，但绝不能视作道德而予以高扬）；孟子以“窃负而逃”、“封象有庳”为孝道至善而予以褒扬。他们都忽略甚至无视了受害方应当享有的平等权利：被偷羊者的财产权、被杀者儿子的行孝权、劳动者的劳动所得权。由此足以看出，如果爱人不是建立在人格和权利平等的基础上，那实行的后果不仅不是爱人，反而是害人。这就是墨子洞察差等之爱是社会之乱的根源而采取兼以易别措施的本质原因。

儒家的仁爱伦理原则是亲亲尊尊，受制于诸如血缘、情感之类的经验限度。然而，亲亲尊尊并不是什么难以做到的事情，前人类动物时代以来一直都是这样的。因此，亲亲尊尊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基因于遗传基因的自然本能。难就难在动用理性，超越基因和血缘与情感这样的经验限度，超越自然本能或动物伦理，进入爱人若己的境界和状态。一般动物没有理性能力，所以不可能超越经验限度诸如血缘、情感之类的经验事物的限制，从而超越和扬弃亲亲尊尊，把亲亲尊尊纳入爱人如己的平等的精神和秩序中予以统一完成。

禽兽怎么无父无君？狮群有狮王，猴群有猴王，狮王猴王都在繁衍后代传播基因。儒家用停留在动物阶段的动物伦理来规范人类行为，实际是把自己当做禽兽。兼爱视人若己，实际上是把亲亲仁爱纳入普遍的人类之爱中予以统一实现，平等爱人并没有减少对父母的爱。否则，爱人如己，爱人之亲若己亲，就无法成立。心无竭爱。爱是无限的（boundless love），不可枯竭的。但要注意区分不同样式的爱，关爱、敬爱、亲爱、性爱、宠爱……各自适用不同的对象和范围，不能像儒家那样不加区分地爱和看待爱。如此来否定兼爱，平等互爱。对家人的爱和对陌生人的爱与对动物的爱并不相同。对家人的爱首先包含了对陌生人的爱，视之为人格与权利之平等的一员。对陌生人之爱是理性的，超越血缘和情感限度的。其次对家人的爱又多了一些内容：除了理性，还有义务的，情感的（感性审美的）内容。这些内容因为有理性存在，又被限制在法制和私人领域内，不致于越界侵犯陌生人权益。这就是非攻不侵犯原则。墨子不但不反对，反而支持社会分工，分层，支持社会管理层合理存在和合理收入，但反对“不与其劳而获其实”，反对儒家借宗法等级礼乐制度“亏暴夺民衣食之财”，供统治者奢靡享乐，助长好大喜功、奢靡浪费之风。精神之利是无限的，平等之爱足以给人以平等之人格和权利。物质之利是有限的，故而必将以能能利之，以近及远。平等之爱足以劝人与其劳，交相利。杨朱主张“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孟子断章取义，只看前半句，不看后半句。有意歪曲杨朱。殊不知，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每个人正当合法利己的同时，也必然利他。否则，作为社会存在的个人就无法生存。其实，这就是看不见的手。其中隐含了人人与其劳，交相利思想。利己与利他从来不是对立冲突的，而是双向的，相辅相成的。儒家视之为冲突，以一己私心，以亲亲尊尊为原则来设计宗法等级礼制秩序，明里暗地搞利益单向输送。纯粹是动物思维。究竟谁是禽兽一目了然。动物有平等互爱的道德理想吗？动物懂得人人与其劳，交相利吗？世人不要鹦鹉学舌，拿那些陈芝麻烂谷子来说事了，好好去读读原著和哲学经典，做一些独立思考和思辨吧。

兼爱与仁爱来源和普遍性不一样。兼爱来自于上天兼爱所有天下人，故而上天要求天下人兼相爱交相利，超越血缘限度，是神教或天教之爱，是天神的教化。仁爱来源于动物经验，受限于血缘限度，属于经验主义，是基因于血缘的宗教之爱，是狭义的儒家宗法教化（用宗教翻译神教religion并不准确）。兼爱具有社会普遍性，仁爱具有私域普遍性。也就是说，仁爱的普遍性不是普遍的平等爱，只不过是在私域范围内人人都这么干的普遍性，也有权利这么干的普遍性。但不能越出私域空间去施行，否则必然侵犯他人权益。兼爱的普遍性在于：首先它是不可逾越的底线。人人必须这么做，即便在私域空间也不可违背。这就是非攻原则。其次在保守底线原则或非攻原则的基础上，人人有追求道德高标的权利，他人不得干涉和非议，尽管你可以拒绝别人的出于爱心的爱行。出于爱心的爱是精神之利，不可枯竭。不能把它等同于物质之利。等同于物质之利，就等于把爱和爱心经验化了，则陷入经验主义。兼爱需要理性思维超越经验限度才可以理解，把思维固限于经验条件诸如血缘、情感、地位、物质等，自然得出仁爱更加现实，符合实际，从一般动物到人都是这么干的。但很难理解神教或天教的超越性的兼爱。一般动物肯定理解不了，因为它们天生没有理性潜能，人若不动用自己的潜能也理解不了。所以两者的境界不一样：兼爱是无限度的博爱boundless love，是来自天上的至大圣爱：仁爱是有条件有限度的血亲之爱，bounded/Limited/Conditional love，是来自地上了小爱。天经地义。用来自天上的大爱管住来自地上的小爱，才能非攻，才能不侵犯他者权益。

兼爱是一超验的理性原则，更具抽象性和普遍性，它包含了陌生人和熟人伦理原则于一身。仁爱是一具体的经验原则，受制于血缘或熟人乃至情感限度。相对而言，任何具体原则必须服从更加抽象和普遍的原则，具体原则必须融通于普遍原则才能畅行不悖，仁爱必须融通于兼爱，于兼爱中统一完成，才能既亲亲尊尊，完成感性审美的生命情感体验，又不违反普遍的道德原则从而侵犯他人正当权益。这就像自然科学一样，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是更加抽象和普遍的规律，任何物理和化学的变化都不能违反它。只能再它的规范下去实现各自的具体规律。倘若强行把具体的经验的仁爱原则凌驾于抽象的理性的或超验的兼爱原则之上，难免会有违反自然法或公义的侵权行为发生。从自然世界来看，一般动物执行的是受制于血缘限度的经验原则，即亲亲尊尊，它们也只能如此。人类不同于此且高于此，也只有人类具有理性能力能够超越一般动物的自然本能，从而能够扬弃和超越动物伦理，具有更加抽象和普遍的理性原则来规范自身行为。因此，人类才具有作为万物灵长尊严的理想性和道德性。兼爱并不是否定偏私的仁爱（墨家主张“义可厚则厚，义可薄则薄之伦理次序”、“父慈子孝、兄友弟悌、君惠臣忠”，这说明爱的样式或性质的多样性及其适用的对象不同；但墨家对孝、忠等德性概念的定义不同于儒家），而是反对仁爱偏私越界，——诸如世袭制、阶层固化、“不与其劳而获其实”、“亏夺民衣食之财”，等等——把它限制在合理合法的范围内，不致于侵犯他人正当权益，损人利己。事实上，一般动物只有伦理原则，没有道德原则。亲亲相隐以为直是把一般动物的伦理原则错误地当做了道德原则。封象有庳是从吃空饷，不与其劳而获其实。窃负而逃不是基于人伦亲情的保持沉默（作为保守的亲亲相隐是被法律允许的），而是作伪助逃，包屁犯罪。由此可以看出，仁爱之亲亲尊尊才是一般动物或禽兽的伦理表现，而理性超验的兼爱才是扬弃、超越和脱离动物伦理的道德表现。仁爱之偏私的情感和心理成为主流的文化及其心理史观乃是数千年来，中国血亲腐败远远高于其它文化和心理史观的根本原因。每个中国人都是儒家文化下的蛋，不除儒家文化，血亲腐败就不绝。其实，只要稍加反思地提问，问题就解决：当你遇到不公或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你是主张法律维护仁爱还是兼爱？当你看病的时候，是否希望医生视人若己，像治疗自己和自己亲人一样治疗你？以兼爱来克服仁爱之偏私的情感和心理，把它限制在法制所允许的范围内乃是人类的永恒话题和制度建设。

孟子讲“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这是为人父母的积极条件和动力因。如果我们稍稍反思一下，就能明白：除了这些，还有消极的非攻或不侵犯因素即无障碍因作为前提条件才能成就一本。这就是二本。为人父母者至少其（自由）恋爱和婚姻的权利、孕育和养育子女的权利、自养和孕养育子女的衣食财产权利等不被侵犯才能成就其为人父母者。墨子兼以易别，主张非攻其目的正是为了保全二本，成就一本。墨子主张节葬，反对厚葬久丧目的也是为了安生生，防止以死人之“利”侵生人之利，以二本成全一本。兼爱所蕴涵的平等实乃人格和权利的平等，以打破仁爱所蕴涵的人格和权利的不平等，从而以平等秩序及其人际关系的平等打破不平等秩序及其人际关系的不平等。另外墨子将视人若己，视人之亲若己亲，而不是说视己若人，视己亲若人之亲。我们来看看王阳明是如何曲解的：“墨氏兼爱无差等，将自家父子兄弟与途人一般看，便自没了发端处；不抽芽，便知得他无根，便不是生生不息，安得谓之仁？孝弟为仁之本，却是仁理从里面发生出来。”试问：倘若人不爱己，不爱己亲，如何能爱人若己，爱人之亲若己亲？不但实践强不可能，命题本身也无法成立。人一定是爱己爱己亲，且没有任何减少，才能成就爱人若己，爱人之亲若己亲吧！才能成全这样的命题吧！道德本义和理想莫过于此，至于具体的道德实践岂能不由“施由近始”，“施由亲始”？人是有限存在，非有三头六臂，更非无限的上帝人格和权利平等并不否定道德实践的先后、厚薄、义务和权利对等。反之，道德实践的先后、厚薄、义务和权利对等却不能否定人格和权利的平等，从而能够侵犯他者的权利。从历史上看，儒家对仁爱的辩护，越来越像是把仁爱当做兼爱了，反而把兼爱歪曲偷换成别的什么东西来加以抨击了。除了爱心无限不竭，可以救济天下人，难道墨子相信一粒米一滴水可以救济天下人呼？

德性（道德本性或本质）是道德行为即德行的本质原理。所有的德行都必然出自德性。一个人因为始终具有出自德性的德行而被德性占有，从而具有德性。德性作为德行的本质原理或德行真理是一，而德行却具有多种样式或形式。合乎德性的行为才是德行。依着葫芦画瓢（把从中间切开的半个葫芦倒扣在画面上，画笔沿着葫芦切口边缘描摹）。如果撇开德性而为行为设置技术规范或操作程序，然后按照这种僵化的规范教条亦步亦趋地去模仿，犹如依着葫芦画瓢，虽然行为看上去像是出自德性的德行，而实际却未必是真正的合乎德性的德行。反而有时却是违反德性法则的败坏行为。就像一个农民并不知道植物乃至水稻的生长原理，只要按照祖祖辈辈的行为习惯或经验技术（操作程序）按部就班地去操作，也能有所收获一样。所有的爱行都必出自爱心。爱心是爱行的德性原理。一个人因为始终具有出自爱心的爱行而被爱心占有，从而具有爱心德性。爱心就是心有所诚，即真诚地对待自己所爱的对象。爱心是一，爱行却有多种样式或形式。关爱是真诚地关怀人；敬爱是真诚地尊敬人；亲爱是真诚地亲近人；宠爱是真诚喜欢……。只有出自德性的行为才是真正的德行，只有出自爱心德性的行为才是真正的爱行。这就是墨子的志功相从律。如果行为本身是合乎德性的意愿或意志的结果，那么该行为本身就必然是合乎德性的意愿或意志的出发点和目的。因此，该行为本身就是合乎德性的。暂且不论行为的最终结果如何，哪怕其结果未必符合那合乎德性的意愿或意志。志功相从律既可以用于引起大结局的大开大合的端末，也可以用于其中的阶段性的中间环节。

人间就是苦狱，人生就是炼狱。苦厄伴随人生，如影随形。那些宣扬天命宿命论和假设彼岸地狱或火狱的人和宗教，无非是教化自己和他人忘记这人间苦狱——统治阶级造就并把自己也陷入其中——从而相信当下世界的苦乃是原罪和前世定的命运。同时通过对彼岸世界的苦的想象，来掩盖当下世界的苦难深重。要想获得好的回报，不需要反抗，只需要按照他们的意旨（坏意图）去做就行了（顺从世间的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独立宣言》是美国建国的纲领性文件。其思想主体来自于基督教和希腊斯多亚学派，明确提出了自然权利平等思想。其天赋权利核心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这三项权利由杰斐逊提出，继承了洛克思想，却将“财产权”替换为笼统的“追求幸福权”。这种替换里面隐藏了西方殖民者的难言之隐：他们所谓的幸福是建立在对印第安人的财产土地及其附属物掠夺基础之上的。生命权、自由权、追求幸福权在道德上都说得过去，即便是殖民者，但唯有财产权说不过去。因为任何人群必须承认，土地以及其之上附属物的归属乃是依据“谁先占有，谁先开垦，就归属于谁”原则来裁定的。